作者徐江伟
大禹是“三代”之首夏王朝的创建者，关于其所从来地，《诗经·商颂·长发》说得明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他来自一个居高临下，可以俯视“下土方”的地方。注意，三代统治者皆有奇怪的“下土方”的观念！
三代皆有“下土方”观念
《诗经》中的“洪水”都不是降雨引起的水灾，而是指“天水”或曰“神水”。古羌藏语把“天神”叫作“hong”，正是“洪”的原始本义，故帝王之死也叫“薨”（hōng）。
“敷”（fū）的本义是施加、给予。郑笺注曰：“正四方，定诸夏。”也就是军事征服、改朝换代。古人是用下泄的洪水来比喻夏禹部族不可阻挡的军事征服，与水灾没有任何关系。
但后来，此“洪水”被儒家演绎成了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正是传统文明史的荒诞之处，或曰中国历史的悲哀。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古帝先王都是原始苯教背景，他们对各种自然力都充满了敬畏，游牧民族对自然之水更是充满了崇拜，绝不会产生“治水”的冲动，并且，凭当时人的简陋工具，根本就没有可能对黄河之水进行“堵”或者“疏”，历史记载一再表明，夏禹的行为都是关于征服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关于水利的土木工程。
这个“下土方”中有夏禹部族民族背景的信息，因为这是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藏人延续至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青藏高原上的地名都是用上、下来标识的，其次是前、后，藏人不习惯用左、右来标识，也不习惯用东、西、南、北之类的方位命名。这应该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青藏高原被重重大山深沟分隔着，他们夏天放牧在高山之上，冬天就回到谷底避寒，要么居于高处，要么居于低谷，左右与方位都是不重要的。他们这种表达习惯应该还与原始苯教密切有关，在苯教观念里，天地万物都要分出高低贵贱，否则一切都将得不到安宁。“高”就是尊贵，因为离天神更近，“下”就是低贱，因为被踩在了脚下。
藏语的“上”也读作“yar”，正是“尭”（尧）的读音的来源。藏语“上”又叫“stod”，吐蕃之“吐”是也，吐蕃就是“最上等的蕃族”的意思。藏语“高原”叫“吐萨”；藏语“西藏”叫“吐拉”，都有“上”的意思在里面。
藏语的“尧”“吐”也指“河流的上游”，例如，把日喀则以西地区叫作“吐”（stod），称那里的藏人为“吐巴”（stod-pa），因为青藏高原东低西高，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地流。苯教对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的崇拜，亦与它们处在的位置有关，在青藏高原的最“上部”。
藏语把“东”叫作“下”（ཤར་拼音转写xhar），因为青藏高原的东缘就是落差达到三、四千米的成都平原。藏语的“东”就是由“下”转义而来的。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山下是一片雪山滋润的丰茂草原，匈奴语叫“夏尔塔拉”，意为“下部之草原”，这是相对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而言的，这两大草原一上一下，海拔相差约三千米。这“匈奴”与“羌”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当还活动在青海湖周边的时候通常叫“羌”，下到祁连山脚就叫“匈奴”了。历史上“夏尔塔拉”始终是匈奴单于的牙帐驻扎地。
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不管是从哪一条路径下来，都会有一种从高天飞落的感觉，军事征服一旦成功，他们都会产生天神下凡般的自豪感，这是高原环境和宗教观念双重作用的结果。
当然，古人没有“海拔”的观念，这是近代才有的，更不知道自己来自“世界屋脊”，但他们可以通过河水的流向得知到达之地高还是低，得知他们在走一条下降之路，越走故乡就变得越高，就像云朵在高天一般，一种“降落”的感觉便会产生出来。
下土方之“方”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都画成“刀”与“弓”的结合体，与“国”同义。这个“下土方”就指当时青藏高原东部长江流域分布着的大大小小的世袭王国，洪流所到之处要么称臣，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种选择。
青藏高原深处的游牧民族顺流而下，到长江流域建立奴隶制王国的情形，并不是从夏禹才开始的，考古显示，如此情形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些统治者都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他们说的可能也是同一种语言，如此才会有“诸夏”之称，就是“众多的夏王国”的意思，他们早已存在，有的可能已经存在了数百甚至上千年，这时他们都以夏禹为“天子”了，成了夏王朝臣属，须定时纳贡，他们之间的尊卑位次也被重新排过，一个新的“礼制”体系产生出来。
