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亞在青尼羅河上（the Blue Nile）建造復興大壩（the Grand Renaissance Dam）加劇了河流沿岸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埃及擔心它所能利用的河水份額可能會被嚴重削減，但似乎無法阻擋亞的斯亞貝巴的項目，該項目目前得到了蘇丹的支持。
“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世界各地的學童在學習法老的歷史時都會知道公元前5世紀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和旅行家希羅多德的這句名言。在基督誕生之前一個世紀，拉丁詩人阿爾比斯·提布洛斯（Albius Tibullus）對這條河表達了敬意，因為“沿著河岸，沒有人向朱庇特祈禱豐沛的雨水。他們呼喚你！”然而，這個跨越千年的祝福受到了威脅。在開羅，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和公務員都承認，埃及為爭奪世界第一長河的控制權而進行的鬥爭出師不利。
在今年年底之前，青尼羅河上的復興大壩將完工，埃塞俄比亞將完全控制水流。“我們輸了，”一位埃及官員不情願地承認，“我們無法阻止他們修建大壩，我們無法讓他們改變計劃的任何部分，尤其是減少其容量。我們唯一的希望，而且是一個渺茫的希望，就是填滿水庫的時間要比亞的斯亞貝巴計劃的三年時間要長。否則，埃及最早可能在明年就會面臨水源短缺的問題。在開羅，人們仍然提及14世紀和15世紀初的傳奇故事，當時埃塞俄比亞國王達維特二世（Dawit the Second）威脅馬木路克（Mameluk）蘇丹們要切斷尼羅河的水流。
尼羅河流域在建與計劃興建的大壩
人口爆炸
尼羅河水源的利用一直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涉及國際法（跨國河流的水資源如何分配？）、區域歷史（多年來簽署了許多條約）、不同政黨關於“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政治修辭，沿岸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讓我們試著概述一下這一爭端的基本要素。尼羅河在埃塞俄比亞的上游為青尼羅河，而在布隆迪則是白尼羅河，兩者在蘇丹首都喀土穆合二為一，而前者提供了全部流量的90%。從20世紀初以來，埃及通過各種條約獲得了對其水源權利的承認，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它97%的水源都來自於尼羅河，而不像其他沿岸國家，比如雨水豐沛的埃塞俄比亞。
雖然這些基本要素一直都是不確定的，但現在它們已經被徹底顛覆了。首先，該地區經歷了人口爆炸：1959年，埃及有3500萬居民，蘇丹有1100萬，埃塞俄比亞有2700萬。2016年，他們各自的人口為9500萬、4000萬（包括蘇丹和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和1.02億。而其他沿岸國家也在不斷髮展。此外，我們還必須加上畜牧業的進一步發展，它佔埃塞俄比亞和蘇丹農業國民生產總值（GNP）的一半，並不斷消耗更多的水源。由於全球變暖，降雨量正在減少。最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導致了用水量的增加。因此，在整個非洲之角的沙漠中，水正在變成一種稀缺而日益昂貴的資源。
高於一切的政治項目
這是埃塞俄比亞在青尼羅河上啟動復興大壩工程的前提條件。它將是非洲最大的水壩，甚至比20世紀60年代蘇聯為了向納賽爾政權示好而援建埃及的阿斯旺大壩更令人印象深刻。新大壩高175米，寬1800米，蓄水量為670億立方米，幾乎相當於一年的河水流量。這是一項單邊決定的結果，從2013年開始由一家意大利公司建造，根據亞的斯亞貝巴的數據，該公司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程，。它將能夠發6450兆瓦的電力。
哈尼什·拉斯蘭（Hani Raslan）是愛哈拉姆政治與戰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ategic Studies）的研究員，也是在這些問題上最有資格發言的埃及專家之一。他認為，埃塞俄比亞的項目“主要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是鞏固國家統一，在這個國家，權力被少數民族提格雷人（Tigrayans）把持，他們遭到很多反對，尤其是最大的族群奧羅莫人（Oromos）的反對，後者在2016年底和2017年初舉行了街頭抗議活動，當時亞的斯亞貝巴指責開羅煽動他們的叛亂。“發6000兆瓦的電是為了什麼？”拉斯蘭質疑道，“埃塞俄比亞和它所有鄰國的電力消耗都沒有達到800兆瓦。”
