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当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续走高态势，这也违背了我们发展经济的初衷。因此，守护蓝天白云，防治工业废气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废气处理技术仍要突破
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工业的发展，废气排放量逐渐增加。工业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为VOCs（挥发性有机物），它也是引发霾的主要因素，而且当它排放到大气层时，进行光化学反应后会形成PM2.5和臭氧，对人体健康产生较大的危害。
“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实施后，有工程院做出环境评估：二氧化硫与颗粒物有所下降，但是VOCs和氮氧化物不降反升。这时，国家也意识到，单纯地降低某个指标对整个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专委会秘书长吴克食告诉《经济》记者，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总量控制，但在新时代我们应更注重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
严格控制新增VOCs排放量，是“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主要任务之一。根据《“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应严格执行涉VOCs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于新建涉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等要求合理布局。
文件就像一个风向标，各个地方陆续出台了自己辖区内的工作方案、技术指南、技术规范和奖励制度。当前我国减排治理VOCs最重要的工作是摸清“家底”，做到每个工厂都有一个对应的策略，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要对症下药。吴克食举例说：“比如，昆山辖区内登记在册的两三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排放了什么物质，每个车间对应的排放口基数是多少，通风收集做得如何等，都要有一个具体的指标。”他还表示，现在不少地方都在鼓励企业进园区，然后将污染物进行集中化处理，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同时，我们在治理技术上存在一些历史问题，如起步较晚、基础研究不够等，尤其是核心技术工艺中一些功能性材料的研发、创新远远不够。吴克食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主要用沸石转轮来处理废气。比如，汽车整车喷涂会产生500000m3/h的废气，若将废气都排放到焚烧炉里燃烧会产生非常大的能耗。而用沸石转轮进行处理，500000m3/h的废气通过浓缩再生，可能减少十倍甚至更少，这时再排放到焚烧炉里面，能耗就是可控的。不过这个转轮里的核心材料，比如分子筛，基本都掌握在国外几家供应商的手中。还有一些监测仪器，也是国外企业所占份额比较高。”他认为，对于处理技术的研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可以从国家层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工业废气也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向《经济》记者举例：“比如包装印刷的溶剂可以通过环保设备进行提纯，留下高附加值物质，回用到生产线上，将低附加值的物质直接烧掉。”
多种途径抑制工业废气排放
在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的过程中，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工艺水平，从而减少排放。二是生产高质量产品，从而增加支出预期，这样才有成本做环境治理。
杜欢政告诉记者，可以通过清洁生产法来抑制工业废气的排放。清洁生产法就是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与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减降所有废弃物的数量与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与所提供的服务中。
当然，除了环保技术的创新，防治环境污染还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驱动。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2月26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改成了征收环保税。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不同呢？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王清分析：第一，环保税增加了企业减排的税收减免档次。第二，环保税进一步规范了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程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常纪文告诉《经济》记者，环保税从今年4月1日开始征收。“与排污费相比，征收费用提高了标准，污染排放多，交税就多，污染排放少，交税就少。由费改税后规范性更强，让逃税、减免难上加难。这样可以倒逼一些企业去制定环保设施，进行产业升级。这样不仅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环境污染。”
目前环保税中针对VOCs的征收只有19种物质，包括苯、二甲苯、甲醇等。对此,吴克食认为，如果单纯地从行政环保的执法力量去推动企业，约束力就不会太大，不利于整体VOCs的减排控制。“以甲醇为例，它是一种有毒有害物质，其征收标准比粉尘多20倍，企业会有压力和动力对污染气体进行有效地控制。今年两会时期，我们写了一个提案，呼吁将VOCs整体纳入环保税的征税范畴。”
在环保风暴下，大部分国企、央企、上市公司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和能源保障，投入到环保怀抱中，但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初期资金紧张，在践行环保事业的道路上更是生存艰难，只能黯然离场。
