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震中傷亡最慘重的學校，北川中學10年來一直在外界庇護下恢復、成長，在新校址完成了自己的蛻變與涅槃。對於經歷過那場浩劫的師生來講，這個過程痛苦、艱難、刻骨銘心。

記者|黃子懿

攝影|張雷

鄭海洋在新北川縣城的家中。十年，他從當初的“夾縫”男孩成長為創業公司的創始人

尋訪“北一中”

北川中學新校區坐落在新北川縣城的東北角，與西北角和中心區開放式街區不同，北川中學被封閉式的政府機關環繞，隔著一條街斜對面，都是北川縣委縣政府等機要部門大樓。附近人流稀少，沒有商戶，只有幾家銀行，安靜得有點冷清。像一個孩子被大人圍著保護起來，似乎有意不讓外界過度打擾。

但意料之中，“5·12”地震10週年臨近之際，北川中學開始迎來外界一波接一波的造訪。我前往採訪時，在校門口的訪客登記表上，已可見多家機構到訪登記的筆跡。北川中學辦公室主任李競飛說，從3月開始，媒體就陸續過來了。他近一週已接待過若干家電視臺的造訪，略顯疲態。

2010年10月，北川新縣城還未完全建成之際，我曾去過一趟北川中學。作為北川新縣城第一個開工的項目，北川中學的重建被賦予了重要意義。此前在9月，新縣城還在緊鑼密鼓地建設，北川中學新校區宣佈投入使用，師生們從待了兩年的綿陽長虹培訓中心遷入，標誌著這所中學的重建進入新階段。

北川中學舊址。原有建築殘骸已被推倒、清理，變成了如今的小山堆

那次造訪，我只能在校外觀摩這所中學的外貌，僅存的印象是，新校徽的設計略像北京大學，建築是黑白灰配色，在四川盆地常見的陰雨天氣下顯得尤為凝重。學校正門旁有一堵兩米多高的牆，用類似於國旗配色的紅色底、金黃色的傳統書法字體寫上了校名“北川中學”四個大字，渾厚而奮進。

李競飛說，學校在設計時有意識地淡化了地震色彩，不想讓師生們過於受到那段歷史的影響，只是對新入校的師生會進行一次校史感恩教育。此話不假，步入北川中學，與步入全國多數中學似乎並無差異，一進校門即是學校的宣傳展板，寫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展板下方有北川中學近年高考戰績——由於教育質量的顯著提升，近幾年，北川中學開始有了考進清華、北大的學生，“一本”率從2011年的1.5%提升到2017年的34.7%，這在過去十分罕見。

高中時，我有過一位來自北川中學的室友，質樸而善良，帶有一絲老氣，我們都叫他“老秦”。當時北川中學的教學質量排全市倒數，一年考上“重本”的人數屈指可數，留不住優質生源。老秦中考成績排名整個北川前三名，被免學費送到綿陽上高中。整個年級500餘人，北川籍學生不超過10人。

地震後，這些北川學生很快知道了家鄉的不幸，在風餐露宿的操場跟老師申請，他們要集體回北川去找親人，“哪怕走也要走回去”，老師沒有答應。老秦一個人蒙著被子哭了一整夜，所幸後來得知在山裡的家人和在北川中學上學的初戀女友均安全。

那次地震的痕跡，在新校區低調地若隱若現。刻有“多難興邦”的石碑，被擺在了出入學校必經的一個十字路口。學校共五棟教學樓，分別被命名為嘉祥、怡海、定強、僑心、博愛，前三個均以資助援建的企業或個人命名。當年捐贈資金匯聚於中國僑聯，後者在全球募集2億元，全權負責北川中學的援建工程。2009年5月12日地震一週年之際，新北川中學正式動工。

如今，所有教學樓都低於4層，抗震強度達到8級，多采用開放式設計，建築入口幾乎向外敞開、不設門，以增加師生的安全感。敞開的入口旁，有應急疏散通道，還有無臺階障礙殘疾人通道。雖然最後一批傷殘學生早於六七年前畢業，但這些通道似乎仍提醒著人們那些並不久遠的往事。

