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1]，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湖南邵陽人。魏源早年即好史書，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史書。例如：《詩古微》《書古微》是經學史、學術史，《皇朝經世文編》是清代思想史、社會史，《海國圖志》是世界史和鴉片戰爭史以及另外三本專門的歷史著作，即《聖武記》《道光洋艘徵撫記》和《元史新編》。需要指出的是，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中指出：“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於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 [2]同樣，在我國古代乃至於近代，沒有所謂文獻編纂學，而有從事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文獻編纂作為歷史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有關文獻的研究與整理，是包含在對歷史文獻的研究與整理之中的，往往是把目錄學、校勘學、訓詁學同歷史文獻編纂的研究融為一體。正是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古代文獻編纂理論中包括目錄學、校勘學所取得的諸多研究成果。所以，魏源這些歷史著作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魏源的文獻編纂學理論，確立了魏源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1《海國圖志》
受林則徐委託，1842年12月，魏源著手編纂《海國圖志》，放眼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體現了魏源作為史學大師卓越的史識和深厚的功力。鴉片戰爭後，魏源為了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探索富國強兵的道路，編纂了《海國圖志》一書。這是中國編寫的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各國地理、歷史和部分科學技術知識的鉅著。《海國圖志》1842年刻本為五十卷，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1852年擴充為一百卷。該書的編撰，主要以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四洲志》（原書為1836年倫敦出版的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譯稿為基礎，又補充了明朝末年以來直到鴉片戰爭以前西方人所寫的有關世界歷史、地理著作和科技資料，中國曆代史志以及中國研究西方的有關著作，甚至包括鴉片戰爭期間審訊英俘的口供等。這部書區別於過去同類書籍的特點是[4]：①它不是“以中土人譚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譚西洋”，所以內容較準確。②它明確提出了學習西方，以抵抗外國侵略的主張。此書
大大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對當時和後來的知識界都有很大影響。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第一、二卷《籌海篇》中，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抗敵救國主張，中心意思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在圖書編纂學領域中的創新體現在《海國圖志》的編纂體例方面：關於典志體史書的革新。“以西洋人譚西洋”的編纂原則的確立，集中反映了魏源編纂典志體史書的新思路。《海國圖志》徵引外國人的著作分為兩大類二十餘種：一是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著作，一是鴉片戰爭前後來華西人的最新著述。此外，書中還有一份十多件奏摺和一些魏源親自蒐集的史料。實際上魏源在介紹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情況時，大多采用的是近代來華西人主要是傳教士的著作。《海國圖志》還充分繼承發揚了歷史考證學的傳統，把“以西洋人譚西洋”的研究方法引入考證學中，在考證具體史實、處理古今中西記載的歧異問題上，堅持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為準繩的原則。魏源在史料鑑別和考證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動機就是在處理西方史料時能夠契合“經世致用”的編纂原則。另外，魏源用“音譯”和“意譯”的方法來解決分類彙輯西方歷史地理、政治制度的問題，是對編纂歷史地理的有益嘗試，為晚清典志體史書語言表述的多樣性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以志為主體，
結合史論、圖、表，初步探索出撰寫世界歷史地理著作的綜合體裁[3]。魏源寫作《海國圖志》貫穿著鮮明的經世致用精神，故在編纂上具有與傳統歷史地理著作不同的特色。2《聖武記》
1842年7月魏源開始編纂《聖武記》，著眼於國內，積極地探索清朝由盛轉衰的原因。其實，《聖武記》是魏源早有計劃要編寫的著作[5]。1929年，魏源按例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得以借閱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當時他就有心收集資料，想寫一部本朝的戰史。魏源在該書的敘旨中說出了緣由及撰述背景：“晚橋江淮，海警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及，乃盡發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出其專涉兵事及嘗所論議若干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表明作者是在鴉片戰爭後，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編撰《聖武記》。《聖武記》主要將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體現出紀事本末體學術研究的色彩，在創新紀事本末體上作了初步的嘗試。魏源在編整體例方面提出不同意見，《聖武記》在編撰上的創新，最主要表現在將史論這種傳統體例，同紀事本末體體裁有機地結合。傳統的紀事本末體裁由於各條目相對獨立，因而讀者很難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係，領悟作者表達的歷史發展大勢的觀點。史論由於獨特的史例特點，易於彰顯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於瞭解作者的歷史觀和史書的價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視。《聖武記》的史論形式包括：序論、前十卷篇末“臣源曰”、後四卷《武事餘記》史論專篇。紀事本末體重視序論的作用，並且與“經世”思想緊密
結合，《聖武記》可謂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論。《聖武記》的“臣源曰”仿《隋書》“史臣曰”的體例，系統地闡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具有較高的政治見解和史學價值。由於《聖武記》編寫於鴉片戰爭硝煙未盡之時，有很強的現實感，因此，尚未完成就因索觀者眾，隨作隨刊。甫一出版，就風行海內外，今存海內外各種版本竟有二十多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非常重視此書。日本著名的“開國論”者佐久間象山在讀過《聖武記》後，將魏源視為“海外同志”。3《道光洋艘徵撫記》