一個西方專家對此表示贊同：“從經濟的角度以及生態的角度來說，修建幾座（更小型的）水壩更加合理。”不僅在非洲，長期以來，建造巨型水壩的後果一直存在爭議。正如這位專家提醒我們的：“大壩截斷了水流，但他們也截住了河流所攜帶的沉積物，而這些沉積物為土壤帶來養分。”
但埃塞俄比亞政權將其所有的威望和權力都投入了這座大壩，投入了國內所有的資源，並要求人民作出強制的貢獻，似乎什麼阻擋不了它。“埃塞俄比亞表現得就像土耳其，”拉斯蘭吐露道，他這話並不是恭維：自從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Sisi）2013年上臺以來，埃及和土耳其的關係就惡化了。土耳其總理塔伊普·埃爾多安（Tayyip Erdoğan）被指控在背後支持穆斯林兄弟會，而後者是埃及政權的死敵。拉斯蘭提及東南安納托利亞項目（Güneydoğu Anadolu Projesi, GAP），包括阿塔圖克大水壩（the great Atatürk dam）和二十個小工程，部分乾涸了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導致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水源短缺。如今輪到埃及的水源被剝奪。
“沒有危機，不會再有危機了”
面對埃塞俄比亞的決心和蘇丹對亞的斯亞貝巴的支持立場，埃及已經證明了無法制定一個連貫的策略，在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尤其是通過媒體宣稱，隨時準備在尼羅河問題上突襲——和經常處於幻想邊界的願意通過合作解決問題的公開立場之間搖擺不定。因此，在非洲聯盟於2018年1月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塞西的兩側是埃塞俄比亞和蘇丹總統，他聲稱，所有的問題將在一個月內解決：“埃及的利益是埃塞俄比亞的利益，也是蘇丹的利益。我們要用一個聲音說話，沒有危機，不會再有危機了。”
與此同時，他撤回了幾周前提交給世界銀行的解決僵局的調節請求。2015年3月，三黨之間已經簽署了一份臨時協議，塞西頂著幾位隨從的反對批准了這項協議，反對者包括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法伊扎·阿布·埃爾-納加（Faiza Abu El-Naga）。塞西對他們的意見不予理睬。
在一個沒有合作意願的地區，這三個政權首先傾向於民族主義立場，而儘管不願承認，埃及的影響力卻在下降。用愛哈拉姆中心的另一位研究人員、蘇丹問題專家納比勒·阿卜杜勒·法塔赫（Nabil Abdel Fattah）的話來說：“幾十年來，我們在非洲的外交能力一直在退化，我們依賴於美國和歐洲。我們忽略了非洲大陸發生的重大變化，沒有真正瞭解埃塞俄比亞的學者、外交官或軍事人員。當兩國教會緊密聯繫，但我們甚至無法激活科普特網絡來解決這一僵局。”（the Coptic networks，科普特教會是基督教東派教會之一，屬一性論派。科普特一詞是7世紀中葉阿拉伯人佔領埃及時對埃及居民的稱呼，後專指信奉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譯者注。）
就像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關係
那麼傳統上與埃及結盟的蘇丹為何發生政策轉變呢？“我們兩國關係的歷史非常複雜，”納比勒·阿卜杜勒·法塔赫解釋道，“蘇丹是我們在20世紀中佔領的國家，它開始變得獨立，反對我們的意願。我們兩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就像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在1956年蘇丹獨立後很長的時期裡，兩國的個人和經濟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最偉大的蘇丹作家，”納比勒·阿卜杜勒·法塔赫指出，“比如塔伊布·薩利赫（Tayib Salih），他寫到遷移到北方的季節，在開羅的生活和工作。”
但時間已經流逝，這些聯繫已經減弱。開羅忽視了它的南部鄰國。1989年6月30日，喀土穆的一場政變將奧馬爾·巴希爾（Omar El-Bechir）和他的伊斯蘭主義者送上了權力寶座。一位埃及外交官觀察到，這個政權已經執政28年了，在這段時間裡，它已經竭盡所能切斷我們兩國之間的聯繫。它關閉了在蘇丹的埃及大學，並煽動對埃及的敵意，尤其是在那些還不知道友好關係時期的年輕人當中。事實上，權力掌握在穆斯林兄弟會手中，他們為2013年發生的事情伺機報復。
納比勒·阿卜杜勒·法塔赫解釋道：“一種排外（埃及）的文化已經在蘇丹產生了。”薩拉菲主義者，常常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對社會和年輕人加強了控制。儘管如此，他承認埃及確實存在反蘇丹的種族主義，並承認他的國家常常忽視南方鄰國的發展問題。
