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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那場改變中日兩國命運以及東北亞戰略格局的大海戰成為中國人們心中永遠的痛。遙想當年，在威海的劉公島，巍峨的戰艦和飄揚的龍旗，可謂盛極一時。然而，成軍僅僅6年的這支龐大的艦隊在黃海海戰後就成為一支“存在艦隊”。戰敗的晚清政府再也沒有時間和金錢去打造一支同等規模的近代化海軍。
甲午之殤
其實，北洋艦隊官兵在黃海大戰前是相當自信的，也是非常有戰鬥慾望的。主要基於這5點原因：
一、北洋艦隊實力確實雄厚
因為長期飽受西方國家的海上入侵，清政府的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想要抵制西方國家的入侵，必須建設與之相抗衡的強大的海軍。從鞏固原有的水師到向西方國家購買先進的軍艦，清政府一步步的走向正軌。雖然遭到保守人士們的阻撓和阿思本事件的影響，但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官員依然艱難地探索近代海軍建設之路。大型的軍艦可以通過向英德等國購買或者福州船政局建造，而在軍艦上的普通士兵和水手只能在國內選拔，通過外國海軍軍官的訓練，進而形成戰鬥力。
如火如荼的洋務運動
受到日本侵略臺灣和中法戰爭的影響，清政府加快了建設近代海軍的步伐，組建了北洋艦隊、南洋艦隊、福建水師三支近代化的海軍。朝野上下對於鄰國和西方列強的海上侵入感到震驚，孱弱的財政不足於支撐三支海軍循序漸進的發展，而清政府決定把大部分的資金都投入到了北洋艦隊身上。
到1888年北洋艦隊成軍時，己經初具規模，擁有“定遠”、“鎮遠”鐵甲艦兩艘，以及一批新式的巡洋艦。中國的近代海軍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侵略蹂躪造成的民族危機中產生的。通過購買和自建，至1889年，其規模冠亞洲之首。到黃海海戰之前北洋艦隊己經是一支擁有大大小小四五十艘軍艦的近代化海軍。
北洋水師裡有兩句話：“七鎮八遠一大康，超勇揚威和操江。”主要的軍艦，這兩句話裡都有了。“七鎮”包括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鎮海，都是小炮艇。“八遠”包括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濟遠、平遠，都是大艦。“康”是康濟，超勇、揚威是老船，一放炮船幫上只掉鐵鏽。“操江”艦隻是北洋艦隊的一艘訓練艦。
二、戰端一開，會有豐厚的軍餉
北洋海軍將領待遇很高
即便對於基層的官兵而言，能夠在當時的北洋艦隊服役也是一件肥差。雖然入選的資格比加入其他的軍隊要求要嚴格的多，同樣待遇也要好過傳統的陸軍，畢竟近代化的海軍在當時來說是一支技術兵種。晚清時期普通民眾生活困苦，能夠在北洋艦隊的軍艦上服役對於緩解當時家裡的經濟困境確實是一個良策。
北洋艦隊的最底層官兵—練勇也有豐厚的報酬。練勇也分為三個等級：一等練勇，月銀六兩（每兩合一千四百錢）；二等練勇，月銀五兩；三等練勇，月銀四兩半。而當時的物價也證實了這一點：那時的小麥才四百多錢一升（每升合二十五市斤），苞米二百多錢一升。三等水手，月銀是七兩。二等水手，每月能拿八兩銀子了。
炮手的工資更高：一等炮手，十八兩；二等炮手，十六兩。而那些洋炮手待遇更加優厚，每月能拿到二三百兩。很顯然，這些基層的水手和練勇更關心他們的待遇，以及開戰後他們能得到更好的報酬和獎勵。這對於當時的普通家庭來說絕對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中日矛盾逐漸升溫，清廷也對北洋艦隊的基層士兵給於物質上的刺激，戰時報酬更是優於平時以勉勵其奮勇作戰。得到方伯謙的戰報後，丁汝昌向李鴻章發電，對於豐島海戰中作戰有功的水手李仕茂、王國成賞銀一千兩，幫助兩人輸送彈藥之人共賞銀一千兩，並通告全軍，以為鼓勵。如此優厚的戰場獎勵，基層官兵們自然渴望早日與日開戰。基層官兵對於中日海軍之間的差距缺乏清醒的認識，參加北洋艦隊的最直接的目的還是賺取豐厚的報酬，侷限於他們的知識和對金錢的渴望，自然希望早日開戰，賺取更多的報酬和獎賞。