震後成為廢墟的北川中學，有一千餘名師生不幸遇難（攝於2009年）

校園佔地面積達15萬平方米，佈局在縣城主幹道永昌大道的中段，背靠低緩的丘陵。這不是10年前為全國所熟知的北川中學舊址。舊址坐落在26公里外的曲山鎮任家坪村，北川人稱之為“北一中”，如今已不見蹤影——那所一半校舍成為廢墟的北一中，於2011年後被全部推倒改建。若不是經當地司機提醒，很難發現地震博物館旁邊的那座小山堆，就是10年前舉國關注的北川中學遺蹟。

這座小山像是一座巨大的墳，被草坪覆蓋。草坪上有兩株泡桐樹，是如今舊址上唯一老北川中學的痕跡。整個遺蹟由幾片小樹林環繞，山堆旁的綠植上有朵朵紙質白花，北部設有一個祭壇供親友憑弔。祭壇一邊，一處不太醒目的標識，標註著這裡曾經發生過怎樣的悲劇：40名教師、733名學生遇難。

這並不是全部，有北川幹部告訴我，733名學生的遇難統計數字並未包括失蹤學生。整個北川遇難學生數量為1600人，北川中學佔比至少超過一半。如今很多人，依然採用北川中學師生遇難超過1000人的模糊說法。

我對北川中學的採訪，被安排在了高一年級的閱覽室。閱覽室實則更像一個露天圖書館，位於教學樓一樓大廳，書架上擺放著陳舊的雜誌和書籍。書多為捐贈而來，出版年份集中在2009～2010年，正好是北川中學重建起步階段。時值課間，從閱覽室往外眺望，能看到教學樓空地上，全校學生伴著羌族歌曲做民族特色的廣播體操。校園東北角的體育場，一支棒球隊正在訓練，他們身著專業訓練服，投擲、揮杆動作都十分專業，對於一個西部貧困縣來說，這樣的場景實不多見。

上完了一節物理課後，副校長宋波走了過來。他個子不高，面帶笑容，神態慈祥而親和，像是多年不見的中學班主任。若不是有人告知，我不會知道，這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兒的副校長。

聊起這10年間的感觸，他沉思了幾十秒，嘆了一口氣，說：“人生是苦啊。”

北川中學棒球隊。在各界關愛下，震後的北川中學開始大力發展藝術與體育

劫後餘生

2008年5月12日，師生們都記得，教學樓垮下來的那幾分鐘，整個校園沒有一點聲音，安靜得讓人不寒而慄。

那場浩劫中，北川中學一棟教學樓完全垮塌，另一棟則由五層直接下陷成三層，另有初中教學樓和宿舍樓受損。

“完全是蒙的，都傻了。”宋波在宿舍樓目睹了這一切。教學樓的垮塌讓北川中學傷亡異常慘重：當高一年級異地復課時，原有整個年級10個班，最後只組成了3個班，震前每個班60人左右；高二也是10個班，有接近4個班人數的學生復課時沒有回來。

宋波那時當班主任的高一（2）班有69個學生，遇難53人。倖存16人中，有部分學生殘疾，鄭海洋就是其中一位。這位被媒體命名為“夾縫男孩”的少年被埋22小時後獲救，被送往異地接受雙腿截肢手術，一年後才返校，留了一級。

即使是完整倖存下來的師生，很多也有直系親屬遇難，甚至成了孤兒。高二（2）班學生陳問奇的單親母親、宋波的妻兒，都未能倖免。宋波的兒子當時正在北川中學念初二，妻子在縣教體局；而陳問奇，至今都未知曉母親在哪去世的。

震後一週，5月19日，北川中學扛著傷痛，在綿陽長虹培訓中心宣佈508名高三學生首先復課。印有“四川省北川中學”的校牌，被特意從廢墟里刨出，運送到70多公里外的現場。這塊拭去了碎石與沙塵的校牌，讓在場諸多師生抹淚。時任高中部負責人的物理老師唐高平說，那時很多學生連家裡的情況都不知道，白天夜裡經常看到、聽到學生流淚哭泣，“狀態非常差”。

