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历史那些事

这是一个千古迷题，建文帝有一百种削藩的好办法，他偏偏用了最笨的那一种。如果他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削藩，江山不一定易主。

不过，汉朝时的推恩令和宋朝时的“杯酒释兵权”，也只能做为一个参考，照章全搬是不合适的。下面详细说明：

明朝藩王不等同于汉朝藩王

汉朝的藩王，权利是很大的。在封国之内如同土皇帝，有着军政大权，朝廷虽然也会向各封国派遣官员，但这些官员要么成为藩王的附庸，要么被藩王弄死或弄走，并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

藩王们割据一方，直接威胁着中央的统治。

汉景帝时代的七王之乱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但藩王依然存在。到了汉武帝刘彻时代，削藩刻不容缓，刘彻采用了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所谓推恩，表面上看来是皇帝对于藩王的恩赏，把藩王家的子弟们无论嫡庶全部封为列侯，所封土地就来自于相应的藩国。实际上是分而化之，把一个很大的藩国化为了许多小的领土，也就没有了和朝廷对抗的能力。

各藩王的正式继承人当然是很不满的，这等于是把他们的蛋糕分出去了。但没有继承资格的子弟们特别开心，继承人要是反对，不用朝廷说话，他们自己先就联合起来把继承人收拾下去了。藩王们的生育能力是很可观的，继承人之外，还有一大堆儿子。

要是收拾不下去，那就找点罪状向朝廷告状，保证一告一个准。

但明朝情况不一样，明朝的藩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

简单来说，明朝廷把藩王供养起来了，除非天子有召，否则藩王什么都不许做，等着领俸禄就行。虽有封地，却只是名义上的，藩王对自己下辖的领地什么都不能做。

明朝派到各藩地的官员，可不像汉朝那么不管事，看向藩王的目光始终饱含警惕。燕王朱棣靖难之前，当地官员就一再向朝廷示警。

藩地的官员和藩王，等于是两套相互监督的体系。

也就是说，藩王的权利、封地本来就有限，建文帝要是想实行推恩令，那就成真的推“恩”令了，朝廷得倒贴才能配得上藩王子弟们被封赏的头衔，得不偿失。

明朝藩王不是宋朝将领

宋太祖赵匡胤能够“杯酒释兵权”，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将领出身，在军队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再有权的将领，也只是将领，和皇帝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无法对抗皇权。

可在朱允炆这里，他刚刚登基为帝，除了天然的皇帝之威，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威望，藩王们不会服他。而且，藩王们也是皇家人，君臣之外，还有着世俗的伦理，除了靖江王一脉（朱文正的子孙），其他藩王都是朱允炆的长辈，他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朱允炆要是学着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脾气好的藩王会装不明白，脾气不好的就得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太祖皇帝亲封的，朱允炆难道想违逆爷爷的意思？

总之，明朝的削藩问题，如果用“推恩令”，力度过大，如同杀鸡用了牛刀，不但费事，还不趁手；如果“杯酒释兵权”，力度又不够，就是一场纯属的宴会，起不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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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方面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皇帝制度，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地方上建立郡县制度，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有一定任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之后，一直隐含着两组主要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想办法解决这两组矛盾。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相权，中央方面设立内外朝制度，将丞相权力一分为二。为了削弱地方权力，汉武帝颁布推恩令、附益之法、左官律，同时汉武帝还设立刺史制度。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度，将相权一分为三；为了控制地方，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道。宋朝为了削弱相权，设立枢密院分割军权，设立三司使分割财权，设立参知政事分割政权，丞相权力进一步被削弱。赵匡胤为了接触武将对皇权的威胁，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禁军将领的权力。为了限制地方权力，宋朝以文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同时设立通判牵制知州、知府。地方各路，设立四个衙门分割地方权力，合称为四司。四司分别为：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大力削弱相权，甚至将丞相废除；地方上设立都指挥使司是军事总机构，承宣布政使司是民政总机构，提刑按察使司是司法总机构。

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大体历程来看，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当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趋势也会偶尔有“逆转”现象。元朝时期相权过重，就属于漫长历史长河中的“逆转”现象。相权也不完全指宰相的权力，相权也可以指权臣的权力，也包括军事将领。汉初分封制，西晋初年的分封等都是地方权力加强的“逆转”现象。明朝初年，朱元璋大肆分封自己的子孙后代，也造成了诸侯王势力过强，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