夏禹最后是达到了“奄有下土”的地步，对此除了持续不断的征服之外不会有其他途径。通过某种土木工程建立巨大帝国的例子，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来。希望通过“治水”赢得民心，被拥戴，登上王位，这只是儒家的一种空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掩盖真实的历史。
夏禹很可能死并葬在了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那里是真正的江南水乡，没有记载他在那里有“治水”行为，古籍只说他在会稽山上祭天以号令诸侯，有“白部大人”拒绝来陪祭，大禹发兵击杀之，“其骨节专车”，用他的骨头来装饰自己的战车，这是征服行为，与治水毫无关系。
夏禹又称“戎禹”，以“戎”自称在青藏高原上依然存在，就是“嘉绒”藏族。《礼记・王制》：戎人“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夏禹既然是游猎民族出身，自然不喜欢定居，更不可能为不熟悉的农耕到处去“治水”。
更为重要的是，有“下土方”观念的不只有夏禹部族，从三皇五帝到商、周、秦，几乎都有这种观念。《尚书·舜典》：“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尚书·周书·金縢》：“（武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诗经》中，以“上天”对“下土”的诗句更是常见，例如，《国风·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小雅·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都是这样以“上天”指称祖先所从来地，用“下土”称自己的世袭封土。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古帝先王都是从青藏高原上迁徙下来的，否则，就不会有这种奇特的地理观念。世居平原地区的农耕定居民族怎么可能产生这种观念？
笔者以为，从极为遥远的史前时代起，就有古羌藏类游牧民族从青藏高原深处涌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所到之处建立奴隶主王国，此情此景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数千年不变的图景！
冷兵器时代有一个规律：自然条件越优越的地方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征服力量，自然条件越优越就越难逃被征服、被奴役的命运。比如，气候温暖，植皮茂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的土著人只需稍加努力多垦殖一点，土地上多付出一点劳动，就有吃的了，再不济，去湖浜浅滩中摸螺拾蚌也能对付很长一段时间，不至于饿死。如此，他们怎么可能产生远徙的冲动，怎么可能举族踏上生死未卜的迁徙征战之路？再比如，南中国热带丛林地区，物产如此丰饶，随处采一点香蕉之类的果子吃就不会饿死，更无冻毙之忧，那里的土著人怎么可能产生决绝的勇气，走上血腥残酷的杀伐之路？农耕定居民族都不喜欢挪动，否则在原有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将付之东流，平时积累的生存经验将一无用处，故他们喜欢安定。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几乎没有胜算。笔者称之为“自然条件的制约”或曰“自然资源的诅咒”。如此情形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一直延续着，直到步入火枪时代才戛然而止，从此一切都逆转了！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型国家的出现，贵贱等级的极大分化，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唯一途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明是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民族奴役、继而民族融合，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真实。这些都基于人性，基于人类从弱肉强食动物世界走来的前提条件。
甘南夏河县境内的“十”字符古城。古城建在夏河流经的台地上，无法考证建于何时，但唐初肯定已经存在。它的奇特之处是城郭外形就是一个代表征服的“十”字符，这个符号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就已常见。古城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桑科草原。注意“夏河”这个地名，亦叫“桑（商）曲”，说明这里可能曾是夏禹部族的大本营所在，后又成了商汤部族的大本营。