对此，常纪文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企业，尤其是山西、陕西等地方的污染产业结构偏重，产业转型难度特别大。“以前由于法律、执法不够严格，好多中小企业考虑成本把废气直接排放到空气中，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还让社会承担责任。近几年我国加强了环保督查，就把一些承受不了环保成本的企业淘汰出局，让一些能够承受环保成本的大中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常纪文表示，加强环境保护监管会影响个别企业，也会影响一些就业，但是对企业今后的高质量发展，对国家整体的发展是有利的。“一些钢铁、水泥、造纸、化工企业去年的效益特别好，正是因为污染性企业倒闭了之后，这些企业有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效益自然就改善了。”
“对于中小企业，首先要做到清洁生产，然后从管理层面制定一些治理措施。现在市场上有些环保公司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环保一体机设备，价格也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吴克食表示，未来国家将会结合企业的现状及特殊性，进行政策上的引导，同时建立激励制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请第三方机构为“环保管家”
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废气处理市场体量增大，大家蜂拥而至，原来做脱硫、脱硝、污水处理等的企业纷纷转型进入废气处理行业。但是，不同的废气污染源对应的治理措施也有差异，没有一家公司的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且，很多企业虽然安装了污染物处理设备，但是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可能会弄虚作假。比如一个70万千瓦的发电厂，一年脱硫的成本7000万元，若是将这个成本节省下来，就会变成企业的利润。所以，建立第三方的治理机制并非不信任企业，但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若要形成一个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市场机制，还需建立第三方治理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形成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机制作出了规定，即建立第三方治理机制。“过去是谁污染谁治理，由于缺乏严格监管，结果导致治理污染的企业吃亏，不治理污染的企业赚钱，现在则是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出钱，政府把钱集中在一起，通过招标选出有资质的企业来治理，这样才能使最好的设备和最好的技术结合起来。”
生态环保部曾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园区管理机构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园区“环保管家”。“这意味着，企业从申领排污许可证时，请一些有实操经验的技术团队和专家，对每个企业进行细分，通过专业的监测手段和仪器，开展环保管家一体化服务。对于工业园区则以区域为节点提供集中解决方案，以便管控、减排。”吴克食说。
现在好多工厂的环保数据都向社会公开，包括地方的环保监测站，有日报、周报、月报。
吴克食说：“现在好多地方强制要求安装使用在线监测系统，比如河北、上海、广东等。通过对污染排放点实时监控，将监测数据发送到管理中心的后端服务器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地督促企业做好环保管理工作和提高环保意识。这种方法要全面铺开，需要地方政府强制要求。”
对于企业如何践行环保责任，国华电力公司总经理李巍曾建议：第一，不断完善环保管理的体系。第二，建设清洁高效大容量火电机组。第三，坚持创新引领燃煤机组的环保清洁发展。第四，实施高品质绿色发电计划。第五，利用信息化大数据提升节能环保管理效率。
不得不提的是，在整体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中会出现一些跑冒滴漏现象，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化的手段来规避人为的错误。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开发智能的环保机器人。机器人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如在环境监测方面已经展露头角的无人机、瑞典设计学院的Omer Haciomeroglu团队设计的水泥回收机器人、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发布的自律移动型环境监测机器人等。吴克食表示，一个工厂原来可能有几十个人，但是机器人可以从各个流程替代人工，然后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机器，这样可以节约人工成本。这也是未来环保领域的发展方向之一。
链接：国内外VOCs治理技术比较
就VOCs的治理技术而言，我国的主流技术包括吸附回收、催化氧化、蓄热燃烧等方法，而国外则选择高效合理的先进材料和装备。我国与国外VOCs治理相比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于监测VOCs的仪器设备多数采用国外产品，价格昂贵，核心监测设备还没有达到国产化。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系统的VOCs在线监测技术，没有成套的应用示范，VOCs在线监测技术稳定运行和准确测试的可靠性方面还需要更多的验证。另外，VOCs监测过程控制方面的应用几乎没有。
第二，VOCs的种类繁多，所涉及的污染行业、工艺过程众多，污染气体的排放情况差异很大，单一的治理技术不可能满足所有废气的治理要求。国外普遍采用多级串联的组合式深度技术，如吸附浓缩——催化(蓄热催化)、氧化集成技术、吸附浓缩——冷凝回收集成技术、吸附浓缩——吸收集成技术等。相比之下，国内的治理技术就没有这么丰富，单独活性炭吸附法应用比例大。
第三，由于活性炭成本较低，国内广泛使用，而国外早已使用分子筛转轮浓缩转轮吸附，与蜂窝活性炭固定床装置相比具有材料寿命长、运行稳定性高、吸附效率高、维护费用低、安全可靠等优点。在燃烧法处理VOCs方面，国外使用的普遍为三床式RTO/RCO，而国内主要还是两床式的。三床蓄热式燃烧装置处理效率大于98%，而两床式的处理效率为90%-95%。
除了技术层面，国内外的材料和装备的使用也存在差距。比如，国内所使用的吸收剂普遍为水，而国外选用的则是高效率、低挥发的有针对性的吸收剂。国外治理材料和装备从品种、规格和大小都做到了精细化、专一化，相比之下，国内应用治理装备时存在缺乏针对性的滥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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