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小奇谈：百万文物游走华夏，换我也不答应

故宫文物的南迁，在近代历史上是一件文物界的大事。

自1933年2月至1949年元月，这批文物先后经历南下、西上、东归、北运，最终还是有65万件被运到了海外，别说著名学者了，这次历经十多年的文物迁移，时间太长，数量太大，换做我这个普通人也难以接受，担心途中出什么差错，何况是他们？

1932年8月，当时的北平管理者甚至做出了“拍卖故宫文物，购买飞机500架”的糊涂决定，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奔走各地，在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对下才拦下此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谁能相信这批文物迁移能被很好的保护？

所以，当时不仅仅是著名学者们，就是社会大众，普通百姓也是一直反对迁移的，他们表示要与国宝共存亡，最后还是国民政府表了态，说战争结束后就原物奉还，在全城戒严的情况下才运出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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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日寇虎视耽耽直逼北平，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电告南京政府，请求将故宫文物迁往南方以避兵火之乱。面对这个决议，遭到了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反对。

胡适认为有国际友人的监督，日本人不可能破坏文物。鲁迅则认为人的生命大于一切，文物南迁就意味着放弃了北平，这样势必引起民心不安，国难当头应抗击侵略，而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死物上。

赞成文物南迁的蔡元培等人则认为：国土沦陷尚有收复的时候，而文物被毁则永不复存，现在如果不善加保存，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无法向后人交代，不要忘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痛教训。

做为现代人，我们回头再看当时双方的意见，不禁感慨万千。胡适先生的幼稚，寄希望于别人身上，鲁迅先生的偏激及悲观。他们都忘记了日本这个民族的本性，残忍、冷血及贪得无厌，在整个战争中对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同时我们不由要感谢易培基、蔡元培等先生的先见之明，为我们守住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花秋实5872

0.可以从鲁迅先生对文物南迁的评价中，来探寻一二。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写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这一段是在讽刺北京的文人，顺带可以看出，鲁迅认为文物南迁是北京文人逃跑的借口，其实是在反对“不抵抗”。
鲁迅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写到：“‘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这一段则是讽刺国民政府当局媒体的文过饰非，以及抵抗日本侵略不力，甚至要依仗国际上的其他国家来保护安全。
综上，回到鲁迅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文物南迁肇始于1933年山海关失守。当时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就是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本入侵的危机之下，究竟如何应对。之前东北几乎没有官方组织的抵抗，就沦入日军的魔爪，所以当时的民意，是呼吁国民政府组织军事力量抗战的。而国民政府呢？当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山海关失守是日军侵占华北的开端，京津两地非常危险，但是国民政府还在奉行不抵抗的政策。结果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依旧没有有效的抗战方略，甚至到40年代初才对日宣战。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真正的诉求是反对不抵抗政策呼吁民国政府抗战，其实他们反对的是导致文物南迁的深层次原因。
当然，从事后的角度看，文物南迁是伟大的，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没有沦亡，但是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并没有真心抵抗日军侵华的有效举措。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看历史问题的观点，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