青藏高原上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青藏高原是一片寒冷荒凉、空气稀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但近代考古显示，在遥远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今天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形成共识：这片广阔高原在人类的史前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今年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发布“重大科研成果”，题为《四万年前人类就登上了青藏高原》，文中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在藏北的羌塘高原深处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命名为“尼阿底遗址”，海拔4600米，发掘证实4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生活。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石制品分布密集，地层堆积连续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历史的认知。
羌塘高原尼阿底遗址的地理位置。藏语把“北方”叫作“qiong”，羌塘就是“北方草原”的意思，此地现在是荒漠地带，成了无有放牧的无人区。
尼阿底遗址地表下1.7米发现的古人类制作的石器。属于一种独特的制作技术，代表着石器技术的一个高峰，由于特征鲜明对古人类迁徙具有识别作用。同样特征的石器在内蒙古东部、西伯利亚、西亚、欧洲都有大量发现。
尼阿底遗址发掘现场
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人类曾数次走出非洲，之后就遍布了欧亚大陆。但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走出非洲的时候是猿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类人猿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代人类的历史，有证据支持的不到2万年，成系统的活动遗迹也就1万年左右。这个一万年最是关键，就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
人类文明的起源应与气候环境的改变有关，这有逻辑的合理性，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是一种在自然环境的倒逼中进化而来的生灵，人类文明的突然起源必与气候环境促使有关，不可能是人类自发自主的结果。
由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笔者曾这样推测，他们应该有过一个共同的“祖地”，这应该是一块很大的陆地，能提供了他们上万年的分化、发展时间，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以及语言为什么如此相似，如此类同。这个地方在哪里？笔者以为，只有青藏高原最是符合作为“祖地”的各种条件。
首先，这个“祖地”要足够的大。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对此可以从猕猴习性中得到印证。人类没有虎豹那样的獠牙和利爪，无法单独抵御猛兽的攻击，在自然界中，要想与猛兽为邻，生存下来，唯一办法是群居，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对付猛兽。古人类即使不断繁衍，扩大了分布的范围，也不会离得太远，必以一个中心为依托，分散在周围。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祖地”。这就要求“祖地”足够大，青藏高原是足够大的。
其次，必须能给出一个分离的契机。这就是青藏高原的适时抬升，或者是雪线的突然下降。这会使气候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变得日益严酷，可供生存的范围越来越小，各种血缘集团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就会越演越烈。
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上都发生进化，以适应随时要战斗，永远在征战的状态。为解释生死存亡现象，原始苯教将随之产生。在争夺战争中失败了血缘集团，只能向外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华夏文明起源的“契机”就这样出现了。他们也会一批又一批地向西方各处涌去，必定也会对西方古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藏高原上已发现的史前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图。遗址总数达4 000处，空间分布上70%在高原的北部，其间文化序列也较清晰，但高原南部的年代序列尚不明确。
考古显示，至少在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广泛生活在这片高原上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新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河谷地带。青海湖盆地共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11处，年代集中在1.5 ~1.2万年前。最近，在拉萨附近海拔4200米的曲桑遗址中发现了19处古人类留下的手印和脚印，测年结果是2.1万年前，发掘显示至少在9000年前，这里就有人常年居住，而不只是在夏天到此放牧。