古代历史上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成功案例非常多，汉武帝的推恩令和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都成功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也有失败的案例，建文帝削藩失败，最终皇位也被朱棣夺取。

元朔二年，汉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根据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王子分割王国的其他土地，成为列侯，列侯则归地方郡县统辖。受推恩新成立的侯国的地位和一般县相当。推恩令对王国和嫡长子来说没有好处，但是对于其他王子来说则比较有利。于是出现了王公子弟纷纷“请求”推恩，出现了“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的局面；最终汉武帝实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政治目的。

推恩令推行之后，王国的力量大大削弱。汉初王国动辄数郡、几十座城池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一般王国的辖区不过是数个县而已，地位下降到和一般郡没有什么区别。汉武帝为了配合推恩令，还有推行了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律、六察法。诸侯国彻底失去了中央抗衡的能力，不少诸侯只是享受租税的一般富户而已。汉初郡国并行制的种种弊端，至此基本消除，中央权力大大加强。

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自己的手下推上皇帝宝座。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五代十国不少政权更迭的方式，是掌握实权的军事力将领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建立新王朝。赵匡胤自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新王朝，所以他自然担心自己手下将领效仿。961年7月初9，赵匡胤以酒宴为借口邀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禁军将领喝酒。酒宴中，赵匡胤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并为这些将领指明了方向。这些人自然愿意交权保命。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纷纷上表称病，交出了兵权。赵匡胤给予这些“兄弟”高官厚禄，以及丰厚的待遇，但是再也没有给予他们实权。

赵匡胤还进行军事改革，设立枢密院掌管调兵权，三衙则只有统兵权；实行更戍法，将兵和将帅分离；将地方精锐部队抽调至中央禁军，削弱地方军力；强干弱枝，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分驻守在中央、一部分驻守在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彻底解决了地方节度使和禁军将领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威胁，大大加强了皇权。

朱元璋通过分封子弟的办法确实快速确立明朝在地方的统治，而且也起到了巩固朱家天下的目的。但是也造成了地方诸侯王的势力过强，诸侯王的整体实力并不比中央弱多少。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与威望，这些诸侯王非常听话。如果朱标即位的话，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资历也能镇住自己的弟弟们。可是年轻的建文帝即位之后，没有收拾局面的资历和威望，能力也比不上朱棣。建文帝上台之后，便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下实行“削藩”政策。虽然削掉了一些弱小的诸侯王，却一直没能削动势力最强大的几个诸侯王。最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并且最终夺取了皇位。

那么建文帝为什么不效仿汉武帝和宋太祖呢？齐泰、黄子澄等人都是依靠科举登上仕途之人，他们自然对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非常熟悉。他们没有建议建文帝采用类似的办法，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我觉得建文帝不效仿他们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的顺利推行都有一个大前提，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对方，皇帝的资历和威望也远远大大于对方。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时候，汉朝已经经历过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以后，地方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基本上得到解决，地方诸侯王已经失去了和中央抗衡的能力。梁孝王去世之后，梁国也被肢解，地方诸侯王的势力进一步衰落。汉武帝上台之后，中央对于地方已经具备了绝对权威。汉武帝又经过一些列的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权力，军事大权更是牢牢掌握在汉武帝手中。所有诸侯王都知道推恩令是一把软刀子，但是如果不推恩的话自己又无法同中央抗衡，而且推恩令又从内部瓦解了诸侯王。大棒悬在头上，内又出现了问题，诸侯王只能乖乖接受“推恩”。

赵匡胤解除禁军将领兵权的时候，大部分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赵匡胤在军中的资历威望有绝非石守信等人可以比拟。赵匡胤身为皇帝，又占据了舆论上和法理上的优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于让将领们自己选择道路，要么乖乖交出兵权，要么被整死。禁军将领交出兵权，既是丢举报帅之举，也是无奈之举。

建文帝面临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建文帝登基之后，各个诸侯王的权力非常强大。尤其北方诸侯王，由于抵抗蒙古和需要，掌握了大批精锐部队和能征善战善战的将领。明朝中央的军队则缺少实战经验，而且优秀将领基本上被朱元璋屠杀殆尽。明朝中央对地方没有绝对优势，建文帝的软刀子没有硬刀子的支持，也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即使建文帝颁布推恩令，各个诸侯王也会以各种方式推诿。即使建文帝举办鸿门宴，朱棣等人未必会赴约，赴约之后也一定会装聋作哑。