高三年級相對高一、高二要幸運得多，他們在那棟垮為三層的教學樓的五樓，全年級無人傷亡。高三（3）班的申龍和班長帶著班上20多個男生，在完全垮塌的教學樓救援20餘人，又背出20餘具遺體。翌日，申龍帶著飢餓的全班同學，淋著大雨從北川一路外走，邊走邊問，“看看有哪裡能收留我們”。沿途不停有石頭滾落，馬路上遍地都是飛石、被砸爛的車輛與遺體，申龍一行人只有沿著河谷艱難前行，後被好心農戶用貨車拉往綿陽。

雖然全年級無重大傷亡，但震後創傷在高三學生中十分明顯。長虹培訓中心位於鐵路旁，原本有一座兩層教學樓供師生教學使用，但某一日火車駛過，引發小小震動，在二樓上課的高三某班一名學生誤以為又是地震，情急之下跑出教室從陽臺跳下，雙腿摔成粉碎性骨折。

“沒人敢在裡面上課，所有人都不敢進去。”高一（6）班的學生張鳴鳴回憶道。無奈之下，長虹公司決定為所有年級師生修建板房，以供上課和住宿。夏日的四川盆地，炎熱潮溼又多雨，板房修建的過渡期裡，師生都住在帳篷裡，十幾人一間。帳篷散熱性差，盆地經常下雨，睡夢中的申龍有一次被雨水聲吵醒，發現帳篷浸水嚴重，自己幾乎睡在了水裡。

簡陋的條件，對比的是來自全國的關注和慰問，媒體、志願者、捐贈者紛至沓來。第一次到綿陽的張鳴鳴不禁感慨：“哇，原來綿陽有這麼多人！”

過多關注並不一定帶來的是大愛，也有動機不明甚至不純者。北川中學一度拒絕任何心理輔導團隊的進入，主要是前期心理干預者均是發放一些莫名其妙的問卷，收起就走人，抑或是在尚未建立信任關係時就觸及隱私創傷，使得北川中學的師生產生強烈反感。

北川中學的高三學生放假回校，他們此前剛剛參加完三診考試

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華人心理分析聯合會創始人申荷永於5月19日到達北川中學，想要進校做心理諮詢和干預工作。校長劉亞春起初表示拒絕，但就在二人交流時，現場發生了一件事：一位某心理干預團體的領隊心理諮詢師，與一位北川中學的初一學生談話。

學生趴在地鋪上，心理諮詢師則高高地站在那裡，問：“你家裡有人在地震中遇難嗎？”孩子回答說：“媽媽不在了。”

這位心理諮詢師說：“那你想媽媽嗎？”孩子噙著淚水、低頭不語。諮詢師繼續說：“那你給媽媽寫封信吧。”孩子很聽話，從書包裡拿出作業本，給逝去的媽媽寫信。諮詢師不時催孩子快點，顯得有些不耐煩。10分鐘後，孩子寫好了，諮詢師拿起孩子的信，隨手撕了下來，開著車就走了，留下孩子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們以為她是臨時有事，會回來，但她沒有。”申荷永和志願者們氣得流淚，他的愛人高嵐上前進行了專業安撫，這一切也被劉亞春看在眼裡。此後應他邀請，申荷永和高嵐帶著名為“心靈花園”的團隊進駐。他們攜帶著沙盤遊戲，同時給在校700多名師生做訪談。訪談內容多聚焦物質需求，在未建立起信任關係前，儘可能避免觸及雷區，“至少先跟每個孩子打個照面”。

創傷不僅是學生的，也有老師的。劉亞春給“心靈花園”分配板房時，特意多留了一間給老師。他對申荷永說：“老師也會哭，不想讓孩子們看見老師在哭。”劉亞春的妻兒同樣在地震中遇難，申荷永至今記得，劉校長最無助的時候對他說過，“活著的人也不像活人了”。

