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中国古人对“五”有着深刻的偏好和崇拜，这大概和古人最早用手指来计数有关。在广泛的生活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和“五”有关的词语。
《尚书》中由“五”构成的名词将近三十个，《逸周书》中也有三十多个用“五”字组成的名词。比如人们常常所说的“五刑”、“五行”、“五服”、“五典”、“五服”、“五罚”等词语，古人喜欢把数字分成五类，五行学说的产生正是基于古人对数字“五”的崇拜。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包含中医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正如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所说“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宗教、天文、舆地，细尔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争，莫不以五行说为之骨干。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
史料记载，“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甘誓》中，书中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这里所说的五行指的该是五种应行之道，和后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概念不同。真正把五行确定为金木水火土，是在商末周初。《尚书·洪范》中记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其中提出的五行实际上指的是生活中的5种物质，这是早期朴素的五行概念，和西方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学说一样，都是早期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早期的五行概念和五服、五典一样，都是古人以数字“五”划分事物的方式，但因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地位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受到了古人的重视，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
在生活劳作中，古人慢慢发现了五行相克的关系。所谓“夫火热而水灭之，今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为造化者，物莫能胜也。”五行相克最早也称为“相胜”，在春秋时期被人们广泛运用，史官们用它用来预测国家大事，军事家将它运用到排兵布阵、攻伐防守的细节之中。在制定对敌策略中，战国的阴阳五行家邹衍提出了五德始终说，认为朝代的更迭因为无德相互转移，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五行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春秋时期，人们逐渐发现五行相胜并不是必然的，也存在“无常胜”的情况。只有在数量对等的情况下，五行相胜的概念才成立，若数量不对等，五行相胜便不成立。例如，金能胜木，若木比金多，相胜的概念就不成立。所谓“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之木；土之势胜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势火，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
到战国时期，五行学说逐渐走向成熟，五行相生的概念开始出现。《管子》中最早记录了五行相生的排列，《五行》《四时》《幼官》《轻重己》等都是有关五行学说的重要文献。四时更替和五行学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五行学说体系。《管子》中虽然最早把五行和四时相融合，形成了五行相生的概念，但还比较混乱。
直到汉代，董仲舒才明确提出五行相生的思想，五行学说也在汉代达到鼎盛，不但补充完善了前人的解读，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五行乘侮的概念便是对五行学说的补充和完善，从此五行学说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天打五雷轰”中的“五”便是五行。所谓的“五雷”指的就是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土雷。金雷指的是刀剑、铁器、金属、车祸等。木雷指的是树木压住、棍棒打击、高处摔落等。水雷指的是溺水、水淹、生病等。火雷指的是火烧、电击、雷击等。土雷指的是土埋、房屋倒塌、高处掉物等。古人认为，“天打五雷轰”是对罪孽深重者的一种惩罚，也有“五雷轰顶”的说法，形容人们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告诫人们莫做伤天害理之事，否则便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古人从大自然的各种表象出发，总结事物发展的规律，充满了令人赞叹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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