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这两种措施实行起来非常麻烦。不仅实行的时候要有周密的计划，还要想好应对措施，以及政策实施后的后继步骤。汉武帝为了配合推恩令，还推行了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律、六察法。赵匡胤为了配合“杯酒释兵权”，还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等措施。所有措施一环扣一环，其中任何一环出问题则有可能导致整个计划失败。建文帝之所以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他和大臣们也没有制定好周密的计划，也没有周密的善后处理。削藩相对于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来说要简单直接得多。推行削藩时，建文帝等人都没有周密得计划，更不说采用以上两种办法。

建文帝和手下的大臣整体上过于偏文气。建文帝是一个相对软弱而且没有多经验的年轻皇帝。齐泰、黄子澄则是学术型大臣，他们阅读史书的能力自然非常强，但是实际操作能力却相对较差。翦除同姓诸侯王，本来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之事，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学术型的皇帝和学术型的大臣，将削弱诸侯王之事想得过于简单。所以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才会出现计划不足、执行急切等低级错误。削藩过程中，他们也始终没有抓住重点，导致朱棣一再躲过屠刀。靖难之役中，建文帝更是下令只能活捉朱棣。由于建文帝君臣缺乏政治争斗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他们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所以他们才会轻而易举选择简单粗暴的削藩，而不是复杂的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

建文帝削藩政策失败，最终在靖难之役败给了朱棣。朱棣当皇帝后也注重防范诸侯王。朱棣采取的削弱政策明显比建文帝更加有效果。朱棣采用相对温和的办法，逐渐将诸侯王的权力收回到了中央。此后，地方诸侯王再也难以和抗衡，更不会对中央皇位产生威胁。

依稀说史

因为这是无法效仿的事，汉武帝推恩令，把诸侯王的封地一块一块地分封变小，到最后后代甚至出现了编席卖履的刘备，可是也杜绝了诸侯王之乱，被誉为“千古第一削藩谋略”。

推恩令是建立在景帝时期的强力削藩的基础上的

不过汉武帝此举能成功有“前人种树”的主观原因，这个种树的人就是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刘启，为了压制诸侯王的势力，景帝采取了晁错的《削藩策》，找准诸侯王的不法情况，强行削弱了楚、赵、胶西等王爷的封地，连个过渡的时间都没有。

此举也引起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的察觉，暗中和各个王爷商议“清君侧”的事，在削藩诏令一到立刻诛杀使臣，起兵谋反了。最后多亏了名将周亚夫的奋战，吴楚七国之乱才被平定，除了楚国之外，其余六国的封国全部废除，在采取贾谊的“强干弱支”方法，逐步收回各地诸侯王的权力，由朝廷派去的“相”治理军政事务，直接架空了诸侯王，给儿子刘彻的“推恩令”奠定了“乘凉”的基础。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推恩令”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汉景帝时期的那场把诸侯王打趴下了的“七国之乱”，他为刘彻时期的削藩做了一个过渡期，解决了野心最大，实力最强，后果最严重的几个诸侯王，才使得“推恩令”一下就没有诸侯敢反对，而不是说“推恩令”就有多了不起。

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则更简单了

由于赵匡胤本身就是开国之君，对于那些将领来说他就是老大，是口服心也服的那种，这样的话他要削弱将领的权力，自然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特别是他之前已经搞定了韩通、李筠、李重进等人，解除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的兵权，收服了向训、张永德等人，这些人都是后周时期和赵匡胤平起平坐，甚至地位比他还要高的，赵匡胤把他们的兵权全部转移给跟着自己的小弟，例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

到了“杯酒释兵权”的时候，石守信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敢听话的，那还不是赵匡胤一句话的事，就纷纷交出兵权、表白心迹，把兵权交出来，安安心心做了个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好了。

由于当时掌握了兵权的人都是赵匡胤一手提拔起来的，作为历史上最能打的皇帝之一，赵匡胤称帝时也不过三十四岁，正是当打的年纪，所以他要这些将领交出兵权，完全不是一件难事。就像刘邦和朱元璋一样，如果削藩政策在他们的时期就进行的话，那些诸侯王爷就没一个敢说个不字的。

