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當前，我國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續走高態勢，這也違背了我們發展經濟的初衷。因此，守護藍天白雲，防治工業廢氣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廢氣處理技術仍要突破
我國工業廢氣的排放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隨著工業的發展，廢氣排放量逐漸增加。工業廢氣中的汙染物主要為VOCs（揮發性有機物），它也是引發霾的主要因素，而且當它排放到大氣層時，進行光化學反應後會形成PM2.5和臭氧，對人體健康產生較大的危害。
“大氣汙染防治十條措施實施後，有工程院做出環境評估：二氧化硫與顆粒物有所下降，但是VOCs和氮氧化物不降反升。這時，國家也意識到，單純地降低某個指標對整個大氣環境質量改善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中華環保聯合會VOCs專委會秘書長吳克食告訴《經濟》記者，過去我們總是強調總量控制，但在新時代我們應更注重大氣環境質量的改善效果。
嚴格控制新增VOCs排放量，是“十三五”揮發性有機物汙染防治主要任務之一。根據《“十三五”揮發性有機物汙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地應嚴格執行涉VOCs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對於新建涉VOCs排放的工業企業，應按照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以及產業園區規劃環評等要求合理佈局。
文件就像一個風向標，各個地方陸續出臺了自己轄區內的工作方案、技術指南、技術規範和獎勵制度。當前我國減排治理VOCs最重要的工作是摸清“家底”，做到每個工廠都有一個對應的策略，就像醫生看病一樣，要對症下藥。吳克食舉例說：“比如，崑山轄區內登記在冊的兩三萬家企業，每家企業排放了什麼物質，每個車間對應的排放口基數是多少，通風收集做得如何等，都要有一個具體的指標。”他還表示，現在不少地方都在鼓勵企業進園區，然後將汙染物進行集中化處理，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同時，我們在治理技術上存在一些歷史問題，如起步較晚、基礎研究不夠等，尤其是核心技術工藝中一些功能性材料的研發、創新遠遠不夠。吳克食告訴記者：“目前我們主要用沸石轉輪來處理廢氣。比如，汽車整車噴塗會產生500000m3/h的廢氣，若將廢氣都排放到焚燒爐裡燃燒會產生非常大的能耗。而用沸石轉輪進行處理，500000m3/h的廢氣通過濃縮再生，可能減少十倍甚至更少，這時再排放到焚燒爐裡面，能耗就是可控的。不過這個轉輪裡的核心材料，比如分子篩，基本都掌握在國外幾家供應商的手中。還有一些監測儀器，也是國外企業所佔份額比較高。”他認為，對於處理技術的研發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可以從國家層面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升級。
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實際上工業廢氣也可以進行資源化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循環經濟與環境評估預測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歡政向《經濟》記者舉例：“比如包裝印刷的溶劑可以通過環保設備進行提純，留下高附加值物質，回用到生產線上，將低附加值的物質直接燒掉。”
多種途徑抑制工業廢氣排放
在產業結構轉型、調整的過程中，解決汙染問題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提高工藝水平，從而減少排放。二是生產高質量產品，從而增加支出預期，這樣才有成本做環境治理。
杜歡政告訴記者，可以通過清潔生產法來抑制工業廢氣的排放。清潔生產法就是對生產過程要求節約原材料與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減降所有廢棄物的數量與毒性；對產品要求減少從原材料提煉到產品最終處置的全生命週期的不利影響；對服務要求將環境因素納入設計與所提供的服務中。
當然，除了環保技術的創新，防治環境汙染還離不開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的驅動。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6年12月26日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將現行的排汙收費制度改成了徵收環保稅。這兩者之間存在什麼不同呢？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王清分析：第一，環保稅增加了企業減排的稅收減免檔次。第二，環保稅進一步規範了環境保護稅徵收管理程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所長常紀文告訴《經濟》記者，環保稅從今年4月1日開始徵收。“與排汙費相比，徵收費用提高了標準，汙染排放多，交稅就多，汙染排放少，交稅就少。由費改稅後規範性更強，讓逃稅、減免難上加難。這樣可以倒逼一些企業去制定環保設施，進行產業升級。這樣不僅有利於調整產業結構，也有利於企業治理環境汙染。”
目前環保稅中針對VOCs的徵收只有19種物質，包括苯、二甲苯、甲醇等。對此,吳克食認為，如果單純地從行政環保的執法力量去推動企業，約束力就不會太大，不利於整體VOCs的減排控制。“以甲醇為例，它是一種有毒有害物質，其徵收標準比粉塵多20倍，企業會有壓力和動力對汙染氣體進行有效地控制。今年兩會時期，我們寫了一個提案，呼籲將VOCs整體納入環保稅的徵稅範疇。”