《道光洋艘徵撫記》是近代第一部鴉片戰爭史，出自戰爭親歷者魏源之手，是研究鴉片戰爭和魏源思想的重要資料。該書篇幅不大，約二萬字，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從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禁菸寫起，到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抗英為止，是鴉片戰爭的第一階段。下卷從1841年8月璞鼎查來華擴大侵華戰爭寫起，到鴉片戰爭結束、不平等條約簽訂為止，為戰爭的第二階段。魏源在此書中，充分揭露了英國販賣鴉片的罪行，嚴厲譴責了其侵略行徑。在全書的最後，魏源又重申了自己“以守為戰”“以守為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6]。《道光洋艘徵撫記》寫成於鴉片戰爭剛結束之時，有極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它不僅為當時人和後來者瞭解這場戰爭的經過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而且還用春秋筆法為戰爭中諸多人物的表現定下了基調，這種基調一直影響著後人的評價。
4《元史新編》
《元史新編》是魏源憑一己之力，在借鑑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對元代歷史進行重新整理和編纂，雖未能全部完成，但意義非凡。舊《元史》是明洪武年間修成的，由於成書倉促，疏漏錯誤之處頗多。“承前代文獻不足之餘，加以纂修官宋濂、王禕皆系文士，疏於考訂，昧於袞鉞，有史才而無史學、史識。八月成書，是以疏舛四出，在諸史中最為荒蕪。”[7]在魏源之前，清代已有學者開始對《元史》進行修訂。最早是康熙朝邵遠平的《元史類編》四十二卷。其書仿鄭樵《通志》之例，將一切傳記，皆以類次，殊為瑣細，而且僅有紀傳，而無表志，只能整齊故事，並未利用新史料。到乾嘉時期，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開始趨向嚴謹。錢大昕以淹貫之才，專治《元史》，於舊日史料，廣搜博採，除正史之外，還對碑傳文集、《元朝秘史》等甄別異同，考其得失，修成《補元史·藝文志》四卷，《補元史·氏族志》三卷、《遼金元史拾遺》五卷、《宋遼會元史朔閏考》四卷，而他的《二十二史考異》也以《元史》部分最精。稍後又有汪輝祖的《元史本證》五十卷，專以本書證本書，雖不及錢氏淹博，也至為精湛。徐松對元史西北輿地之學也有精深研究。這些早期的元史研究成果都與魏源編纂《元史新編》有直接的關係。魏源以《四庫全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為基本史料，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考舊史，大約在咸豐三年（1853年）草成《元史新編》九十五卷。全書以邵遠平的《元史類編》為藍本，增入
太祖、太宗、憲宗本紀。世宗以下本紀大抵襲用邵氏的《元史類編》，略加點定。其列傳依據邵氏《元史類編》而加以增刪訂改。其《藝文志》和《氏族志》則全取自錢大昕。其他也多就舊史原文，增刪改定而成。對這種編纂方式，齊思和先生在《魏源與晚清學風》中認為[8]：“吾國以前修史，本多屬點定，擇替而從，辭不必皆由作者己出，魏氏亦援其例焉。”魏源《元史新編》的創新之處包括：評論元代衰亡的原因和處理疆域問題上顯示出進步的史識；在史料方面，魏源不但收集了包括《元史》所引資料在內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而且還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考訂，並廣泛收集域外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填補了一些歷史空白。如：依據《元朝秘史》等書及域外史料，對從太祖至憲宗四朝的史實進行了大量的補充。5結論
魏源的文獻編纂理論與實踐首先具有鮮明的史學經世思想。魏源生活在一個考證盛行的時代，他早年的經學研究也是遵循這樣的理論。但他在1825年進入幕府後，經世思想完全確定，治學的目的也明顯由考證求真轉向經世致用，鴉片戰爭後更是如此。在他看來，歷史著作應該是醫治社會現實弊端的良藥，治史的目的就是要“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從《皇朝經世文編》開始，他此後的所有歷史著作都
貫穿這一原則。他的這種選擇不僅使他的歷史著作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性，在當時及後來產生較大的影響，而且還影響了一代學風的轉變。其次，魏源開創了當代史和世界史的新風。中國史學研究方面有記述當代的傳統，例如：司馬遷的《史記》。魏源編纂的歷史著作無不體現出時代性和現實性，《皇朝經世文編》收錄當朝的論說，《聖武記》記載當朝的武功，《道光洋艘徵撫記》記錄當下正在發生的戰爭，《海國圖志》則更是在總結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將眼光投向海外，引導國人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之所以能成為史學大家，就是因為他的心隨著時代一起跳動，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魏源開創的當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直接影響著晚清史學的風氣，成為晚清史學的主流。最後，在體例上不拘束，敢於創新。魏源對傳統史學體例極為熟悉，但他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不斷革新。《聖武記》前半部為紀事本末體，後半部全是論說。《海國圖志》開始以魏源的《籌海篇》立論，中間介紹各國情況，最後二十餘卷全是論說。這種“不倫不類”的體例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納魏源所要傳達給國人的多種信息，非單純的歷史地理著作所能相比。至於《元史新編》，正如梁啟超評價所言，魏源著作無論內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屬史家創作，在世界永留不朽的價值[9]。參考文獻：
[1]王林.魏源[M].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10.
[2]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32.
[3]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八十年大簡介[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123.
[4]舒習龍.魏源歷史編纂學成就析論[J].史學史研究， 2009（2）：60-66.
[5]（清）魏源.魏源集：聖武記敘[M].北京：中華書局，1976：56.
[6]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789.
[7]（清）魏源.元史新編[M]，1905年魏慎堂刻本.
[8]楊慎之.魏源思想研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71.
[9]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82.
作者簡介：李克徵（1968-），河南省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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