考古学家在青海湖江西沟遗址中，发现了最古老的狩猎者使用的火塘，距今约1.3万年。笔者以为，这个也是意义重大，古羌语把“火”叫作“du”，正是“都”读音的来源，华夏文化中的“都”观念很可能是从火塘崇拜中演变出来的。
考古学家说，青藏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较旧石器时代有显著增长。东北部的河湟谷地是新石器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包括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域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呈现出承上启下、连续演进的态势。
进入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向下扩展至海拔2-3千米地区。反映出青铜时代更多地包含了农耕的因素，这时候部族国家的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很大提升。不管在石器时代，还是在青铜时代，游牧与农耕一旦结合，部族国家内部的贵贱等级会立即会明确起来，“文明”就随之产生。
在海拔4800米的阿里地区，狮泉河的源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叫“梅龙达普”的史前洞穴遗址，面积超过1千平方米，采集到许多细石器和古陶片，年代约5千年前。洞穴石壁上还遗留有红色的岩画。笔者以为，这个意义非凡，因为“姜”的本义就是红色，原始苯教以红为战神的颜色，这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藏族的体质类型，外国学者通过头骨测量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两个主要的类型，一种是长颅型（卡姆型），身材特别高大；再一种是短颅型，身材比较矮壮。他们认为现代藏族是由这两个基本人种互相影响、互相混血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文化墓葬（约3500年前）中发掘的94个人骨进行考察研究，肯定人骨主要特征与现代藏族的“卡姆型”存在形态学上的关联。
笔者以为，如果卡约文化中的墓主人可以确定为藏族人种，那么这一带分布着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墓葬，必然也是同类人种的遗留，只是年代更早，无法取得这么多人骨进行检测而已。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都是从青藏高原深处下来的。
最近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通过对现代藏族145人进行了人体观察和测量，得出结论，认定西周以前，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便已广泛存在与现代东部藏族接近的体质类型，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共同的种族来源。
外国学者布莱克对安特生从甘肃等地采集的仰韶文化遗骨进行研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认为甘肃的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视为“原始中国人”；二是认为这些史前人种与藏族的“卡姆型”相似，认为现代藏族与古代西北地区居民存在体质上的一致性。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在告诉我们，史前以来，与今天藏族相近的古人类，曾经广泛活动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即与那里的古文化遗存密切相关，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
至于“汉藏语系”的谬误，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如果这样问：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活了多长时间？对此，持“汉藏语系”观念的语言学家都有相同的判断：最多三、四千年而已！
例如，2019年4月25日，复旦大学金力、潘悟云团队宣布最新研究成果《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发表于《自然》杂志），认定汉藏语系400多种语言的分化时间在5900年前，分化原点是黄河中游地区。并认定汉语是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这组人向东和向南迁移，最终成为汉人。文章虽没有明确地给出藏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时间，肯定远远少于5900年。又如2003年，邓晓华、王士元教授《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发表于《民族语文》2003年第4期）说，通过科学的数理模型分析，可以肯定汉语与藏语分离的时间是在2755年前，即在西周时代。