為了忘卻失去妻兒的痛楚，住板房期間，宋波一直試圖使自己忙起來，忙教學，忙接待，“一坐下來，就會想他們”。各界經常來人探望，學生家長也經常來找——這其中包括一位宋波在廢墟中救出來的高姓同學的父母。儘管宋波再三叮囑司機將其送往醫院，事後也多次找人打聽，但高同學被拉出去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了。為此，他時常問自己，是否高同學當時已負內傷，在途中或醫院去世後即被就近掩埋或火化了？

最艱難的時期是在當年暑假，外界關注漸漸退去，但北川中學的重建才剛剛開始。暑期一到，北川中學隨即啟動遇難學生家長的安撫工作，所有幸存老師都被要求到遇難學生家中進行安撫慰問。

北川中學的生源廣佈分散在大山之中，宋波走了不到10戶人家，卻是刻骨銘心。有家長對著宋波發洩大哭，質問垮塌的教學樓建築質量問題，罵學校，罵校長，罵政府。教學樓並非校方所修，宋波不知如何回答，想到自己與妻兒陰陽兩隔，唯有跟著家長一起淌淚，說些安慰話，發點慰問金。最後，他會給家長提幾句給他們、也是給自己的建議：保重身體，若有條件早些再生孩子，“這樣痛苦輕一點，也有一點寄託”。

整個安撫工作持續了半年。那時，千瘡百孔的北川中學能給家長帶去的唯一好消息，只有一紙承諾：遇難學生若有弟弟妹妹，以後就讀北川中學可以免去一切費用。“這可能是整個北川中學2008年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宋波說。

北川中學副校長宋波

“二次創業”

2008年7月，北川中學震後首屆高三的高考成績出爐。雖然延考一個月，但還是意料之中地一敗塗地。申龍回憶，當時理科“一本”線578分，上線者屈指可數，“幾乎沒有600分以上的”。

因在震後救援和轉移中的優異表現，申龍和班長被評為“抗震救災英雄少年”，分別被保送到北大、清華。這幾乎是此後三年北川中學在高考升學方面唯一的好消息。這之後的幾屆師生，雖備受關注，卻一直未走出地震影響，升學率一蹶不振。

2008年年底，綿陽市教育局做出決定，要把北川中學打造成真正的名校，綿陽市教育局局長開始兼任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轉任常務副校長。同時又從綿陽五所重點中學抽調了36名幹部和教師“支教”，幫助面臨“教師荒”的北川中學渡過難關。劉亞春將之稱為“二次創業”。

起初，很多學生並不買賬。當年秋升入高二的張鳴鳴說，震後重組班級，大家狀態“非常消極，不想學習”。災後心理效應依然明顯，經歷過生離死別的他們，開始思考學習乃至人生的意義。“學習有什麼用？那麼多同學每天努力學習，結果一下子什麼都沒了。”

陳問奇當年升入高三，他就讀於快班，原本成績上佳。地震中失去了相依為命的母親後，他找不到學習乃至活下去的動力。母親生前靠擺地攤維持生活，“一分一毛攢出來學費”，只在週末等他回家才捨得吃肉。震前，他學習的最大動力，就是能讓“母親過上幾天好日子”。

申荷永說，災後心理創傷往往在災後3～6個月最為明顯，這剛好是陳問奇那一級學生升入高三的時期。但在板房裡，陳問奇沒有私密空間，無處發洩，就喜歡夜裡沒事在外晃盪，回來後對申荷永夫婦說：“想躺在馬路上，讓車子把我壓過去。”

他至少三次有過退學念頭，上課時常與老師大吵大鬧。高三複習強度很大，之前成績倒數的人逐漸排在他前面了，對他打擊更大。“幹什麼都行，就是不想考。”夜裡，他有時還會做噩夢，夢到“向戰場一樣”屍橫遍野的校園。地震逃生時，他丟失了眼鏡，視線不清，一不小心就會踩在一具不動的屍體上。

在陳問奇陷入厭學情緒時，鄭海洋還在外地進行截肢術後的康復訓練，需要穿戴假肢，練習步態以及摔倒後如何站起來。整個過程十分艱難、疼痛，“一天流汗都要溼好幾件衣服”，整個人瘦了幾圈。