喀土穆定期提出的一個有爭議的議題是埃及西南部的哈拉伊卜三角區（Hala’ib triangle）問題，蘇丹自獨立以來一直聲稱對其擁有主權。“他們稱之為被佔領的領土，”拉斯蘭憤慨地說，“並把我們的軍隊叫做‘埃色列’（misraili），把埃及（misr）和以色列聯繫在一起，並將巴勒斯坦和哈拉伊卜三角區問題放到平行的位置。他們失去了南蘇丹，南蘇丹已經獨立了，他們在哈拉伊卜升起旗幟以轉移視線！”另外，這兩個首都經常互相指責對方窩藏本國的異見分子：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對蘇丹的訪問，以及開羅建立軍事基地的爭論也令人擔憂。
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間
然而，除了他的意識形態取向外，左右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的還是實用主義，這位總統曾因在達爾富爾的反人類罪而在國際刑事法庭（ICC）被起訴。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他與伊朗結盟，但在2014年，他與伊斯蘭共和國決裂，並與沙特阿拉伯聯合——後者在2017年解除美國對蘇丹的制裁方面發揮了作用——並派遣了數千名士兵前往也門。甚至在埃及，人們也承認，喀土穆在尼羅河問題上站在埃塞俄比亞的一邊是一種現實主義：“蘇丹意識到埃塞俄比亞將會獲勝，”一位埃及外交官解釋道，“並指望從這種局勢中獲得利益，大量免費的電力。”他沒有提到生態的影響，但是揮著手強調，如果大壩崩塌，喀土穆會發現自己處於30英尺的水底，雖然這點不太可能發生。
三個國家已經發生了爭端，尼羅河和非洲之角已經被中東三個敵對地區勢力——沙特與阿聯酋、土耳其、伊朗——所綁架。在這場極其複雜的國際棋局中，埃及發現自己相當孤立。在與阿拉伯半島關係惡化一段時期後，它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但利雅得仍然為蘇丹提供不可或缺的經濟援助，而蘇丹剛剛貶值了貨幣。一位埃及知識分子帶著一絲輕蔑的表情說道：“他們在也門付出了鮮血的代價，沙特人是貝都因人，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埃塞俄比亞已經得到了蘇丹和美國的支持，美國認為它是反恐戰爭的關鍵盟友，尤其是在索馬里和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亞最近也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埃塞俄比亞總統穆拉圖·特蘇姆（Mulatu Teshome）於2018年2月前往安卡拉與埃爾多安會晤。2017年11月，埃塞俄比亞總理在多哈簽署了一份雙邊合作的重要協議——卡塔爾甚至指責，埃及媒體關於其資助大壩的新聞是假新聞的好例子。
水源之戰？
如果外交手段失敗，是否會發生戰爭？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在1992年剛成為聯合國秘書長時就曾發出預言：“下一次中東衝突將會發生在水源之上……水將會成為比石油更加珍貴的資源。”的確，該地區的武力威脅非常嚴重，1月份蘇丹媒體宣佈與埃塞俄比亞建立聯合軍事力量保衛大壩。埃及艦隊正在曼德海峽巡航，在也門戰爭中發揮作用，但它很可能會捲入與埃塞俄比亞的武裝衝突中。開羅也在厄立特里亞部署了軍隊，後者是埃塞俄比亞懷恨在心的敵人，兩國曾在1998至2000年間進行了一場血腥的戰爭。一位埃及外交官承認：“然而，雖然我們對埃塞俄比亞的軍事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但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埃及將完全孤立，而這項行動本身可能也不像我們的報告者相信的那麼容易。”
一位埃及記者觀察道：“對於塞西而言，最好慢慢地加快步伐，一直等到3月底總統選舉。”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等到埃塞俄比亞人在明年夏天開始蓄積數十億立方米的水源，剝奪埃及的資源時？自2013年以來，塞西已經發展出一種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沙文主義的修辭，但是去年埃及向沙特阿拉伯轉交了沙特士兵剛剛進駐的蒂朗島和沙納菲群島，即便在他最堅定追隨著中也有很多抗議，塞西的聲望驟降。他會讓埃及失去尼羅河——這個國家幾千年來的頸靜脈嗎？
本文原載於2018年2月15日東方二十一網站（orientxxi.info），作者系東方二十一出版總監，盧南峰譯。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