时间上有相似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逻辑或曰“经验”：世界这么大，谁愿意迁徙到这种苦寒地区去生活？肯定是因为平原温暖地带都被汉民族占据了，竞争不过，再无去处，才迁到如此高原栖身，因此藏人在那里繁衍发展的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考古给出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已经证明这种判断只是一种错误的臆想！
亚洲内陆高原游牧民族的迁徙规律
现在西藏高海拔河谷地带种植的都是耐寒的青稞，但考古显示，远古时代西藏先民种的是另一种旱地作物“粟”。在卡若遗址中就发现了3050年前的粟。科学家用碳测定法对青藏高原东北部多达53处遗址中烧焦了的谷物进行检验，发现全是粟。这说明，高原气候在数千年前开始变得寒冷起来，人们被迫改种了更耐寒的青稞。
气候一旦变冷，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就会变小，在这种气候演变趋势中，只会出现外迁越来越多的情形，而不会出现周边人群向高原迁徙的情形。
因为是土著民族，藏人早就适应了高原寒冷缺氧的环境，高原空气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这种适应性会反映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先生通过对50个藏人和40个汉人进行基因测序，测试了92%基因，发现至少有30个基因，其变异在藏人中普遍存在，在汉人中罕见。他的结论是，高达87%的藏族人携带EPAS1变异基因，它能调节人体血液血红蛋白的合成，只有9%的汉族人携带该基因。笔者以为，如此巨大的差异不可能在几千年间形成，汉人中也有9%的基因携带是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带入的。
基因检测还显示，与藏族最近缘的族群是同处高原的土族、彝族和纳西族，而不是汉族。宿兵的团队2013年发表的基因检测报告《分子生物学与进化》说，对青藏高原41个村子6109名藏人DNA测序发现，藏人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序列，在亚洲其他人口中没有或者少见。这些都对“汉藏同源论”构成了否定。
笔者推测，相比汉民族，藏人在血统上应该还是比较纯的，因为高原的环境相对封闭。越是文明中心地带，人群中的混血程度就会越高。历史上，只有寒冷地区人群是在不断地向温暖地区迁移，并不存在相反的趋势，这就是人类的迁徙规律。
最近发改委副秘书长的文章《气候因素是东北人才外流重要原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说东北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人才、人口的流出严重，造成此种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东北寒冷的气候，这种气候很难吸引外来人才。东北的天黑得早，导致诸多不便。东北人过去要“猫冬”，也是太冷所致，只好待在窝里。东北半年的冬天对开工厂非常不经济，光保温成本就不小，造成产品没有成本优势。不仅南方人不愿意去，连东北本地人也纷纷到南方去工作。笔者以为，他这篇文章已经涉及到远古时代就存在了的“人类的迁徙规律”。
东北地区出现过的强大的“大金国”，但很少人知道，它是在一步步南移的，最后消失在了淮河一线。大金国从东北带来，融入汉民族中的人口肯定要以百万计了。历史上也曾有过“闯关东”“北大荒”“大油田”之类的人口北上现象，但都是短暂的，不成为趋势。整体上看的话，青藏、东北、蒙古高原这样的寒冷地区始终是在向中原和南方移民。
温暖地区的农耕定居民族，即使再无立足之地，也不会向高寒地区迁徙。从未有过汉人大规模迁入青藏的记载。这些都是由生存方式决定了的。历史上汉人要迁移也是在向更南的方向移，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渡海而去，“下南洋”是也。
从高原严酷气候中下来的游牧民族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主要推动力，也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有言：“科学家认为，干燥高寒的环境能刺激动物的新陈代谢，而潮湿高温则具有抑制作用，会降低动物的兴奋程度和活动能力……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生长的植物具有特别高的营养价值，那里的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自然环境……历史上，中亚高原上的沙漠、草原，始终是好战、多活力的游牧部族的产生中心，那里始终存在着繁荣的游牧文化。不过，高原稀薄干燥的空气也降低了活动于此的动物的繁殖能力，这也是很明显的。”
对此，笔者要补充的是，强调青藏高原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并不存在“以小博大”的嫌疑。青藏高原的面积相当于南中国加黄淮大平原、再加四川盆地的总和，与汉民族传统居住区的面积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高原人口密度很低。但由于面积巨大，人皆能战，稍稍网罗一下也会有许多，组成一支游牧军队不是什么难事。古代游牧军队习惯以少胜多，皆因为严酷气候能造就强大战斗力，原始苯教又给了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气。