时移世易，到了朱允炆时期就不同了

首先他的天下不是打回来的，是靠着他的嫡子身份继承而来的，众多诸侯王都是他的叔叔辈，朱允炆不过是因为先天条件过硬才得以坐上宝座，这对大明初期，一拳一脚打江山的朱家人来说，那是口服心不服，而且这口服也只是服父亲朱元璋和哥哥朱标，不是服侄子朱允炆。

再者朱允炆也不会去效仿什么“推恩令”，从他决意削藩开始，齐泰、黄子澄等谋士给他出的主意就是：“效仿汉景帝强力削藩，真刀真枪干一仗，把诸侯王打趴、打怕，这样削藩才能成功，后面才能考虑什么‘推恩令’”。齐泰他们虽然是文臣，也比较迂腐，但还没天真到相信皇权就是一切的程度。

虽然有个叫高巍的官员上书，希望建文帝“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而勿施晁错削夺之策”，建议从温和的方向来削藩，可建文帝不听，其实不听也是对的，这古代历史上哪有不流血的谈判，没有对诸侯王彰显自己的实力，让他们从心里惧怕，高巍何来的底气就认为诸侯王会自动入套，也不过他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还是谷应泰说得好：

这削不削藩，诸侯王们都不服，朝廷和地方迟早也会有一场大战，还不如让他们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早点逼他们动手，这样朝廷的胜率还会大点，像康熙逼反三藩一样，也在于“削亦反，不削亦反”，早削早解决，等到他们有所准备就完了。

其实建文帝这步是走对了，靖难的发起者朱棣虽然身在北平，可他三个儿子都在南京做人质，这就让朱棣刚起兵时投鼠忌器，不敢放开手打，而且在战场上也因兵力悬殊而多次失利、多次遇险，只是建文帝后面一连串的失误，包括放回三子、重用亲信、临时换将等的决策失误，才给朱棣制造了直达皇位的机会，并不是能他的削藩政策就比汉武帝的“推恩令”、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要差多少。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一贰一橙

任何好的政策，都需要强有力的执行人，汉武帝千古一帝，赵匡胤雄才大略，完全有能力掌握政局，而建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又被一群书呆子教育的十分教条，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性格问题！

汉武帝时期，由于文景两朝的励精图治，国力大大增强，再加上七国之乱中，各诸侯国被打得鸡飞狗跳，实力大大受损。汉武帝在采取推恩令时（前127年），已经登基十余年，并且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取得了龙城大捷（前130年），个人威望和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切都为推恩令的实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推恩令虽然是主父偃的主张，但其实最先源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设想，让大诸侯国分化为众多的小诸侯国，从而削弱诸侯实力，使其不能对抗中央。这其中，武帝本人的勇武果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试问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哪个诸侯王敢于和汉武帝交手？那可是敢和匈奴人死磕的主儿啊！

赵匡胤的情况和汉武帝类似。赵匡胤起身于军旅，跟随周世宗柴荣南征北讨，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做到了殿前都检点的高位。虽然他做事有些不地道，欺负后周的孤儿寡母，自导自演了“黄袍加身”的戏码，但这也足以证明，他对部队的掌控力何等惊人。

以赵匡胤的实力，即便不施行“杯酒释兵权”之计，属下各将领估计即便有贼心贼胆，也难成大事。不过赵匡胤兵不血刃地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让他们能富贵终老，也算是比较仗义了！

咱们再看看建文帝朱允炆，虽然在朱元璋身边长大，但却完全没有老朱的心狠手辣，反而被称为仁慈之主。当皇帝的内心仁慈，明显是要吃亏的，更何况他还有一位如狼似虎的四叔！

朱允炆的仁慈有两个原因，一是遗传二是教育。朱允炆的老爸活着的时候，就是有名的仁慈，不仅对大臣们宽松，对兄弟更是仁至义尽，有时候大伙犯了错误惹毛了朱元璋，他还出面说情，让众人免于受罚。朱允炆十分仰慕自己的老爸，性情心胸都和朱标类似！

在教育方面，朱允炆自幼熟读儒家经典，身边也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书呆子，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等人，都是朱允炆倚为左膀右臂之人。这些人的学问是顶呱呱的，但削藩这样高难度的危险动作，肯定不是靠学问好就能成功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朱允炆在和叔叔死磕的过程中，还假惺惺地标榜自己的仁慈，告诫手下将领，不能伤害朱棣使他留下骂名，以至于朱棣几次在战斗中遇险，都因为建文帝的命令而毫发无伤。这就是典型的书呆子做法，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居然给了敌人护身符，只能用俩字形容:作死。

