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同時又極富爭議的歷史人物。朱元璋出身赤貧，少年時飽嘗人間苦楚，甚至一度淪落為流浪江湖的乞丐。然而他胸懷大志，歷經苦鬥，最終實現了從乞丐到皇帝的不可思議的鉅變，創造了一段神話般的勵志傳奇。在歷代大一統王朝的皇帝中，朱元璋的起點之低無與倫比，赤手空拳打天下，用在他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然而，朱元璋早年這段不幸經歷，對他的人格乃至一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從一個兩手空空一無所有的乞丐，成為置身於封建等級金字塔頂端的皇帝，使得他對來之不易的權力和財富，產生一種近乎狂熱的痴迷，任何可能威脅到他地位的人，都會被他不分青紅皂白斬盡殺絕。
明朝建立以後，曾經為大明江山搏命疆場、征戰一生的功臣宿將，由於才幹卓異手握大權，成為朱元璋心目中最危險的假想敵，陸續遭到殺害。明朝開國功臣下場之淒涼，在歷代王朝中可謂無出其右。朱元璋背義忘恩，把往日同生死共患難的老弟兄推上法場，是他幹過的一件缺德至極之事，成為他人生一大汙點。
不過，朱元璋殺害功臣，只是針對明朝權貴，他還幹過一件缺德事，坑苦了天下千千萬萬老百姓。他強迫明朝百姓養一種動物，並且被歷代明朝皇帝因襲了兩百多年，不知多少百姓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眾所周知，歷代中原王朝，都必須面對一個強敵，即北方的遊牧部族。中原王朝與遊牧部族的戰爭史，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幾乎無代無之。北方遊牧部族一直有個中原王朝無法比擬的軍事優勢，他們生活在水草豐美的草原，富產良馬，由此組建了強大的騎兵，讓以步兵為主的中原王朝吃盡苦頭，經常處於打勝了追不上、打敗了跑不掉的窘境。
因此，歷代中原王朝為了應對遊牧部族騎兵威脅，必須以牙還牙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馬的重要性也因此陡然提升。正如《韓非子》記載，“馬者, 軍之大用”，“戎馬乏，軍危殆”。《後漢書》也記載，“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
明朝早期與漠北的北元殘餘勢力激烈交鋒，中後期又和北方瓦剌、韃靼等遊牧部族戰火不斷，對於戰馬的養育和儲備一直都非常重視。明太祖朱元璋多次說過，馬是“國之所重”，明成祖朱棣也說過，“馬於國為最重”。
歷代中原王朝養育戰馬，一般都是由朝廷出人出資，設立馬場，“自古牧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但朱元璋別出心裁，朝廷所用戰馬“皆民間孳牧”，把養育戰馬這一繁重任務分解落實到明朝百姓頭上。明朝設有專管馬政的太僕寺，但太僕寺只管驗收和配給軍隊，養馬是百姓的事。朱元璋為了省錢，強迫明朝百姓替朝廷養馬，堪稱千古罕見。
從此以後，養馬就成為明朝百姓身上一項沉重負擔和枷鎖，為害民間長達兩百餘年。成千上萬的戰馬被強行分派到民間，“北直隸每三丁養騍馬一匹，二丁養兒馬一匹”，“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一匹”。為了保證戰馬的成活率，朝廷規定，戰馬的生老病死都由養馬戶負責，戰馬生病，百姓自掏腰包調治，戰馬病死、走失，百姓必須全價賠償，死一匹成年馬百姓至少要賠償白銀二十餘兩，足以讓一戶普通百姓傾家蕩產，“小民賣田產，鬻男女”才能拿出這筆錢。
為了讓戰馬數量快速增長，《明太祖實錄》記載，朝廷要求一匹母馬應“歲課一駒”，每年必須產下一頭馬駒。馬的孕育週期比人類還要更長，在三百多天以上，且一次只能產一頭馬駒。這就意味著母馬剛產下馬駒不久，就必須準備進入下一個孕育週期，不然就很難完成第二年的“任務”。一年必須產下一匹馬駒，年年如此，還要保證母馬和馬駒百分百成活，即使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都誠非易事，何況是在古代。一旦當年未能產下馬駒，或者馬駒夭折，百姓必須自掏腰包購買馬匹補足數量。
馬匹養成後，一旦朝廷徵收，養馬戶必須把馬匹送交京師太僕寺。送交馬匹往往需要長途跋涉，“路途草料之資，馬戶往來之費”，一路往返食宿盤纏，全由百姓自行承擔，住在邊疆偏遠地區的養馬戶送交一匹馬，往往代價高昂，讓百姓不堪重負。而一旦馬匹途中生病死去，百姓血本無歸。更為坑人的是，太僕寺驗收馬匹的官吏還會乘機勒索，以不合格為由拒收，“赴寺聽驗，十退四五”，百姓們只得花錢擺平。不然就得花大錢購買良馬才能完成“任務”。
養馬戶雖可以享受朝廷一定額度的賦稅減免，但與養馬的開支與風險相比，只是杯水車薪。朱元璋強迫明朝百姓替朝廷養馬，讓無數百姓淪為赤貧，甚至破產流亡。百姓寧可坐牢不願養馬，甚至有的地區還因此引發民變。很多養馬戶一貧如洗，根本無法完成為朝廷養育繁衍馬匹的任務，明朝也因此很難徵收到足夠的優質良馬。最後連很多朝廷官吏都意識到，這是誤國害民的一大弊端，屢屢向朝廷呼籲改變這種局面。最終在萬曆初年，明朝終於對朱元璋留下的這一弊端進行了重大調整，啟動了官牧模式，才使得很多百姓得以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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