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兩位主張對外開放的湖南人郭嵩燾、曾紀澤，郭嵩燾曾被人罵為漢奸，而曾紀澤儘管晚年也不得志，但守舊派還不至於公開罵他。
黃濬曾比較郭嵩燾和曾紀澤在官場不同的境遇：
曾劼剛輩行後於郭筠仙，而奉使歐洲，實與筠仙同時。筠仙以通曉洋務自負，亦負天下重謗，劼剛則賴其老世丈先任其謗，得以差全其名，抑亦文正公之門蔭也。
這段話頗有意趣。同樣的話，同樣的事，郭嵩燾說了做了，朝野守舊派會炮轟；而曾紀澤說了和做了，這些人雖不以為然，但很少上奏摺大加撻伐。黃濬的解釋是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時忍辱負重，替兒子把被毀謗之苦受了。其實根本的原因還是曾國藩有平定太平天國、挽大清江山於即倒的不世之功，朝廷特別是太后對他的兒子自然要高看一眼，其他人也就不敢放肆像對郭嵩燾那樣攻訐了。
曾紀澤《使西日記》中載他被任命為駐英國法國欽差大臣後拜別慈禧太后兩人的對話，曾紀澤向太后講到辦理洋務的難處。
慈禧太后：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曾紀澤：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在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報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慈禧太后：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也是國家氣運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吏，總是瞻徇的多。
曾紀澤：李鴻章、沈葆禎、丁寶楨、左宗棠均忠貞之臣。
慈禧太后：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
曾紀澤：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慈禧太后：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可見正是因為慈禧太后對曾國藩功勞的肯定，蔭及子孫，曾紀澤辦洋務扛住非議的資本遠超郭嵩燾。——當然，他得乃父心法，也比郭嵩燾會處事。
後世評價曾紀澤，讚頌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是赴俄國交涉，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收回伊犁。此前在光緒四年（1878年）崇厚出使俄國，擅自與俄簽訂《里瓦幾亞條約》，將伊犁賣得乾乾淨淨。光緒六年清廷更遣曾紀澤往俄更約，爭回伊犁南路七百餘裡，嘉峪關諸地緩置官。雖然這次外交上的勝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國際上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大戰剛結束，勢力大打折扣，而國內左宗棠等人積極備戰，給沙俄有威懾。但如果換一個人，能從老毛子已經吞下的肚子裡再吐出來這麼一塊肉，很難。
光緒十三年（1887），曾紀澤奉調回國，擔任戶部侍郎，至1990年4月12日逝世，此間三年，回國的曾紀澤其實是很鬱悶的。重要原因的是1884年甲申易樞，因為對慈禧太后的絕對權力構成威脅，甲申年4月，慈禧突然發佈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的事件。
晚清的洋務及外交體系是由恭王居中支持，湘淮系大臣前赴後繼構建的。甲申易樞後，太后起用的奕劻、奕譞、世鐸的行政能力遠不如奕訢，所以時人把這次中樞機構的大換班比喻為：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諷刺這些新進王公的庸懦。新軍機處的組成人員，在識見、威望、能力和人品上，與原軍機處相比，相差甚遠。他們是一些不諳國際事務、不懂國內政情的官僚，新軍機處的特點是對太后惟命是從。
在此種背景下，曾紀澤不可能再有什麼大的作為。1890年他與叔父曾國荃同一年去世，年僅51歲，可謂英年早逝。對他的逝世，時人和後世多表達惋惜之情。接替他的薛福成在歐洲得知其去世後，在日記中寫道:
竊思曾侯奉使八年，其豐功偉略，在駐英俄二國時為多。年未中壽，遽爾淪謝，眷懷時局，為之愴然。
薛福成幾年後會見比利時國王和首相時，比國首相曰：
曾侯辦理外務，亦頗有名，惟在此不久而歸，歸亦未聞別有建樹，今已逝矣，真為可惜。
有人說如果曾紀澤多活些年頭，應該更有成就，對清朝的大局會有好的影響。我以為此乃讀史者一廂情願，在恭王靠邊站後，曾紀澤不可能有什麼建樹，就如比利時首先所嘆息那樣。如果他多活五、六年，活到甲午中日戰爭後，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他很可能會奉命出使，作為李鴻章的重要助手去簽約，如此給太后背黑鍋的可能就不僅是李鴻章李經方父子了，會加上外交高手曾紀澤。曾紀澤會拒絕麼？當然他無法拒絕，他值得抱著與父親處理天津教案相同的心態：“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
那麼曾紀澤在當時一定是時人皆欲殺，所受的屈辱遠大於其父親，而在後世的歷史教科書中，恐怕“賣國賊”的標籤貼得妥妥的。壽則多辱，真是有道理呀，李鴻章活得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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