据记载，青藏高原上古代每十年就会发生一大雪灾，这时就会有大量畜口死亡，甚至所剩无几。游牧民迫于生计便举族向外迁徙、掳掠，结盟远征的故事随之发生，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中原王朝的更替。一万年来，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游牧人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量。有检测报告说，汉族与藏族共享的东亚遗传总体组成的80%，笔者以为，这也说明不了问题，最多说明汉族人群中融入的藏族血缘非常多，不能作为两大民族具有同源性的证据。
历史记载还给出了这样的图景：从内陆高原深处下来的游牧民族，如果在中原碰了大钉子，他们就会像洪流遇到堤坝一样出现反卷，转头向西方冲去。洪流越过天山、越过伊犁河谷，冲击到河中平原，那里原有的国号将随之改变。洪流裹挟那里的游牧民族之后会继续向西卷去，也会迂回南下强烈冲击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都这样做了，留下了这样的故事。这些都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的一种合力，其中的主要力量常常来自青藏高原。
这种洪流和冲击波不会只出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可以肯定，同样的故事在史前时代已经无数次出现过了，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已。如此就可以解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原始苯教，为什么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也留下了许多的遗存。
有些基因研究结论要作反方向的解读
美国加州大学考古学家Mark Aldenderfer这样评价青藏高原：“在史前时期，可能是个出乎意料的世界性之地，四面八方的人在此相遇。”认为青藏高原是远古人类的一个汇聚之地。但问题是，他们到如此高寒缺氧的地方去干什么呢？
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吕红亮肯定：“藏人并非只由迁移到高原的单一民族繁衍而成。”他说这是青藏高原最近一系列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种种迹象都在显示，有许多不同的人群在高原上逗留过、共同繁衍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问题是，后来他们为何走散了呢？
有人类学家说，在青藏高原人群基因库中，他们检测到来自各个方向族群的基因，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给人一种“条条道路通青藏”的感觉。由于世界各地人群都曾向青藏高原汇拢，这片高原由此就成了“人类族群基因的大熔炉”。
但笔者认为，这些人类学家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解释的方向给搞反了。青藏高原最有人类族群基因的“大水库”，而不是“大熔炉”。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起源过程中，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族群都可能从青藏高原人群中获得了一些基因。之所以产生“条条道路通青藏”假象，是因为青藏高原在不断向外输出基因。
解释方向一旦搞反，输出变成回拢，自相矛盾的说法就在所难免了。正确解释青藏人群与欧亚各地人群基因之异同，对于研究全球人类的演化和关联也是至关重要的，小问题有不同解释无关要紧，主要是大方向不能弄反。
其实西藏苯教史料中也留下了一些先民迁徙而去的记载，说在高原深处一个叫“藏约见麦”的地方，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族群，他们沿河谷居住，住在地穴中，以狩猎为生，他们建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王朝，名叫“诺金”，国王的名字也叫诺金，后来他们举族向西方迁徙而去，没有任何孓遗。
苯教文献又记载，远古曾有一个叫“门”的部族，分布在羌塘和藏北地区，他们喜欢建造石头神庙，后来都迁走了，只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墓葬。当地藏人把他们的墓葬叫作“门朵尔”或“门朵尔萨”，把国王墓葬叫“邦索”，把有石头神庙的山叫“门热”。
以“门”自称的人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但欧亚大陆上以此为号的族类很多，例如，喜马拉雅山南麓有叫“门域”的地方，那里的人自称“门巴”，就是今天的不丹人。松赞干布的父亲是被“门”族毒死的。古印度种姓制度的最高等级是婆罗门，“婆罗”是蓝色的意思，“门”即门族、门人。古希腊历史上有著名的雇佣军将领叫“门农”（Memnen），也来自中亚“门”族。斯拉夫人中多有以“门”为姓的。
