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戰》：是時候找回我們中華民族的尚武血性了！
當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之前他有一個想象，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箇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裡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而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多麼快意恩仇。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後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為什麼《戰狼2》和《紅海行動》都取得了幾十億的票房？我們太需要這樣熱血的東西了！中華民族的血液裡不但有溫文爾雅，還有敢於亮劍的尚武精神，而這種精神失傳太久，是時候找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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