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鐵道兵52團尤興益《白浪情》網友
經多方打聽，幾天前我終於從一位廣東籍戰友那裡，知道了我原來的副班長董日升的情況。說他於20年前就不幸去世了！聽了董日升戰友這位同鄉的敘述，我思緒翻騰感慨不已。一方面為他的早逝而悲痛，一方面為他的坎坷人生嘆息。有一種願望促使我要把它寫出來，讓人們從他的經歷中或許能感悟到一些什麼。 （一）配合默契的副班長
董日升是1969年入伍的廣東兵，1米7左右的身材，略為偏瘦。臉上常帶微笑，一副忠厚相。做事認真細緻，性格溫和，從沒有見他與人爭吵過。1971年，我在原鐵道兵52團二營六連任一班班長，董日升是我的副班長。雖然我比他入伍早一年，可是他比我年長兩歲。
（後排中間一位是董日升）
當時我主要負責帶風槍手打眼，他帶人扒碴，並負責帶放炮手裝炮點炮。每天他扛一根搗炸藥的木棍，第一個進洞，排除鬆動的危石。他工作非常認真負責，做事情總讓人放心。
在班務工作上，大事小事，他都與我商量，很尊重我的意見。 記得那一年，我們班分來了兩名新兵，一名是廣東雷州半島人，叫吳登茂。一名是四川宜賓人，叫陳朝清。他們都沒有上過學，基本上是一字不識。我一看，這怎麼行呢？無論從他們在部隊的進步考慮，還是從他們將來的前途著想，都必須儘快地幫助他們摘掉文盲帽子。我與老董一商量，決定利用一切空餘時間，幫這兩個新兵學文化。我又與這兩個新兵談了話，他們也很高興，並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習。於是，我就在班務會上宣佈：我們班的兩個新兵，以後下了班除了自己的私事以外，其他事不用幹，每天必須認識十個字，並且要會讀，會寫，會講解。第一天如果欠了帳，第二天一定要加倍補上。我到連部給他們領了兩本筆記本，又幫他們準備了鉛筆。課本就是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他們在帳篷裡學習容易受干擾，我就讓他們在工具棚裡學習，把門給他們從外面反鎖上。這樣剛進行了沒幾天，輪到我們班出公差到炊事班幫廚了，我還是讓兩個新兵在家學習，其他同志都去出公差。有一位老兵提意見說：“別的班都是新兵出公差，我們班為什麼別出心裁，要老兵去？”而且表現了很強的牴觸情緒。我的急性子脾氣剛要發作，老董出來說話了，他對提意見的那位老兵說，你今天不舒服，就在家裡歇著吧，我帶別人去。他們兩個新兵學文化是大事，儘量不要受影響。”說著就帶頭往外走了。那位提意見的老兵也不好意思單獨留在帳篷裡，不聲不響地跟著副班長出了門。兩個新兵見了這個情況，心裡也很感動，學習更加用功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新兵吳登茂高高興興地拿著一封信來給我看。原來他自己給家裡寫了一封信，儘管錯別字很多，但是基本的意思都能講清楚了，他家嫂子高中畢業，是全家的文化人兒。看了弟弟的來信，非常高興，把全家人喊來，讀給他們聽，並且告訴他們，這封信是弟弟親手寫的。一家人開心得不得了，都說部隊真是大學校。他嫂子在信上再三地感謝部隊的領導和弟弟的戰友們，我把吳登茂嫂子的信一讀，全班都樂開了，連那位提意見的老兵也低著頭笑了。不久，陳朝清家裡也來信說，知道他在部隊學會了認字寫字，很高興，還希望班長和老兵們，以後有機會去宜賓，到他們家做客呢。
後來，我被調到團宣傳股搞文藝創作，很少回連隊了，聽說董日升被調到八班當了班長。連隊搬到五塊石安新家時，在岩石上打鋼釺栓繩子固定帳篷。他扶鋼釺的時候，鋼釺頭上迸裂下來一小塊鐵屑，飛濺到他的一隻眼睛中，嵌入了眼球。雖然經過營衛生所、團衛生隊、師醫院逐級治療，最後送到西安第二軍醫大學，治了半年多時間也未能治好，落下了一目失明的傷殘退伍了。當年退伍兵都是哪裡來回哪裡去，唯有他因為是殘疾軍人，被安排到了縣殘疾人工廠，不久還當上了廠長。與此同時，他自己家也開了賣水泥的門市，他妻子還開了間小飯店，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的。