李飞叨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收回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势必会和地方因利益关系而发生矛盾，地方轻则尾大不掉僵局难破，重则拥兵反叛招致兵燹之灾，所以把权力收归中央，成为自汉朝以来到宋初统治者们最为头疼的制度性难题。

尽管汉有推恩令，宋有杯酒释兵权，也算是比较成功有效的收回地方权力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每一朝帝王都视地方分权为弊，就像明太祖朱元璋，反而他很认可地方分权制度，也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很有信心，所以明朝藩王制度的设计者不是别人，就是明太祖本人。

至于朱允炆为何对待外藩问题，不能效仿汉、宋各朝的制度，究其本源还在于明太祖设计的制度本身百弊丛生，限制性太多，而且十分复杂，不是懦弱年轻的朱允炆及其平庸的智囊团可以玩的转的。

而且推恩令和杯酒释兵权的前提在于中央实力足够强大，拥有压倒性地方的军事和财政基础，这是朱允炆所不具备的条件。

又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因为赵匡胤本就是军中的最高统帅掌控大权，军中威望独一无二，再加上黄袍加身后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又愿意较好的经济待遇来换取将军兵权，面子里子上也都过得去，所以将军们交出兵权也都无话可说。

而建文帝时期中央和地方藩王的情况可就不太一样了，尽管中央军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而燕王、代王兵马较少，但藩王制度下的本意是王爷们给朝廷戍边防范外族入群，所以王爷手中才是明朝最为精锐的部队。

尤以骑兵为主，而且配置了重火器，相比之下的中央军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朝中也没有能打的领军统帅，所以始终处于外重内轻的这样一种军事格局，羸弱的中央权威很容易遭到外藩的军事威胁，于是就有了靖难之役的结果。

纳兰谈史

大家好，我是琼林玉质。

我认为建文帝缺乏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条件。

原因如下：

第一：缺乏威信。宋太祖是陈桥兵变当上的皇帝，作为开国皇帝，他在部下心中的威信很强。而建文帝年轻，在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心中威信不大，倘若朱标不死，凭借其威信或可效仿宋太祖。

第二：缺乏压倒性力量。朱元璋为让儿子取代老部下，采取了分封制，让儿子们掌握兵权镇守边塞。最早封了九个儿子，保守估计藩王军队可达50万，而朝廷军队除去守边的，可灵活运用的不可能超过100万。由此看来建文帝没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实力防止藩王反抗削藩。

第三：朱元璋埋下的坑。朱元璋分封的目的是包括让藩王守边，以确保国家安定。倘若效仿推恩令必然会分权，一旦边疆危机难以凝聚力量，迅速动员军事力量。因此，藩王必然会以此堵建文帝实行推恩令这一条路。

因此，建文帝削藩有一定的难度。然而建文帝选择强行迅速削藩实在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不到一年内连削5王，湘王朱柏被逼自焚而死，这便激起了藩王的不忿，一旦有人率先反抗，藩王并不会心甘情愿的帮助朝廷镇压。

古代人物说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进行了大肆封赏，实行分封同姓王，以确保刘姓天下的错误决策，而且诸侯王去世之后，所在的封地是有其嫡长子继承王位，世袭罔替的，很多事实诸侯王可以独断专行的，自行制定法令，甚至有的诸侯王欺男霸女，欺负老百姓也无处伸冤，久而久之，各个诸侯王自己的势力做大，甚至朝廷的号令都可以不执行，严重的威胁了皇室地位，所以汉文帝时期开始施行过一些措施，但是并没有得以解决，而在汉景帝继位之后，采取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诸侯王使用武力反抗，也就是“七国之乱”，虽然汉景帝迅速平息了叛乱，也大大削弱了藩王的势力，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给根除了，到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依然还有一些藩王势力很大，封地达千里，而且势力较大的诸侯王在地方骄奢淫逸，还经常不听朝廷的政令，严重威胁着皇室集权。