更大的打擊來自心理。被救出前，鄭海洋對著媒體鏡頭擺出了一個“V”形手勢，被人稱作“夾縫男孩”。治療期間，外界關注大量湧來，不乏一些投機與作秀者。

那時，各界人士頻繁地來病房探望鄭海洋，有明星、企業家、志願者等等，有些還帶著媒體。這位當時年僅17歲的少年，以為這個世界是善意的：別人對他噓寒問暖，他願意對別人掏心掏肺，別人對他許下各種承諾，他信以為真，最後卻發現自己被騙了——很多人在某段時間內頻繁出現後就永遠消失了，“具體是誰就不說了，他們還挺有名的”。

“不瞭解這些人情世故，太單純了。”鄭海洋一度覺得很受傷，拒絕了所有陌生探訪，包括校長劉亞春出面邀請的媒體採訪。一個原因是，當他復課後，央視來到學校拍攝，讓鄭海洋和其他傷殘學生擺拍各種各樣的場景和動作。其中有一次，健全的同學在做課間操時，央視想安排他們在一旁觀看，“表現出很渴望、失落的樣子”，而原本他們是可以待在教室不出操的。鄭海洋一聽就火了：“你們他媽連這個都想得出來？”

震後一兩年裡，北川中學的學生見到的名人、媒體、志願者超過了他們此前乃至此後的總和。明星大腕與政商要人，伴隨著無數的物資援助湧來，“今天耐克送個鞋，明天誰就送衣服”，在長虹培訓中心吃飯、住宿也都是免費。申荷永和陳問奇都觀察到，很多同學的心態開始膨脹。

一個佐證是，高三時同學們談論未來，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以後一定能當大老闆或者大官。如果頭一天來的是成龍、甄子丹這類明星，第二天再來一個二線演員，大家就看不上眼，“不想搭理他們，看都不想去看”。“那時候大家說話的狀態就是‘我要怎麼怎麼’。”陳問奇說，最後2009級高考，不乏平日成績上佳者，因心態原因發揮失常。

外界過多來訪一度讓宋波等老師心力交瘁。2010年9月，北川中學新校區率先投入使用，北川縣委縣政府為了重振和提升北川中學，將原北川中學初中部獨立出來，成立永昌中學，原分管德育的老師調任永昌中學校長，分管教學的宋波調任分管北川中學的德育。

德育工作需要頻繁與人打交道，恰逢新校區投入，來訪接待工作眾多。習慣單純教書育人的宋波極不適應，“心累身體累，很惱火”。那時的教師公寓還未修好，教師只有暫宿學生公寓，兩人一間，沒有私人空間。宋波白天忙完，晚上回到宿舍，想起自己在老北川那個不復存在的幸福一家，巨大的悲傷和孤獨感就會襲來。

“哪有歸屬感？沒有歸屬感，即使校舍再漂亮，即使天天有人看望你。”有十餘位老師創傷難以癒合，震後陸續選擇離開。宋波也想當“逃兵”，離開這片傷心之地，換個環境重新開始。他向上級申請調離，還聯繫了三個接收單位，但領導沒有批准，最後沒走成。

並非所有外界關注都是負面的。陳問奇讀高三時，最喜歡去“心靈花園”找高嵐老師。高嵐做心理疏導很少觸及敏感問題，只是陪伴和傾聽。漸漸地，陳問奇願意向她打開心扉：“她跟我說什麼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直的陪伴。”

高嵐對陳問奇說，他能去參加高考就是勝利，“人生每個階段的狀態和衡量標準不是固定的”。陳問奇醒悟後開始用心準備高考，雖然從結果看為時已晚，最後考入廣州一所航空類專科學校。

鄭海洋等傷殘學生，也都認了成都志願者王志航為乾媽。最開始，他本能地排斥王志航，不理不睬、表現孤傲，但乾媽沒有放棄，經常來看望鄭海洋，他這才發現“乾媽跟其他志願者不一樣”。乾媽十年如初，二人一直保有聯繫。

