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是我國的一種象徵吉祥的傳統工藝品，蘊涵著獨特的民族傳統文化。如意一般由首、柄兩部分組成，形似靈芝，首部呈雲形或靈芝形，柄部為S狀的拱形。在我們所見到的如意中，大多也都是材質昂貴，製作工藝精湛，寓意深刻，常常被有識之士作為古玩或工藝品加以收藏、鑑賞和投資，在拍賣市場屢次創出高價。
從歷代文獻資料來看，如意不但被帝王、名士等社會上層人物所喜愛，而且還是佛教的重要法器，如在梁代《高僧傳》中載：“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可見，如意具有神秘的法力，是佛法權威的代表。而且在佛教造像中，我們亦能常常見到執持如意的佛造像，如在敦煌石窟榆林窟第二十五窟西壁北側之中的唐壁畫中，與維摩論辯的文殊菩薩就手持如意。
但事實上，如意最早的原型只是一日常生活中撓癢癢的工具——爪杖，關於爪杖在《釋氏要覽.指歸》中曰：“如意，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手指爪，柄長可三尺許。或脊有癢，手所不到，用意搔爪，如人之意，故曰如意。”
根據考古資料，1977年在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墓葬出土了一組東周時期的、與文獻記載的如意形制極為相似的牙雕殘器——“牙雕如意耙”：該器一端為人手形，有清晰的五指形狀併攏內彎，並有一個長柄，該器物就是一搔癢工具——爪杖。1961年在南京西善橋的南朝大幕中曾出土有一副《竹林七賢與榮啟圖》，該圖是幕壁上的大型拼鑲磚畫：畫中的王戎一手靠憑几，一手耍著如意，該如意形制較為簡單，直柄，首端為爪形。通過比較來看，兩者在形制上雷同，也就是說這兩個器物是同源的。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最晚在東周時期，我國就已經有了裝飾精美的“如意”（只不過這時的名稱還不叫如意，但至於叫什麼，我們現在已無從考證）。那麼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如意”又是如何從瘙癢工具一躍成為了佛教的法器的呢？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獨特的生活情狀，促進了如意的廣泛流行
魏晉南北朝雖然是一個劇變、社會動亂，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但是它卻推動了社會新思潮、新文化的湧起，成為繼戰國“百家爭鳴”之後，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
這一時期，儒學式微，玄學興盛，清談成為了名士們必備的一種文化修養和才能。特別是魏晉時期的清談家，談玄喜持如意，這在《世說新語.雅量》中有很多例子：“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又如：“陳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即佳，人慾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再加上清談家們常常聚集在一起，通過辯論，探求文學、言辭等各種哲理問題，在《世說新語》中就有士人清談的場面的描述：“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牛鼻，人當穿卿頰！”
可見，在清談的過程們，清談家們總是廢寢忘食地進行激烈的唇舌之戰，一般持續的時間都比較長。但久坐難免身體痠疼不適，而如意的長柄恰能到達手所不能觸及到的地方，進行敲打按摩，緩解身體的疲勞，所以名士們更加的如意不離手了。
此外，如意之所以受到魏晉南北朝士人的青睞，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如意的這個雅稱，“如意”，如我之意、在清談場合引攬全局，旗開得勝，因此如意漸漸走紅，如意成為了文人雅士們不離手的喜愛之物，但如意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同時，還被賦予了很多豐富的抽象功能：吟詩詠賦時，用如意打節拍，清雅悠閒時，隨身攜帶玩賞，意氣用事時，就以如意擊物，以表達內心的讚賞、愉悅或憤怒。如《世說新語.豪爽》雲：“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且在《晞髮集》也有說：“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盛行和士人們飲酒、服藥、清談，任性放達，盡顯名士風度的獨特生活情狀，促進了如意的廣泛流行，使得如意由一件最普通的撓癢工具，轉變為了一種蘊涵著豐富文化的器物。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僧與名士往來交流，使得如意在佛教徒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佛教初傳到中國時，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到了魏晉時期，玄學盛行，當時佛教宣揚般若學，主張“一切皆空”，恰與玄學尊崇老莊“以無為本”、“無為而治”的思想相合，佛理在與玄學的相互融合中，佛教才得以在中國興盛起來。
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僧與名士往來交流頻繁、共同清談，探討玄學與佛理，僧人在與名士的交往中，被沾染了濃厚的名士風度，他們也和名士一樣執持如意，用來撓癢或緩解身體不適，甚至用來顯示身份和風度，在講經說道時輔助談興。
四川省佛協副會長、三昧禪林方丈廣成大和尚授如意
關於僧人執如意論佛理的記載有很多，如在唐《續高僧傳》雲：“釋慧布......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嘆悅。”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學與玄學的互融，僧人與名士的相互影響，可見一斑。僧人用如意，與名士並無二致，也是隨手用來擊節歎賞之物，名僧執如意論佛理，恰似名士持如意談玄理，一個如意擊案的動作，同樣表達了對理之弘密，氣勢之宏大的由衷讚賞。可以說，如意最初在佛教徒中的廣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魏晉名士的影響。
但如意在使用功能上發生實質性變化，並被賦予宗教神秘色彩，卻是反過來受到了佛教教義的影響，《佛祖統記》曰：“南嶽造金字《般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諮審，餘悉自裁。南嶽手持如意，臨席贊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這裡要解釋一下，南嶽是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禪師，名叫釋慧思，精通般若學。
佛教主張“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般若學宣揚“一切皆空”，而如意首部呈回頭形，在形制上具有空靈、迴轉的特點，恰與佛教教義相契合，因此如意成為了佛教僧徒最好的代言物。
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學與玄學的相互交融，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意納入了佛教的範疇，此後，如意隨著佛教的發展，地位不斷得到提升。
及至到了佛教極度興盛的唐代，如意演變為了佛教的一種重要法器。如在《周秦漢唐皇國寶》中就記載有一柄出土於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的唐代鎏金銀如意：該如意雲端作雲頭狀，正面鎏金，中間雕有一佛，直柄，頭部裝飾華麗，這柄如意，是除了東周牙雕如意耙外，我國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實物如意。
眾所周知，盛唐時期，是中國金銀器藝術發展的頂峰期，金銀器常被用來弘揚佛法，而這柄頂端雕有一佛像的如意，不僅證明了如意在唐代與佛教有了更密切的關係，而且還證明如意是佛教禮儀中名副其實的法杖（如下圖）。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 出土 唐代鎏金銀如意
結語
中國佛教在經歷了唐代的極度繁盛後，漸漸走向了衰落，而如意的發展，也與此相適應。
至明代，如意已極少被用來表示佛教內涵。從造型、材質和裝飾工藝來看，此時的如意更接近於文人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表達文人雅士的閒情逸致或民間的民俗信仰，並漸漸向禮儀陳設器的方向發展。
總之，如意演變的過程就是一個文化變遷的過程，它不僅表現了各時代的工藝發展水平和民眾的藝術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它也體現了人們對社會的認識，對歷史的思考，反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信仰等方面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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