汉武帝刘彻在继位初期，同样为各地藩王的问题头疼，并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进行解决，要是强行削藩，说不定还会导致叛乱。得慢慢来，于是汉武帝刘彻下令，在全国招贤纳士，寻求良方，同时下令，官吏和老百姓也可以上书评议朝政，通过这样的方式汉武帝选拔出了大量的人才，启用了平民丞相公孙弘，发现了能臣主父偃。

主父偃更是了解当时汉朝面临的问题，也更了解汉武帝心中最头疼的事情，这是主父偃向汉武帝谏言了推恩令，解决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但是推恩令的施行不是强行削藩，而是一种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味道。之前诸侯王去世之后，是有其嫡长子继承藩王土地，其余的儿子什么都没有，而推恩令推行下去之后，老诸侯王去世之后，其所有的儿子都有份，也就是说所有的儿子分割诸侯国，简单说的由大诸侯国变成小诸侯国，这些小诸侯国在其封地里面列候，而这些新封的诸侯国不再受原来的王国管辖，而是由皇帝制定这些小诸侯国的名号，按照汉朝制度，侯国是要隶属于郡来管理的，这样就大大大削减了王国的权利。

推恩令的实施，汉朝的集权统治进一步加强。

而“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北宋乾德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怕地方将领拥兵自重，为了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其后，宋太祖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大强化了北宋中央集权。

但是，为什么汉武帝与宋太祖能这样做，而明朝建文帝不行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位皇帝有魄力啊，毛主席有诗为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皇帝都是在各自朝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他们有这个魄力去解决兵权这件事情。

相反，明朝建文帝是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因病早逝，于是传位给孙子。朱允炆的影响力在当时是远不如他的诸位叔叔的，比如发动靖难之役的四叔朱棣，当然一方面是自己的势单力薄，另一方面，建文帝要削减兵权的都是自己的各位叔叔，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亲情方面，如果削兵权，那就是对自己的诸位叔叔下手，自己本身也于心不忍。加上建文帝生性温和，与其父相似，在位期间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宽刑省狱，严惩宦官，改变其祖父朱元璋的一些弊政 ，史称“建文新政”。他温和儒雅的性格也为他日后“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

小王带你看经典

我是青史回声，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不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没这个本事。不信你看，建文帝是正统皇帝，手中有着几十万的中央军，居然还打不过拥有几千兵马的燕王朱棣，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笑话，打了四年的靖难之役，竟然还让朱棣给打赢了，你说这叫什么话。所以依照朱允炆的能力，他能学到汉武帝、宋太祖的半分本事吗？

再则汉武帝的推恩令是一个满长的过程，仅仅一朝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汉武帝等得起，可是朱允炆等得起吗？没有，他没有这个耐心，仅仅刚刚登基一年，就开始向他的叔叔们下死手了，换成汉武帝，他会这么急吗？不可能，所以朱允炆没有这个耐心等待。

最后看赵匡胤，和汉武帝、建文帝不同，前者是向开国元勋下手，后者两位则是向皇家兄弟、叔叔伯伯们下手，建文帝不可能学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因为明朝的藩王们不是开国功臣，他们是朱元璋的儿子和侄子们，按辈分来说，建文帝还叫他们为皇叔们，所以“杯酒释兵权”是不可能发生的。

综上所述，建文帝效仿不了这两位帝王。

青史回声

导读：建文帝朱允炆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最废柴、最天真、最作死的帝王了。哪怕再普通的帝王都可以凭借庞大的国力生耗也能把朱棣耗死，但是建文帝冲动善变的性格把这一切都拱手相让。所谓谋定而后动、善于纳谏都应该是朱元璋亲手调教的基本结果，但是朱允炆显然是朱元璋培养的不合格产品。他既没有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基础，又没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威信如何效仿？况且年轻冲动的性格让他的世界观很简单，以为王师所至莫敢不从。他哪儿来的这自信？可以说建文帝都不像皇家这个大染缸培养出来的储君，倒像是富裕家庭培养出的没经过风雨的温室少爷。

如果说建文帝朱允炆冲动、善变属于帝王不合格产品的话，那么他引为心腹的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位儒家大师行事更为天真、理想化。这样的君臣组合甚至都不如清末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组合有威力。所以执政过程和削藩才会简单粗暴、纸上谈兵，白白的浪费了朱元璋的一片苦心。在削藩的过程中这对君臣组合脑海中还停留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天真想法，天真而冲动的做事方式即便没有削藩复杂的国家形式也不是他们所能驾驭的。

