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在魯迅寫作短篇小說的同時，即1918年，他就開始寫起雜文來。他在為他第一個雜文集《熱風》所作的《題記》中，就這樣寫道：
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存留中，也期證明著病菌尚在內在。
從一開始，魯迅就把雜文作為攻擊“時弊”的武器。時至今日，儘管魯迅雜文中的那個可詛咒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所鞭撻和揭露的那些黑暗現象和勢力也早已不復存在，可是魯迅雜文井沒有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與時弊同時滅亡”。
相反地，它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卻仍然對我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它仍然為我們反覆詠歎和熱愛。
是什麼原因，即便百年過去，魯迅的雜文也依然具有這般魅力？
01
魯迅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六百多篇、共一百萬字的雜文，其中有政論、文論，有雜感、短評，有書信，有日記，有序、跋，有抒情散丈，有讀書隨筆，有社會生活的速寫，也有從各種報紙摘錄下來的集錦式的內容。
雖如魯迅所說，雜文是古已有之的東西，但把雜文的天地開拓得如此寬廣，把雜文的功用提到如此高度，卻是前所未有。
這些文章，或直指時弊，觸目驚心，或援古證今，發人深省；或深情委婉，愛溢言表，或怒髮衝冠，仇恨刻骨；有的精微暢朗，有的隱晦曲折；有的博喻釀採。
《且介亭雜文》共收文三十六篇，其中雜感十四篇，論文之作六篇，讀書隨筆五篇，書信三箱，答問二篇，序引二篇，回憶散文二篇，墓誌和碑文各一篇。
雜感的十四篇，大多評論時政，揭露各類罪行，但也有主張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如《拿來主義》、《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等篇)，抨擊當時的所謂“兒童教育”的(如《看圖識字》，題材廣泛;寫法大抵是從一點生髮開去，無論據事言理，或引古喻今，筆致都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潑辣犀利。
論文之作六篇，《臉譜臆測》是討論古代戲劇藝術的，但筆鋒所及，也刺了“第三種人”;《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當時各式“偽文士”的真切寫照；其餘四篇都是為文藝大眾化和語文拉丁化運動而作，有的論述新、舊形式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如《論新舊形式的採用》)，有的討論普及文化的方法和途徑(如《連環圖畫瑣談》)，有的探索文字發展源流 (如《門外文談》)，有的主張中國語文的拉丁化(如《中國語文的新生》)。
這幾篇文章，都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不裝腔作勢，不“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也“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只是密切聯繫實際，娓娓而淡，深入淺出，新鮮活潑。
讀書隨筆五篇，繁徵博引，都是“有所為”而作，而鞭撻範圍，也異常廣泛，使讀者既明古代其相，又能窺見當時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們的兇殘、無恥的面貌。
書信三篇，或論大眾，或談與自己作品有關的問題，也都條分縷析，論旨詳明。
答問兩篇，一是揭露所謂傳統“文士”的偽善面目，而對於未來的新社會及蘇聯文學，則顯出了無限的堅信和熱愛；一是論述新文字的好處，但也聲討了白色恐怖對勞動人民和新文字的苛酷的壓迫和摧殘。
序引二首，一談小說，一談木刻，對於在迫害下艱苦成長的新興文學藝術，有著殷切的關懷和愛護。
回憶散文二篇，追念死者，情真語摯，但對於從“戰士”轉而“據了要津”的劉半農，作者的褒貶又是嚴正不苟。
墓誌、碑文，則一敬死者，一頌生人，用的是典雅的文言，沉痛地悼念了具有“宏才遠志”但是“厄於短年”的文學園地的墾植者，也熱情地稱讚了“專心一志，啟迪後進”的辛勤的教育工作者。
雖僅就《且介亭雜文》一書而言，魯迅的雜文，題材廣闊，形式運用自如，而文情筆致又是靈活多樣。
凡此這些，魯迅都不是率意為之。所謂“打架的筆墨……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還有“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相稱”，皆是如此。
但魯迅的雜文又不是散漫無歸的，它仍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那就是：
“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斥。”這個中心思想，像一條鮮明的紅線，把這些負擔不同鬥爭任務、具有不同特點的文章貫串起來，使之成為一個整體。
只有這樣的文章，才能在廣大幅度上典型地反映整個歷史時代，成為這個時代最忠實的藝術記錄，成為這個時代最輝煌的“詩史”。
02
早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魯迅就曾經是那些“做戲的虛無主義者”——“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的偽文士的激烈反對者和無情揭露者，他的雜文，就是“反虛偽的戰書”。
魯迅是不能容忍偽文士和歐化紳士們所“手創”的“瞞和騙的文藝”永遠流毒下去的。他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他要“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這可詛咒的時代”。
他把他的“發芽於誠實的心”的文章當成是一擲命中的“投槍”，投向他所憎惡的“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
