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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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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品藏曆史，筆者撰文介紹了清乾隆末年，時任武平知縣周永保直調臺灣彰化縣任職的前因後果。
實際上，早在周永保之前，即乾隆十七年，另有一位武平“縣長”直調臺灣任職，此人叫吳士元。
吳士元從武平知縣位上離任後，歷任臺灣鳳山縣知縣、彰化縣知縣。
吳士元題【雲谷肇瑞】匾額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吳士元題【雲谷肇瑞】匾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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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早在秦漢時期以來，歷朝歷代的內地中央政府均對臺灣施行了有效管轄。
但由於古代人口相對稀疏，在清代以前，內地居民遷往臺灣開墾拓荒者，相對稀少，因此在臺灣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居住者以土著人口居多。
直到1684年，清政府攻克了臺灣，從“明鄭政權”（即鄭成功）手中接管臺灣，將臺灣納入清政府版圖。
《欽定平定臺灣凱旋圖》，描繪康熙帝派施琅收復臺灣凱旋歸來的場面。
至此，臺灣重歸古代中央政府的懷抱，並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對臺移民；清朝中央政府對臺灣的管轄，也從早前的臺灣“半自治”，改為對臺全方位的開拓和管理。
綜上所述，歷史上從福建其他縣域直派知縣一級官員空降臺灣任職的慣例，是從清代才有的。
因此，通過對歷史背景、時間節點等進行分析，歷史上從武平“縣長”任上空降臺灣任同等職位的第一人，無疑屬吳士元。
吳士元，今河南省淮濱縣人，1702年生人，雍正十三年（1735）中舉。因科舉功名品級不高，吳士元早年仕途不順；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才經乾隆皇帝恩准出任福建汀州府武平縣知縣。
從此，吳士元邁入七品縣官的行列。而且終其一生，吳士元的仕途品級都只停留在了七品之位。
話說吳士元千里迢迢從老家河南來到閩西邊陲小城武平縣任職，內心是充滿喜悅的，畢竟他由此進入了“京官”（清代縣級官員由朝廷中央任免）行列，此其一。
武平象洞白水寨
其二，武平山清水秀，氣候宜人，在此為官，偏安一隅，倒也是一大樂事；再者，武平是純客家人縣份，大多居民或其祖先來自於中原一帶，相當部分客家人之祖籍即為河南。
因此，身為河南人的吳士元，對武平人民是懷有“老鄉”意義上的感情的。上任之初，吳士元就給自己許下了為官的願景：“專注於民生事務，爭取為武平人民多辦實事。”
武平山多地陡，耕地資源十分緊缺，農田灌溉用水也比較緊張。
因此，在古代有限的農業生產條件下，莊稼人幾乎大半的精力要用在往田地裡引水、護水等勞作事務方面，農人之間為爭水而發生吵架、打鬥等現象，屢見不鮮。
畢竟，莊稼是農家人的命根子，而農田灌溉用水則是莊稼的生命線。
此時，武平城區周邊有一個鄉，多個村莊發生大規模農人因爭水而訴訟至縣衙事件。
這種事原本司空見慣，縣衙官員也一直沒有太好的辦法給予解決，多半吵吵鬧鬧一年又過去了。
但這事兒擱置到了新任知縣吳士元面前，他卻認真了：“這種事一定要想辦法圓滿解決，否則村民年年吵，年年鬧，而且莊稼缺了水也就耽誤了。”
為了解決問題，吳士元一改以往官員坐在縣衙憑空裁決的習慣，而是親自前往田地，觀察地勢，尋找水源等，忙了個不亦樂乎。
經過充分的現場考察，吳士元得出個結論：“就這麼點灌溉來水，總有一部分田地澆不上水，這種訴訟怎麼裁斷都不會公平。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興修水利，擴容水源。”因此吳士元召集農人，指導他們一起修水利，引水源。
眾人拾柴火焰高，人人出力好辦事，很快新的灌溉用水源源不斷地被引到田間，大家的田地都用上了水，農人的矛盾也化解於無形。