意大利藏学家杜齐《穿越喜马拉雅》里说：“西藏存在一个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巨石文化传播路径，通过青海草原进入西藏中部，一直到后藏。”他其实在说，西藏的史前巨石文化是从外部传入的。但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形完全可能与相反，即使是闻名世界的英国威尔特郡史前巨石阵，其源头也可能在青藏高原上。
在青藏高原上，人群中的印欧人种（高加索人种）特征自东向西不断加深，在西藏阿里地区，印欧人种特征就比较明显了，再向西蓝眼睛、黄头发现象就出现了。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匈奴、鲜卑、蒙古、女真，他们之中都含有蓝眼睛、黄头发的人种。
匈牙利藏学家、人类学乔玛（1784－1842）曾西藏达拉达克一座叫“羊拉”的寺院里呆了八年之久，以一位藏族喇嘛为师学习藏文，写成《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著作。他发现，匈牙利语与西藏西部一种藏语方言非常相似，于是判定这两种语言存在发生学上的关联。笔者以为，乔玛揭示的其实是史前人类遥远迁徙的线索。
后来匈牙利学者又发现，匈牙利民歌与青藏地区的裕固语民歌在结构，每节句数，每句音节，押韵方式，曲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匈牙利摇篮曲感叹词 beil与裕固语催眠歌 beli发音几乎一模一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样写道: “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匈牙利人的确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方，是匈奴之一种，故时不时地就会举办一次“世界匈奴人大会”以志纪念。
1939 年初德国党卫军也曾组织经过一次神秘的西藏之旅，行动是以“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出面的，得到了纳粹二号头目海茵里希·希姆莱的支持，因为他相信最早的雅利安人种起源于天堂，西藏依然存在最纯种的雅利安人。有五个德国探险家通过锡金，穿越乃堆拉山口到达拉萨，其中有动物学家恩斯特·舍费尔，地质物理学卡尔·维奈特，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地理学家艾德蒙特·盖尔，昆虫学家恩斯特·克劳泽。他们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后来又原路返回，探险成果 1942 年被剪辑成纪录片《神秘的西藏》上映。有藏族语言学家说，藏语的动词系统酷如日耳曼语的动词系统。
对于古代西藏与西方的联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有一些信息。例如在《征服阿扎玛瑙城》故事中，说西藏曾有个叫“阿扎”国王，被格萨尔打败后西迁到了安息之地。发生战争的原因是，格萨尔的“灵国”出现牛瘟，传染给了阿扎人的牛群，于是阿扎人前来索赔，最后结仇，战争以阿扎人大败结束。笔者以为，其中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因为《中亚文明史》中有记载，“阿扎”（阿扎特）是帕提亚王朝的创建者，就是东方迁徙过去的。
又如在《米努绸缎之城》故事中，说西方曾有叫“米努”王国，为女王国，分上下两部，第一女王叫“达鲁贞”，第二女王叫“拉鲁贞”，世代与“白利”（波斯古称）结盟。格萨尔征服了白利国，达鲁贞要出兵为白利报仇，拉鲁贞反对，两女王由此反目成仇。拉鲁贞便向格萨尔求援，于是灵国出兵击杀达鲁贞，整个米努国成了格萨尔的属国。笔者发现，这个“米努”国后来真的被考古发现了，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笔者推测，其最初或许是在大陆上的，在海岛上发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确有理由推测，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与中亚、欧洲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群移动的方向只能是从上到下，从高原下泄是主流，不可能相反的。
西藏特征的碉楼出现在了黑海东岸外高加索的大山上。碉楼的源头只能在青藏，不可能在欧洲。
西藏特征的石板墓出现在了格鲁吉亚的史前山顶墓葬中。墓主人腰部放有一块青铜腰带扣，图案是双牛拼角，同样的青铜腰带扣也在甘青地区出土过。
昆仑山传说与华夏文明的“降落”模式
近几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总趋势是干旱不断加深，荒漠化程度不断扩大，最后是藏北高原整体上变成了无人区。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今年3月6日发布报告《藏北最后的棕榈树》说，在青藏中部的伦坡拉盆地发现了晚渐新世时候的大型棕榈叶片化石，可以重建青藏高原的古地貌，说明2500万年前还生长着棕榈树，当时的海拔高度大约是2300米。棕榈需要温暖湿润的环境，至少在青藏高原中部当时仍是这样的气候。
11月14日他们又发布报告《植物化石揭示了青藏高原西端的干旱化过程》说，在西藏西部的扎达盆地发现了一批叶片化石，揭示出青藏高原西端的干旱化过程。在上新世时，这里的植被以高原灌丛为主，锦鸡儿、绣线菊、栒子、金露梅、沙棘等落叶灌木是主要物种。这时的海拔已经与现在相近，但温度和降雨量明显高于现在。这以后就开始了干旱化荒漠化的进程。