於是，我們在《熱風》裡聽到了他對那些“現在的屠殺者”的嚴厲的呵斥;在《墳》裡我們讀出了他的主張“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的精神;而在《華蓋集》及其《續編》裡，看到了他對於那些公開地或者遮遮掩掩地為幫兇幫閒者們的無情揭發。
魯迅的雜文，在這時:“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03
後來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他回顧了十八年間所寫雜文在數量上的不同:
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
這是僅就數量而言，至於雜文內容所批判的範圍的廣闊，思想的深刻和藝術的圓熟，都是愈到後來愈加光彩奪目的。在後期，他的熱烈、真摯感情顯得更鮮明、更強烈了。
他的雜文，如他自己所謂的，“有其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誠於中而形於外，故能那樣動人心魄，感人肺腑。
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這兩篇著名的文章，它們的寫作時間，雖然相距七年之久，但兩篇文章同樣是以樸素的筆調，寫出了對於“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的“悲哀與尊敬”，而對於“中外的殺人者”表示了最激越的憤怒和控訴。
當他寫到與死者的接觸和交往時，情深而文宛；而當他把筆鋒指向敵人的卑劣和兇暴時，他的悲憤又是強烈而深沉。
《紀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在《為了忘卻的紀念》的結尾，他如是寫道: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這是天地間的至文。它們不是用普通的筆墨寫成的，而是用死者的鮮血和生者的悲憤凝鑄而成的。
它們永遠銘記著時代的苦難的痕印和先驅者用生命所寫下的鬥爭史詩。
04
在眾多的雜文裡，魯迅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如孺子牛的形象, 猛士的形象，開拓新路者的形象, 為生存而流血奮鬥者的形象, 落水狗的形象, 媚態的貓的形象, 騎牆的蝙蝠的形象等等。
他在《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說：
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裡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而這樣的做法，也就是使這些人物親自“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裳，終於扯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
這就能夠使我們讀了，感到它的生動，潑辣；而那些“不是東西”之流讀了，則感到照妖鏡下，原形畢露，於是爬耳撓腮，終至於縮下頭去。
從這裡，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魯迅的雜文，總是那麼形象鮮明。如《二心集》中《知易行難》一文，有這樣一段文字：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能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問:
‘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僅僅通過前後兩個不同的場面，一實一虛，寥寥幾筆，筆墨儉省而神情畢肖。其中所描摹的細節，可能是胡造所獨有的，但通過這個細節所顯示出的精神面貌，卻是這類人物所共同的。
而在《準風月談》裡《二醜藝術》一文中，又用了白描的寫法：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噓一下，吆喝幾聲。
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黴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
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讀這段文字，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而且還洞見了這類人物的心肝肺腑。
這是作家平日對這一類人物“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的成果。它和《知易行難》所用的手法各殊，而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更為強烈。
在魯迅的雜文裡，他也有時用極其簡潔的筆墨，為我們描畫了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青年人形象。在描寫死難烈士柔石時，他如此下筆：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麼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
在魯迅的雜文裡，這些不多的描寫，有如在陰霾密佈的暗夜裡，閃露著黎明的曙光一樣，給了人們以巨大的希望和鼓舞。
05
善於運用比喻，是魯迅的雜文在語言藝術上一個很大的特點。無論是鋪陳事理，抒寫情懷，或者是描畫事物、勾勒形象，貼切生動的比喻，總是聯翩絡繹而來。
特別是與人論戰的時候，他往往通過巧妙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事物的實質，揭露本相。
如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剛剛興起的時候，在藝術上難免有粗糙稚弱的現象，梁實秋即抓住這一弱點，攻擊無產文學沒有好的作品。
魯迅則反擊到：“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