即便如此，鄭海洋的恢復一度也“非常緩慢”，他的班主任唐高平如是說。震前，他長相清秀，身高1.83米，不僅成績不錯，運動也樣樣精通，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失去雙腿後，他留了一級，學習、生活樣樣需要他人幫助。巨大的落差讓他難以接受，“啥子都難熬”。而受限於身體條件，他有情緒也無處發洩，心情極度煩悶甚至抑鬱，一度形成惡性循環。

文字成了他新的發洩渠道。高三最後一年，他在新校區度過，看完了韓寒的所有書籍。那一年他還一度迷上了寫紀實小說，記錄自己在地震中的故事，和過往在北川中學的點點滴滴。老師唐高平回憶，那時的鄭海洋上課時頭就一埋，也不知道在幹什麼。他知道鄭海洋不想聽課，卻不知如何安慰他，“不能說他有問題，不然沒問題也會說出問題來”。

高三下半年，鄭海洋向唐高平申請回家複習。“新校園找不到以前的感覺，不想待，很壓抑。”回家後，他一邊寫小說，一邊等待高考來臨。

新生與舊痕

師生們都記得，2011級高考成績出來那晚，北川中學罕見地放了煙花。“有史以來第一次。”鄭海洋說。

當晚，老師們帶著同學出去吃夜宵喝酒，許多人哭了。鄭海洋考得不好，但也去赴了宴。震前一位遇難同班同學的父親是學校老師，在飯桌上拉著他互訴衷腸，對他說：“並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你經歷了太多，承受了太多。”瞬間，鄭海洋溼了眼眶。

全校前四名的學生都在鄭海洋的班。那是2008年地震後的第四屆高三，也是搬入新校區後的第一屆。同為年級主任的唐高平說，2011級很難帶，不僅有傷殘學生，也有大量震後免中考就讀的學生，不乏一些此前輟學者，生源質量沒有門檻，基礎薄弱。

但那一年的北川中學，還是以182人本科上線的成績完成了綿陽教育局下達的113人的指標，“這標誌著北川中學開始慢慢走上正軌”。此時，距校長劉亞春震後提出的“3年恢復、6年提升、9年跨越”的目標，正好過去3年。

不過，對北川中學來說，後面的“提升”和“跨越”目標才最為困難。走上正軌，也意味著外界關注和支援漸漸散去，更多工作需要自食其力。而原本，這所中學在綿陽教育版圖上並不顯眼，甚至落後。

北川中學生源多來自縣域內的山區，基礎教育薄弱。家裡有經濟條件的，或成績足夠優秀的學生，大多會在中學時被送往綿陽求學，優質生源幾乎留不住。劉亞春的兒子初中時原本成績優異，可前往綿陽求學，但他考慮到自己校長兒子的身份，就留在北川中學支持父親工作，與鄭海洋為同班同學，最終在地震中不幸遇難。

每年高中招生線，“不是平武倒數第一，就是我們倒數第一。”宋波說。學校震後最初發展艱難而緩慢，2012年之前本科上線人數都是100餘人，到2015年也只有300餘人。“一本”人數遲遲不能突破100人，而每個年級的人數已開始逼近1000人。教學成績與投資2億餘元的硬件設施極不相符。“2億元投資啊，北川一個縣的財政收入才幾億。”唐高平感慨。

2013年4月，為了讓新北川中學的硬件設施物盡其用，實現將北川中學辦成名校的目標，綿陽市教育局開始推行綿陽中學與北川中學聯合辦學的模式。作為聞名全省的“超級中學”，綿陽中學派出17名骨幹教師，赴北川中學開始首期的3年支教。北川中學當年開始內設“綿中班”，按照綿陽中學標準招生、教學、考核。這種市縣聯合辦學的模式，同樣也在其他學校推廣。

北川中學效果最好。2016年，首屆有“綿中班”參加的高考，北川中學本科上線873人，比2015年增長527人，重本上線274人，比2015年增長240人。北川中學開始出現考入清華、北大的學生，教學質量名列縣級中學前列，有更多本地優秀生源願意留下來。

唐高平坦承，給北川中學15年，可能也發展不到這種水平。他至今記得，援建企業怡海集團派北京的老師過來支教時，這些老師所用的是多媒體教學方式。在那之前，北川中學幾乎沒有老師會用PPT講課，包括地震前拍下北川中學最後一張完整照片並上傳到博客的唐高平，“主要是不會”。