可以想见，随着青藏高原干旱化的加深，生活在这片广阔高原的史前游牧民族会不断向海拔较低的周边地区迁移，特别是地势较低的青藏东部会不断承受迁来者的压力，生存空间的争夺会越演越烈，失败者将被迫向中原或蒙古高原转移，华夏文明随之起源了。这种迁徙浪潮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华夏文明也是层层积累的结果。
既然青藏高原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干旱，从高原深处流下来的水也就越来越少，那么，夏禹时代怎么可能突然产生茫茫大洪水呢？如果只是季节性、堰塞湖之类的水灾，即使放在现代也是没有能力去预防或者“治水”的，在这种自然力面前，人类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这些统治者确都以“天人”自居，都说自己是从天而降的。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来自一个离天很近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是青藏高原，舍此别无可能。没有了青藏高原你到那里去安置许多的“堰塞湖”，数千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能征善战的游牧军队？
藏文古籍《红史》记载，吐蕃第六代赞普曾在庆功宴上这样引吭高歌：“在七重天之苍穹，从神境苍天之中，降一天子为人之救主，与一切人众之地方，既不相同又不相似，地方高耸，土地洁净，吐蕃地方来降生，成为一切地方人众之主！”豪迈之情，溢于言表矣！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与古帝先王的“天人”观念惊人的一致。这种观念也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能产生出来。
这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是后来的商人对夏禹的歌颂。夏王朝是被“商汤”覆灭的，商人当然知道夏禹所从来。商汤击败自己原来的主人夏桀，成功改朝换代，但他们其实有共同祖先，入主中原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径，无非是换成“汤敷下土方”而已，至于“降落”模式，“天人”观念一概不变。此诗句貌似歌颂夏禹，实也是在歌颂商汤。
最为国号的“夏”，笔者后来才发现，古藏语也用来指乌鸦，乌鸦是苯教之具象，故苯教既叫“恰苯”，也叫“阿夏苯教”。
由此可见“夏”的称呼是非常形象的，大禹部族的确是像乌鸦一样从高处飞落的。乌鸦喜欢群集飞翔，也是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写照。吐谷浑直接就是以“阿夏”自称。
大禹之后，书书中又出现过数个以“夏”为号的国家。首先是《史记·封禅书》的记载：“齐桓公西伐大夏”，这是一个戎狄建立的国家，大约位于晋陕北部黄土高原上；二是阿富汗地区的大夏，是西迁月氏之一种建立的；三是匈奴赫连勃勃的大夏；四是党项羌的西夏。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并且都可能与青藏高原存在密切的联系。
古人没有“青藏高原”的概念，他们是怎么描述自己所从来地的呢？古人叫作“昆仑”！当同样的“降落”故事无数次发生之后，华夏文明特有的“昆仑山”的概念就产生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昆仑山”概念后来演化成了东方特有的一种宇宙观。《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四方。”意思是昆仑山是天地之中心，是“中岳”。《淮南子·墬形训》：“昆仑，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认为帝王天子皆所从来，也是他们死后回归之地。
昆仑山的位置如何？古人由于没有现代人的地理知识无法描述。他们只是肯定“河出昆仑。”即黄河从昆仑山流出。
古人没有“高原”的观念，很自然地就会把它描绘成一座巨大的山。祖先来自那座极高的山，他们像鸟儿一样飞落到“下土方”，从此就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既然是祖先所从来，当然就是“祖宗神山”了。
在华夏文化中，“昆仑”首先是等级概念，其次才是地理概念。对古人来说，地理概念不重要，祖先是否来自昆仑山才是最重要的。
据《山海经》记载，黄帝也是从昆仑山来的，其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曰：“峚（猕）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如此，昆仑作为“祖宗神山”也就名至实归了。
但是，作为文明史研究者，我们不应该止步于古人的思维方式、陶醉于古人的思想境界，而是应该把这些统统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模型中去观察研究，从而描绘出真实的东方文明起源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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