又如當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認為自己產生不出作品，是由於有了左翼批評家的“橫暴”的批評，這樣無中生有地來向“左聯”進攻的時候，魯迅就明白指出：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找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這些比喻，既構思精巧，說明道理又深透，因而它對於敵人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辱罵和恐嚇”來代替戰鬥。
其他如以“山羊”喻陳西瀅之類的歐化紳士。以“西崽”喻林語堂之類的買辦文人，以“流屍”喻上海灘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皆一針見血。至於以“吃爛蘋果”的方法要求批評家之於翻釋，以“廚司和食客”喻“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以“壓在大石之下”“曲折地生長”的“萌芽”此白色恐怖下艱苦前進的左翼文學 ……
這一類的例子，在魯迅雜文裡俯拾即是，它們莫不新鮮、妥帖，恰到好處。在文章中運用比喻，這並不是稀罕事，但比喻用的如此多而妙，卻是魯迅獨一家。
與比喻相聯繫的，是魯迅的雜文裡的對比手法，對比與比喻有一定共同之處，但對比到底不同於此喻，它有它的獨特的含義和作用。比喻使文章形象更加具體生動，對比則使文章意義更加深刻有力。
他寫暗夜，也寫光明，在光明的對比之下，暗夜就更見其沉黑；他寫正人義士，也寫奸佞小人，在奸佞小人的反襯之下，正人義士就更顯得大義凜然；他寫一個人早期的光榮事蹟，也寫他的晚節不保，這樣就更顯出事物的是非和善惡的區別。
如《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題未定”草(九)》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雲：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前後兩種說法，都是運用對比，以東林與反東林者比，以君子與小人比，以多數與少數比，抑揚之間，所得結論，“斤量大不相同”，原因就在於是站在不同立場上來運用對此。
他更以“殺人者”與“救人者”、“放火”者與“燒飯”、“點燈”的人相對比，從他們所得的不同報酬來揭露不合理。
他以“戰鬥的作家”高爾甚與“後來退居寧靜的學者”的章太炎相對比，從他倆的死在群眾中所得到的不同反響，而指出章太炎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
這樣運用對比手法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是他的收編雜文集子往往將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其用意也是在於對此。他說，這樣的作法，“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
另外，偶句的運用，也是魯迅雜文的一大特色。
前文引用過的《二醜藝術》一文中的前一段文字，就幾乎全是偶句；《“題未定”草（九）》中的那一段，偶句也佔了很大的部分，下面兩段文字：
這種新藥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則須先講烈士的殉國，再敘美人的殉情;一面贊希特勒的組閣、一面頌蘇聯的成功；軍歌唱後，來了戀歌;道德讀後，就講妓院；因國恥日而悲楊柳，逢五一節而憶薔薇；攻擊主人的敵手，也似乎不滿於他自己的主人……總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單方，此後出賣的卻是復藥了。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上面引文的加粗部分，無不是精妙至極的偶句，更有如“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徙倚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恆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等等。
它們對仗工穩，音節響亮，見雜在散行的文字當中，和諧自然，而且氣機流暢，使文章顯得有變化，有波瀾，具是嬉笑怒罵，都成文章。
而最為可貴的是，這些偶句都是“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它們是客觀生活中某些矛盾的人物和現象的反映。
這些偶句，有氣勢，有力量，是脫手一擲的投槍，而不是蕩然無物的空架，它們無不澆灌著魯迅的熱血。
06
雜文，傾注了魯迅的最熱烈、最真摯的感情，他把心交給了讀者。他的雜文，有如一座氣象巍峨而又礦藏豐境的寶山。
《文心雕龍》裡說：“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魯迅雜文的“情志”，就是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事義”是中國人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到抗日戰爭前夕的苦難和抗爭、理想和願望;而不拘一格、變化多采的形式，以及千錘百煉鮮明生動的語言，則是它的“肌膚”和“聲氣”。
他的雜文也真正達到了理瞻詞堅、華實並茂的境界，是“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
在他的雜文裡，時代生活的音響和一代心靈的呼聲，水乳交融地滲透在一起。
那些文字，既能夠激起當時讀者心裡強烈的振奮和共瞻，把他們推向團結和鬥爭;在後世，也可使人們從其中窺見一幅具實的歷史畫卷 。
魯迅雜文不滅的光輝，還將繼續照徹中國的文學史冊，是我們以及後世永遠珍視的寶貴遺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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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王得後：《對於魯迅的發現和解讀》[J]. 魯迅研究月刊，2003
李 怡：《魯迅：現代中國文化之“結”》[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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