宋波和北川中學一樣，開始漸漸好起來。他說，時間起到了最大療效。他重組了家庭，2010年與新任妻子在長虹培訓中心相識，後結為夫妻，目前已育有一子。傷口癒合了，但傷痕還在。每次聽到同事有孩子考上了“985高校”，抑或唸到了名校的博士，他就會傷感地想：“要是兒子還在，也應該上大學了吧。”

他坦承，如今北川中學的重生離不開外界幫助。“不能做苦難的名校，這個出名不是真真正正的名校。”宋波說，學校相信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要他們自己想學。

為此，雖然如今教學質量在綿陽市縣級中學裡領先，但北川中學的高中招生線一直停留在400多分的全市倒數水平，對所有老師採用平均分，按學生水平進行分層教學，希望給基礎薄弱的孩子更多機會。

高一年級語文老師蹇琴就是這樣的孩子。她來自北川鄉鎮中學，是新校區第一屆高一學生，2013年考入四川師範大學，畢業後回母校做教師，完成了自己的蛻變。原本，她有機會留在成都，但最終決定回來。“戀家，也貪戀這裡這麼好的環境設施。”蹇琴指著教學樓旁邊的一棵大樹，那是當初他們新生報到時一起植下的小樹苗，今已亭亭如蓋矣。

對蹇琴這樣的新北川中學學生來講，廢墟和板房中的北川中學僅存於口述、影像和文字資料中，地震的痕跡在其身上並不明顯。她入學到畢業的那三年，也正是申荷永“心靈花園”團隊著手撤離的時間。而今日北川中學的校門口，亦不見那塊從廢墟里刨出來的“四川省北川中學”校牌，取而代之的是“四川省綿陽中學 北川中學 聯合辦學學校”。

但對鄭海洋等老北川中學學生來說，這所中學是熟悉又陌生的。畢業後，鄭海洋常回學校探望，卻更懷念那座已成為小山堆的老北川中學舊址。“北川中學沒了。”鄭海洋說，那個地方承載了他們太多的回憶，“不管是開心還是痛苦，如今卻被推倒了”。

這似乎是所有老北川中學畢業生的心聲。張鳴鳴說：“希望北川中學能有過去的樣子，至少我們能看到從前。”2018年清明節，鄭海洋參加了張鳴鳴班上的同學會，一行26位親歷者集體前往老北川中學祭奠——那是北川中學舊址被推倒之後，他們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回去。鄭海洋看著面目全非的學校，想起了過往所有的種種，忍不住號啕大哭。

他們身上的北川中學烙印已無法磨滅。高考後，鄭海洋升入天津海運職業技術學校，開學當天，校長選擇他作為新生代表演講，並當著所有師生的面介紹他的經歷，以至於後來全校都認識了這位北川中學畢業生。“可能是為了防止大家以後議論我的身體。”

正是在大學，時間開始撫平傷口，鄭海洋和陳問奇的生活漸漸步入正軌。鄭海洋大學畢業前就開始準備創業，如今是殘障康復APP“假先生”的創始人。陳問奇在實習時認清了自己不喜歡機場的工作，轉行做廣州“心靈花園”的助理，研讀心理學。

“越來越相信命運這種東西，百年一遇的，遇上了就遇上了。”陳問奇經常回北川中學，組織北川教師的心理培訓工作。每次回去，他都會感慨命運無常。偶爾，他也會去中學舊址和老縣城廢墟看看，想著那幾秒鐘時間，就帶走了他的親人、學校和整個縣城，“幻滅感特別強”。

宋波回去的時間不固定，不集中在清明和“5·12”紀念日。只要想妻兒時，他就會驅車回老縣城停留祭奠，走走轉轉。新舊北川中學的對比也讓他特別感慨，在最初那段流離失所的日子裡，他從未想過，北川中學會發展成今天這樣，“簡直不敢想”。

“這是無數師生拿命換來的。”宋波說，“不可能忘記，那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