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陝西水利事業的奠基人,關中八惠水利工程的籌備人-蒲城人李儀祉

李儀祉(1882~1938)原名協,字宜之,後改儀祉。陝西蒲城人。父親李桐軒、伯父李異材,均為學界驕子,又是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的會員。他從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和愛國主義的薰陶。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與胞兄約祉參加同州府試,名列榜首。是年入涇陽崇實書院,後又入三原宏道書院深造,受陝西著名愛國教育家劉古愚、柏景偉及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對孫中山十分敬慕;寫有《女子不纏足歌》等,積極主張婦女解放。光緒二十九年(1903)應同學于右任之邀,任商州中學堂教習。翌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德文預備班,肄業考試,中舉人。

  清宣統元年(1909),陝西省西潼鐵路籌備處選派李前往德國皇家工程大學學習鐵路土木工程,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1912年參與倡辦西安三秦公學。1913年春,再赴歐洲留學,與郭希仁一起考察法、比、荷、英、瑞諸國的江河渠閘堤防,深感祖國水利的落後;加上郭希仁也勸他學習水利,以“繼鄭白之跡”,遂改入德國丹澤工科大學主攻水利專業,立志振興中華水利事業。在此期間,李經常閱讀德國的《前進報》《人民國家報》,深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1915年春學成回國,任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教授、教務長,又曾一度主持校務。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李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與學生一起上街遊行示威,發表演說,還在《工程家之面面觀》一文中寫道:“實行愛國,唯有工程家做得遠大,實行打倒帝國主義,唯有工程家做得結實。”他把愛國與求學,政治與技術統一起來,既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又使學生懂得只有腳踏實地學好文化科學知識,才能把祖國的建設事業搞好,才能實現真正的愛國。

  1922年秋,李由南京回陝,任陝西省水利分局局長兼渭北水利工程局總工程師。任職期間,足跡踏遍三秦,對省內諸河流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寫出了《論引涇》《考察龍洞渠報告》《測勘黃、渭航道報告》等科學論著,為陝西的水利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1925年春,李主持西北大學校務,曾赴京、津、滬、寧等處籌措引涇工程款及西大辦校經費,終無所獲。作為陝西省各界人士的代表,他還赴北京出席國民會議,反對段祺瑞的賣國政府。1926年,西安城被劉鎮華的鎮嵩軍圍困,李在不能回陝的情況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並曾往南京河海工科大學講學。同年冬西安解圍,李返回陝西,1927年初被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任命為建設廳廳長。當時正值大革命時期,工農大眾革命情緒高昂,但卻缺少建設經費。李克服重重困難,領導民眾進行有利於國計民生又力所能及的建設事業。時僅半年,馮玉祥附蔣反共,陝西時局大變,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被解散。目睹現實,李感慨萬千:“協生於此國,長於此鄉,救危定難,自愧無方”,遂憤然辭職,離開陝西,到上海任港務局局長,同時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學教授。後去四川重慶,就任市府工程師,為成渝公路設計了老鷹巖盤道。這是他甚為滿意的一項工程設計,被後人譽為“巧奪天工”之傑作。1928年任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1929年又兼任北方大港籌備處主任、導淮委員會委員兼總工程師及工務處處長。他還一度擔任浙江省建設廳顧問,設計了杭州灣新式海塘。1930年在天津倡辦中第一個水工試驗所,為中國水利工程研究創造了條件。

  1930年冬,李應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之邀回陝,任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這一任職使他籌備了多年的涇惠渠水利工程終於動工,到1932年夏第一期工程竣工,受益農田達50萬畝。涇惠渠竣工後,李去陝南考察水利。這時,他辭去了建設廳廳長之職,專任省水利局局長,開始勘測洛河,籌辦洛惠渠水利工程。由於工程艱鉅,1947年始粗通水,直到解放後,全渠工程才告完成,所灌農田達55萬餘畝。渭惠渠水利工程是1935年破土動工的,至1937年12月完工,共灌農田60餘萬畝。還有引石頭河水的梅惠渠工程,1936年10月動工興建,1938年6月完成,灌溉農田約30萬畝。繼而引黑河水、引灃河水、引澇河水、引泔河水的諸惠工程也相繼施工,成為著名的關中“八惠”水利工程。除此而外,陝南、陝北的各項水利工程也在李的設計和籌劃之中。

陝西水利事業的奠基人,關中八惠水利工程的籌備人-蒲城人李儀祉

陝西水利事業的奠基人,關中八惠水利工程的籌備人-蒲城人李儀祉

  為了使各項水利工程正常進行和準備興建更大的水利工程設施,李於1933年在西安創辦了陝西省水利專科班。這是他在創辦渭北水利道路專門學校之後又辦的一所水利專門學校。由於校舍缺乏,起初水專附設於西安高中。1934年9月,專科班併入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因該校正在基建,仍留西安上課,1935年8月,正式遷至武功張家崗(今屬楊陵區)西北農專校部,改為水利組,李任水利組主任並執教。

  1933年至1935年,李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工程師。在此期間,他致力於黃河治本計劃的勘測與研究工作,先後寫出了《黃河概況及治本探討》《導治黃河宜注意上游》《治黃關鍵》《黃河水文之研究》《函德國恩格爾斯教授關於黃河質疑之點》等40餘篇論文與報告。他在分析我國曆代治河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對黃河治理必須是上中下游並重的指導思想,並且滿懷信心地指出:“用古人之經驗,本科學之新識,加以實地之考察,精確之研究,評審之試驗,多數之智力,偉大之機械,則又何目的之不能達!”李從20世紀20年代末期到他逝世,還參與了中國長江、漢水、海河、永定河等河流的規劃治理和研究工作,寫下了200多篇(部)專著和論文,屬於水利方面的有180篇(部),其中有十餘部專著出版發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李正在北平治病。他滿懷反帝愛國激情,寫詩痛斥侵略者罪行。全民抗戰興起後,他抱病回陝,不顧病情日重,多方奔走,呼籲抗戰;為八渠通水,殫精竭慮。1938年3月8日與世長辭。生前,他為籌劃中的洛惠渠題詞:“大旱何需望雲至,自有長虹帶雨來。”死後,于右任為他的墓園題寫門聯:“殊功早入河渠志,遺宅仍規水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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