帶領農人興修水利的辦法，永久地解決了莊稼人年年為灌溉用水爭吵、訴訟的隱患，因此被推廣到各個鄉、村，整體帶動了全縣的農田水利事業。
至此，莊稼人對吳士元心服口服：“這個縣太爺很接地氣兒，咱莊稼人就認這樣的好官。”
還有一件事，令武平民眾對知縣吳士元心服口服。武平山區盛產斷腸草，此物可作為草藥用於散瘀止痛、殺蟲止癢等，但其毒性極強，誤服過量則有致命危險。
斷腸草
古時當地民眾時有誤服斷腸草的現象，一些民間庸醫藉此行騙斂財，打著神醫的名號胡亂醫治，大肆騙取錢財，療效則幾近於無。
恰巧吳士元精通中草醫藥，他通過縣衙告示，向廣大民眾傳授以羊血解斷腸草毒的方法。此舉不僅斷絕了江湖庸醫借斷腸草毒騙財的路子，還為民眾提供了一種即便經現代中醫臨床驗證也是有效的斷腸草毒醫治辦法，這讓當地民眾拍手叫好：“縣太爺吳大人才是真正的神醫啊！”
古代縣衙
總之，吳士元在武平任知縣三年有餘，憑藉樸實的作風，接地氣的為官之道，以及為民眾辦實事的熱心腸，在當地樹立了良好的縣官口碑。
後來武平人民為了紀念這樣一位難得的好官，自發為他建了恩德祠堂，一時引為歷史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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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七年（1752），有感於吳士元心繫民眾、甘居偏遠的為官作風，清朝廷中央一紙調令，將他直調往臺灣鳳山縣即今高雄市部分地區，職務仍是知縣。
可以想象得到，彼時的臺灣新入清政府版圖不久，開墾拓荒事業方興未艾，可謂百業待興，鳳山縣一帶更是有不少“生番”居住區還處於飲毛茹血的半原始狀態。
大清檯灣府全圖
朝廷中央之所以指派吳士元前去任知縣，無疑是看重他在武平的任職“業績”，覺得他能深入未開化的臺灣山區，為民辦實事，有助於“生番”族群在心理上歸化大清。
那時候，身居內地的民眾看待臺灣，大抵是把它當不毛之地來看的，除了部分為生計需要不得不遷徙至臺灣的閩人民眾，大部分人並不願意前往海峽對岸生活，何況是為官者？
所以，一般的朝廷外派官員被調往臺灣，心裡多半是叫苦不迭的。但吳士元不一樣，他是欣欣然赴任的：“越是在未開化之地為官，越能為民做實事。”
鳳山縣地處臺灣南部，地勢險要，多個少數民族雜居而處，大量新入臺籍的閩人移民加入其中，更令社會民情複雜，治安問題尤為凸顯。
吳士元入職鳳山知縣後，著手解決了兩件困擾衙門已久卻又不得其法能有效處理的大事：
其一：鳳山有“生番”部落民風彪悍者，族群間常有民間仇殺事件發生，為尊重部分少數民族“頭人治理”或“部落自治”的風俗，官府實難出面治理。
臺灣生番族
於是乎，有些發生在內地民眾或內地渡臺移民之間的仇殺事件，被當事人偽造成臺灣“生番”少數族群的作案手法，以逃脫官府的追責。
在吳士元赴任以前，有多起內地民眾殺人案件被鳳山縣衙錯認為“生番”族人所為，從而不了了之。
吳士元履職鳳山知縣後，有內地移民叫黃仲、馬賜者（編者注：據歷史資料），在瓜棚內被人焚殺，案發現場亦被偽造成“生番”作案的特徵。
吳士元本著“查明真相，務必水落石出”的想法，堅決率衙門人員努力調查，最終線索指向了一個名為徐相坎的內地移民：此人才是仇殺兇犯。
真相大白之下，兇犯也“失去”了“生番部落自治”的保護，被繩之以法。從那以後，在鳳山境內，由內地民眾製造少數民族殺人假象的風氣再也沒有了。
其二：鳳山設有軍工造船廠，所用木料均來自於少數民族居住所在的傀儡山，因此部分“生番”族人對軍工廠懷有仇恨之心，經常對造船廠實施偷襲破壞行動。
衙門固然查明瞭襲擊事件是“生番”所為，但礙於“部落自治”原則，衙門也不便緝拿肇事者。怎麼辦？
深思熟慮之後，吳士元決心用自己的真誠來感化“生番”少數族人。他不畏兇險，親自踏上傀儡山，找到部落頭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臺的清軍船政建設，是為了武裝水師軍隊，而軍隊是對外防禦的，並非針對本土少數民族。
清軍保衛臺灣，就是保衛包括少數生番部落在內的所有臺灣人的家園安全。”吳士元的“以理服人”策略，取得了成功：從此軍工廠再也沒有受到少數“生番”族群的侵擾。
總之，在擔任鳳山知縣的兩年時間內，吳士元採取嚴厲和溫和並重的治理策略，根據大清例律，面對多族群雜居的社會民情，該嚴厲追責的，一查到底，絕不姑息；該溫和感化的，不惜放低身段，以情理服人。
在他為首的縣衙門的努力下，當地民情出現了很大轉機，各族群關係逐漸融合。