汉武帝推恩令具备的良好的基础是西汉王朝完成削藩的前提条件

虽然推恩令被称为天下第一阳谋，但是依然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时间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此时距离汉武称帝已经过去建元、元光两个年号总计十二年。汉朝立国已经80余年，在经历文景之治后国力富足。汉武帝不但平定了闽越国的叛乱，还积极的着手开始平定匈奴的准备。在推恩令实行的同年，卫青出兵匈奴拉开平定匈奴的序幕。所以汉武帝在实行推恩令前亲自掌握的国家实力已经足以碾压各封国，这才是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底气。况且汉武帝的推恩令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是循序渐进的。

况且在汉景帝时期已经进行了削藩的尝试，虽然因晁错引发了吴楚等国的叛乱但是被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迅速平定。对于削藩反应强烈的出头鸟吴、胶西等国被平定灭国，这为汉武帝刘彻实行推恩令铺平了道路。

所以从汉景帝到汉武帝两代帝王的削藩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而建文帝之前的朱元璋根本没有削藩的想法反而是分藩的执行者，没有任何削藩的基础就简单粗暴的削藩能成功才怪。再说汉景帝也有文景之治的民心基础和周亚夫优秀的军事才能，这也是建文帝所不能比拟的。

宋太祖赵匡胤的威望也不是初出茅庐仅凭皇家血统就能让人信服的建文帝所能比拟的

说完了汉武帝我们再来看看宋太祖赵匡胤，从赵匡胤的庙号太祖就可以看出人家是自己没有祖先的福荫白手起家打出来的天下。这跟明太祖朱元璋机会一样，无论赵匡胤是否属于通过兵变上位，毕竟是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敌人已经伏法后者臣服，赵匡胤在自己的嫡系中建立起了不可比拟的权威。

况且赵匡胤自身就是武将出身，在高平之战、攻打南唐的过程中战功卓著让人信服。赵匡胤30多岁的壮年立国称帝，此时可以说达到了个人威望的巅峰。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情况情况下发生的，此时宋太祖不但大权在握而且在继承军队中的威望超越了各将领。何况石守信、高怀德等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嫡系，赵匡胤指挥他们如臂使指所以杯酒释兵权才会如此顺利。

所以宋太祖作为帝一代与仅仅因为皇家血统就轻易上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要强太多了。无论威望还是资历都不是初出茅庐的建文帝朱允炆所能比拟的，所以赵匡胤实行杯酒释兵权是水到渠成而建文帝的仓促简单粗暴的削藩是行不通的。

建文帝朱允炆正确的削藩策略

建文帝是因为血统和身份登上皇位的，既没有太子朱标的能力和储君之威更缺乏朱元璋创业时期的朱标与众文武患难与共的情怀。所以建文帝登基之后最缺乏的是塑造个人威望的过程，此时不宜着急削藩。而此时朱元璋去世不久，诸位藩王确实没有造反的意思。所以建文帝应该在保持朝廷安稳的同时通过正确的施政方针来赢得大家的拥护。

当初步建立起威望后才能小范围的进行削藩，方式也必须是拉拢大部分打击小部分。而且必须寻找机会使小范围的削藩名正言顺，即便没有正当的理由也可以学习朱棣称帝后的方式用改封地移藩的方式逐渐消除隐患。藩王之所以成为危害，除了掌握军队外就是在封地有威信不论征税还是招兵都能很快完成。而在保持大部分藩王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调动几个影响较大的藩王封地可以把影响控制到最小。如果对方不同意，这时候朝廷出兵平叛就师出有名了。

小结：

综上所述建文帝没有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基础（无论是汉景帝打下的基础还是汉武帝掌握的朝廷实力），所以在登基初期不具备实行推恩令的条件。而毫无根基的建文帝与宋太祖相比，缺乏赵匡胤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军队的威望所以跟不可能对位高权重的叔王们实施什么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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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纵横帝

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同姓诸侯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让手握重兵的开国将领放弃兵权只享荣华富贵，都是为了保证江山社稷的稳定，汉武帝和宋太祖都能成功，为何明建文帝削藩却失败了？

明朝是草根出生的朱元璋建立的政权，朱元璋确实很有能力与眼光，但却在建立明朝后，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不仅葬送了建立帝的政权，而且还导致了明朝江山的没落亡国，这个错误就是分封制。