在環保風暴下，大部分國企、央企、上市公司有足夠的資金保障和能源保障，投入到環保懷抱中，但是一些中小型企業初期資金緊張，在踐行環保事業的道路上更是生存艱難，只能黯然離場。
對此，常紀文在調研中發現很多企業，尤其是山西、陝西等地方的汙染產業結構偏重，產業轉型難度特別大。“以前由於法律、執法不夠嚴格，好多中小企業考慮成本把廢氣直接排放到空氣中，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還讓社會承擔責任。近幾年我國加強了環保督查，就把一些承受不了環保成本的企業淘汰出局，讓一些能夠承受環保成本的大中型企業高質量發展。”
常紀文表示，加強環境保護監管會影響個別企業，也會影響一些就業，但是對企業今後的高質量發展，對國家整體的發展是有利的。“一些鋼鐵、水泥、造紙、化工企業去年的效益特別好，正是因為汙染性企業倒閉了之後，這些企業有了更多的市場份額，效益自然就改善了。”
“對於中小企業，首先要做到清潔生產，然後從管理層面制定一些治理措施。現在市場上有些環保公司專門針對中小企業提供環保一體機設備，價格也在企業可承受的範圍內。”吳克食表示，未來國家將會結合企業的現狀及特殊性，進行政策上的引導，同時建立激勵制度，促進企業綠色轉型。
請第三方機構為“環保管家”
在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廢氣處理市場體量增大，大家蜂擁而至，原來做脫硫、脫硝、汙水處理等的企業紛紛轉型進入廢氣處理行業。但是，不同的廢氣汙染源對應的治理措施也有差異，沒有一家公司的技術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而且，很多企業雖然安裝了汙染物處理設備，但是出於對成本的考慮可能會弄虛作假。比如一個70萬千瓦的發電廠，一年脫硫的成本7000萬元，若是將這個成本節省下來，就會變成企業的利潤。所以，建立第三方的治理機制並非不信任企業，但是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若要形成一個有利於綠色發展的市場機制，還需建立第三方治理機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如何形成有利於環境改善的機制作出了規定，即建立第三方治理機制。“過去是誰汙染誰治理，由於缺乏嚴格監管，結果導致治理汙染的企業吃虧，不治理汙染的企業賺錢，現在則是排放汙染物的企業出錢，政府把錢集中在一起，通過招標選出有資質的企業來治理，這樣才能使最好的設備和最好的技術結合起來。”
生態環保部曾強調，鼓勵有條件的園區管理機構聘請第三方專業環保服務公司作為園區“環保管家”。“這意味著，企業從申領排汙許可證時，請一些有實操經驗的技術團隊和專家，對每個企業進行細分，通過專業的監測手段和儀器，開展環保管家一體化服務。對於工業園區則以區域為節點提供集中解決方案，以便管控、減排。”吳克食說。
現在好多工廠的環保數據都向社會公開，包括地方的環保監測站，有日報、週報、月報。
吳克食說：“現在好多地方強制要求安裝使用在線監測系統，比如河北、上海、廣東等。通過對汙染排放點實時監控，將監測數據發送到管理中心的後端服務器進行處理。可以有效地督促企業做好環保管理工作和提高環保意識。這種方法要全面鋪開，需要地方政府強制要求。”
對於企業如何踐行環保責任，國華電力公司總經理李巍曾建議：第一，不斷完善環保管理的體系。第二，建設清潔高效大容量火電機組。第三，堅持創新引領燃煤機組的環保清潔發展。第四，實施高品質綠色發電計劃。第五，利用信息化大數據提升節能環保管理效率。
不得不提的是，在整體的生產工藝生產流程中會出現一些跑冒滴漏現象，可以通過一些智能化的手段來規避人為的錯誤。目前，各國都在積極開發智能的環保機器人。機器人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如在環境監測方面已經展露頭角的無人機、瑞典設計學院的Omer Haciomeroglu團隊設計的水泥回收機器人、早稻田大學理工學術院發佈的自律移動型環境監測機器人等。吳克食表示，一個工廠原來可能有幾十個人，但是機器人可以從各個流程替代人工，然後只需要一個人來操作機器，這樣可以節約人工成本。這也是未來環保領域的發展方向之一。
鏈接：國內外VOCs治理技術比較
就VOCs的治理技術而言，我國的主流技術包括吸附回收、催化氧化、蓄熱燃燒等方法，而國外則選擇高效合理的先進材料和裝備。我國與國外VOCs治理相比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用於監測VOCs的儀器設備多數採用國外產品，價格昂貴，核心監測設備還沒有達到國產化。目前國內還沒有形成系統的VOCs在線監測技術，沒有成套的應用示範，VOCs在線監測技術穩定運行和準確測試的可靠性方面還需要更多的驗證。另外，VOCs監測過程控制方面的應用幾乎沒有。
第二，VOCs的種類繁多，所涉及的汙染行業、工藝過程眾多，汙染氣體的排放情況差異很大，單一的治理技術不可能滿足所有廢氣的治理要求。國外普遍採用多級串聯的組合式深度技術，如吸附濃縮——催化(蓄熱催化)、氧化集成技術、吸附濃縮——冷凝回收集成技術、吸附濃縮——吸收集成技術等。相比之下，國內的治理技術就沒有這麼豐富，單獨活性炭吸附法應用比例大。
第三，由於活性炭成本較低，國內廣泛使用，而國外早已使用分子篩轉輪濃縮轉輪吸附，與蜂窩活性炭固定床裝置相比具有材料壽命長、運行穩定性高、吸附效率高、維護費用低、安全可靠等優點。在燃燒法處理VOCs方面，國外使用的普遍為三床式RTO/RCO，而國內主要還是兩床式的。三床蓄熱式燃燒裝置處理效率大於98%，而兩床式的處理效率為90%-95%。
除了技術層面，國內外的材料和裝備的使用也存在差距。比如，國內所使用的吸收劑普遍為水，而國外選用的則是高效率、低揮發的有針對性的吸收劑。國外治理材料和裝備從品種、規格和大小都做到了精細化、專一化，相比之下，國內應用治理裝備時存在缺乏針對性的濫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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