不止於此，吳士元還在當地文化建設方面做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嘗試：他主導在鳳山縣興建了“天后宮”，通過媽祖信仰之精神紐帶，大大促進了社會族群關係的融合；又在當地興建了“孔子廟崇聖祠”，藉助儒家文化的影響力，掀起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文化熱潮，增進了臺灣人的民族文化向心力。
鳳山縣舊城孔子廟崇聖祠
3
乾隆十九年（1754）夏天，可能是有感於吳士元在協調臺灣土著關係、處理民情矛盾方面有經驗，清朝廷中央又將他從臺灣鳳山縣知縣任上調至臺灣彰化縣任縣令。
清政府的出發點大體是有道理的：短短兩年時間，在吳士元的治理下，鳳山縣的族群關係大大改善；反觀彰化縣，新來的內地移民、清代以前由內地來臺定居的臺灣人、“生番”族群等，多個族群之間混雜而居，情況十分複雜，族群關係也時好時壞，隱患重重。
為長遠之計，彰化縣特別需要吳士元這樣的人前來施政，梳理社會民情。
吳士元真的是一個公僕式的基層縣官，朝廷無論指哪兒，他都幹勁十足地奔赴而去。
可惜吳士元仕途命運中有一個劫數，他遇到了一個誰也邁步過去的坎兒：他剛上任彰化知縣不久，當地就發生了“焚害二十七兵民”的大事件，直白地說，就是有二十七個人被人蓄意放火燒死了，死者當中有清兵，也有民眾。
到底是誰作案為之？史料中沒有明確表述。但碰到這種大規模謀殺事件，尤其是死者中含有清兵，無論是誰當知縣也得下馬。
對於這種事，通常清政府比較直接的處理原則是：“不問時間、地點和原因，案發時任本地長官者，先撤職再說。”但清政府好歹還給吳士元留了個面子，將對他的撤職理由定性為：在處理本案過程中，吳士元的處理意見與上司不合。此外再無詳細解釋。
也就是說，在上述案件中，誰是兇犯、兇犯抓到沒有、兇犯是如何處置的，歷史資料對這些信息概無記載。
就對案件的處理意見來說，到底是吳士元的處理意見合理，還是上司的處理意見合理，也一概不得而知。反正吳士元就這樣被撤職了。
但吳士元到底是個縣域治理的人才，有朝廷重臣替他惋惜，於是該朝廷大史（姓甚名誰史料並無明述）上奏乾隆皇帝，建議為吳士元留職：
“皇上啊，大清地大物博，林林總總有幾千個縣，其中有些偏遠縣份，族群關係和民情狀況著實複雜，少不得需要吳士元這樣的人才去治理。所謂人才難得，務請聖上保留吳士元的官級。”
乾隆覺得有道理，但又抹不開情面：“吳士元固然是有才，但他犯錯了，也無需懲罰嗎？”
大史：“作為處罰，可先讓他停薪留職一段時間嘛。待明年，即可找一個縣域去處，讓他去赴任治理。”
乾隆的確是賞識吳士元的，便頷首同意了大史的奏請建議。換言之，吳士元的七品官級總算保留下了。
但是，誰也沒想到的是，吳士元秉性中其實是一個硬骨頭：他認準了此次彰化縣命案，處理不當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上司，所以他是滿心不爽的。
加上他還要等一年才能官復原職，心想：“實在是夠夠的了，我不受這份窩囊氣。”於是他頭也不回地返回家鄉，決定專心在家中教子讀書，不再出來做官了。
從福建武平縣到臺灣鳳山縣，再從鳳山縣到彰化縣，前後不到七個年頭，這就是吳士元作為七品縣令的全部仕途生涯。縱觀其仕途履歷，他雖然官職不高，但卻在縣域民生治理範疇內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更難得的是，吳士元是歷史上第一個從福建武平“縣長”位置空降到臺灣任職的官員，無意中也打開了一扇武平和臺灣兩地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大門。
結語
自清早期以來，武平和臺灣的政治、文化交流，一直比較頻繁：
繼吳士元之後，乾隆末年，武平知縣周永保被清朝廷中央直調臺灣彰化縣任職；
由清至今，以武平定光佛文化為紐帶的兩岸交流持續不斷。其中，武平和臺灣高雄市（即歷史上的鳳山縣）之間的民間交流更是源遠流長，截止今天，兩地交流不僅包括定光佛文化，更是延伸至旅遊業、現代農業、商貿、科技等領域。
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吳士元從武平“縣長”轉任臺灣鳳山知縣，冥冥中對兩百多年以來的“武平——臺灣”民間關係，或多或少存在無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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