明朝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三个实行分封制的大一统政权，在分封制从晋朝后已经消失一千多年的明朝，朱元璋这个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居然犯了这个错误，实在是不可理喻，历史一再证明了分封是逆历史潮流，可朱元璋偏要这么干，导致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削藩的失败。

朱元璋的分封与汉朝和晋朝的分封制不太一样，汉朝的分封制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上实际上已经没啥权力了，经推恩令一实行，将诸侯王的土地和权力平均分给后代，土地和权力就越分越小，到了后来，诸侯王还不如一个地方官员权力大，根本不构成威胁。

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是削减分封制，只是打击开国之初手握重兵的功臣，以保证江山社稷的稳定，不会再像宋之前的朝代一样改朝换代非常快，本质上与分封制没啥关系。

而明朝的分封制，是朱元璋分封自己的儿子到各地为王，差不多将自己所有儿子分封，明朝分封的藩王在封地没有管理权，只有经济权，能够享受封地物质财富，而且朱元璋分封的藩王有部分卫队，小的藩王有数千卫队，大的藩王有二三万卫队，朱元璋在世时，他所分封的藩王老老实实的，朱元璋去世之后，新上位的皇帝建文帝则在儒生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的教导之下开始削藩。

建文帝为何要削藩？

削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帝权威和实力，建文帝也是如此。

建文帝刚即位为皇帝时只有21岁，在他刚刚即位的几个月后，就开始着手削藩，开始对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岷王朱楩这几个实力较弱的藩王进行削藩，建文帝所用的手段就是故意罗列罪名，以罪名削去藩王的封地和卫队，在一年之内就削去了这五个藩王，然后把最强的燕王朱棣放在最后动手。

别的不说，就说建文帝这个削藩的动作和时间就有大问题，一个21岁刚刚即位毫无理政经验的年轻皇帝，在刚刚即位几个月后就对比他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叔叔藩王们动手，这个心态是有多急？这个手段是有多少简单？

而且先后顺序都搞反了，削藩明明是要先弄最强的，最后弄弱的，不给最强的以准备时间，而且最强的燕王朱棣还是身经百战，颇有军事才能的藩王，建文帝这样的手段能赢吗？

哪怕建文帝什么也不做，等他先做个十年八年皇帝，熟悉一切再开始削藩也不至于会失败，然而年轻气盛的皇帝，把削藩这事看得太过于简单，太过于急燥，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汉朝削藩的前车之鉴经验都摆在那里，比如汉景帝的削藩，汉武帝的推恩令，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稳步削藩即可，可建文帝偏偏不用，偏偏要这么急，除了说他无能，还能说什么？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所有儿子中能力最强的，一直为明朝镇守北部边疆，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用兵能力，而且还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婿，受到过徐达的栽培，朱棣不仅比建文帝年长十几岁，而且两人能力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既然建文帝要削藩，既然建文帝把最强的朱棣放到最后一个处理，就应该想到朱棣会有什么反应，早就应该做好准备来对付燕王朱棣，可是建文帝过于自信，把弱的藩王处理完了，再来对付朱棣，燕王朱棣果断起兵造反，这就是建文帝逼反的，早就应该做好准备，结果却在四年多年战争中，以三四倍于燕王朱棣的军队数量，却败给了朱棣，也显示出建文帝毫无军事指挥经验。

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削藩政策上的不成熟，时间上错误的紧迫感，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指挥，都让建文帝在这一场削藩战争中输得体无完肤，其实最不着急的应该是建文帝才对，他才21岁，有大把的时间对付他的叔叔藩王们，可他这么急，能不失败吗？

建文帝为何不用汉武帝的推恩令，下令让藩王所有儿子平分他们的封地、人口和军队，或者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让藩王们交出兵权，享受荣华富贵，而用简单粗暴的废除藩王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建文帝年轻气盛，能力不足，经验不足，纸上谈兵。

建文帝之所以这么急着削藩，与辅佐他的三个纸上谈兵的文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有很大的关系，建文帝很信任这三个人，但这三个人除了有满身的学问和忠心之外，如同赵括纸上谈兵一样没有一点儿实际的从政经验，建文帝用了这三个儒臣，治国也许勉强，但是削藩和打仗这样的事，基本上不可能战胜燕王朱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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