（二）誤入歧途走上不歸路。
1997年前後，廣東吳川民間興起了一種叫“儲金會”的風潮。就是一個單位，一個社區，或者一幫朋友，由一個有實力、有信用、人緣好的人，做“莊家”，其他人都把閒錢按比銀行利率高一倍的利息，存放到“莊家”那裡，“莊家”再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因為當時正值廣東開放市場，家家想做生意，人人想當老闆，都急需本錢。所以，剛開始一兩年，這些“儲金會”運作還算順利。“莊家”、投資人和借貸者各得其利。但時間一長，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有些人做生意沒有賺到錢，或虧了，當然“儲金會莊家“的利息也收不回來，甚至血本無歸。為了維持“儲金會”這個攤子，只好拆東牆補西牆，先把投資人的利息撐著按月兌現。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投資人一看有利可賺，愈發大膽投資，莊家的債務也就越積越重。
當地政府看到了這種危機，開始插手查封這些民間的“儲金會”。一查發現，幾乎所有的“儲金會”都資不抵債，於是就拘留或逮捕這些“莊家”。有些莊家本來還想苦苦支撐，指望有朝一日，能夠要回幾筆放出去的錢，清還部分股東的本金，這一來見翻身無望，就腳底抹油“跑路“了事。
董日升當時要實力有實力，要人緣有人緣。他被捲入“儲金會”這個漩渦的時候，正是“儲金會”風潮鼎盛時期，要按他本人一貫的性格，是不敢做這冒險事情的，可是禁不住的妻子的極力慫恿，被推到了“莊家“的位置上。原殘疾人工廠幾乎全體職工，和他的一些親戚朋友都信任他，紛紛把自己的儲蓄送到了他那裡。他辦事也地道，每個月的利息都能一分不少地按時兌現。後來和其他的莊家一樣，日子也越來越難過了，最後按賬面上算下來，可能吸儲近300萬元。眼看家裡七拼八湊也就剩下幾十萬元了，在家天天有人上門討要本金利息，放出去的錢又收不回來，聽說政府要抓“莊家”了，夫妻二人只好帶著最小的兒子“跑路”，把兩個大些的兒子，託給了父母兄弟。（其中一個智障兒，後來不明不白的死在公路邊上。）
聽說他們帶著最後的幾十萬元，跑到了山東，投奔了一位戰友，與戰友合作做起了殺豬賣肉的生意。本來生意做得還算可以，董日升暗自盤算，等賺到足夠的錢，再回廣東吳川，把殘疾人工廠職工們和親戚朋友的血汗錢，至少還清本金，自己也好重返故鄉。沒想到1998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他的小兒子到附近的一個池塘“沖涼”時，沉入了水底，董日升也跟著跳下去救兒子，結果自己也沒能上來。當時董日升才50歲出頭，論體質、論水性都不差，也許是山東那個水塘下面的水溫低，他下去後腿抽筋了；或者是水下情況複雜，被什麼東西纏住了，父子兩就這樣沒了。
後來，他妻子孤身一人回到了廣東，在董日升的一位戰友幫助下，把剩下的唯一的兒子帶大，又送到部隊當了兵。退伍後回到廣東，同樣在他父親原來戰友的幫助下，成家立業了。這真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旦忘初心，人生難掌握，可憐的董日升戰友。可惜了，我的副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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