三、服役多年的自信
自清政府建設海軍以來，就一直在培養海軍的人才，這不僅包括開辦的各種船政學堂，還高薪聘請了外國的海軍軍官來擔任北洋海軍官兵們的教習。對於那些基層北洋艦隊官兵，他們在自己的軍艦上服役七八年，甚至達到了十多年。他們不瞭解於近代海軍最新變動卻非常熟悉自己己經掌握的技能，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持樂觀態度。
與培養傳統的陸軍不同，新式的海軍必須掌握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技術和軍事技術。海軍作為當時的一支高科技兵種，要形成一定的戰鬥力必然需要優秀的水師官兵和強大的軍艦。軍艦可以依靠政府和地方要員籌集資金購買，而想要擁有與之匹配的高素質艦員則必須對傳統的八股取士政策作出調整。在這之中創辦的新式學堂尤以軍事性質的學堂為重，除了福州船政學堂外，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先後建立了多所軍事學堂，為新式海軍培養人才。包括劉公島水師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魚雷學堂、天津武備學堂、旅順魚雷學堂等一批新式軍事學堂。這些新式的軍事學堂從本質上來說，是為清政府的國防戰略考慮的，並且直接為清政府的國防服務。
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內堂生舉行大考，首屆18名畢業生嚴宗光、劉步蟾、林泰增、何心川、葉袓珪、蔣超英、方伯謙等人被派上“建威”練船實習，和外堂生一起，巡歷南至新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口岸。在當時國內軍艦數量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也只能讓優秀的學員先上練習船，加強其實際操作能力，為將來駕馭軍艦和操作艦炮打下一定的基礎。而在威海水師學堂則更加註重知識的掌握和上艦實習相結合。學堂內的學生在學習結束後在練習船上習練槍炮、魚雷、水雷、船藝、器械、測繪等技能和能力，並作為學生畢業的重要環節。多年的系統學習使得北洋艦隊基層官兵們熟悉自己所應掌握的技術。
從英國學成回國的船政學員們
四、琅威理的指導與訓練
建設近代海防不僅需要向西方國家購買軍艦，還需要聘請他們的海軍軍官，訓練本國海軍士兵。因此在向英國購買新式軍艦、派遣船政學堂優秀畢業生的同時，清政府也聘請英國的海軍軍官來擔任教官提升北洋艦隊官兵的戰鬥力。光緒三年，清政府購買的第二批炮船由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駕駛，離開母港普利茅斯前往中國。
琅威理與鄧世昌
琅威理出色的駕駛技術很快得到了清政府高層的認可。雖然在第一次任期期間因為個人原因辭職，但對於北洋艦隊訓練來說，相比較其他的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任期最長、對北洋艦隊官兵戰鬥力的形成貢獻最大，而他紮實的海軍技術和管理訓練功底還是被李鴻章等洋務派高級官員賞識。1882年，李鴻章簽發了聘用琅威理的合同，任命其親信丁汝昌為北洋海軍提督，具有指揮艦隊任何船隻及中外官員的全權，聘請琅威理為副提督，負責全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及訓練工作。可以副署提督發佈命令，並向北洋大臣提出報告。
琅威理的薪水為庫平銀600兩。正處於清英關係的蜜月期的英國很快授予了琅威理退役職銜，並加官一級來顯示英國對此事的重視。清政府在此動盪的時期聘請英國的海軍軍官自然是處於對海防的擔憂以及鄰國日本的不斷挑釁，此時的北洋水師訓練渙散，尚未形成戰鬥力，用於遠洋作戰的軍艦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必須聘請一位有經驗的外國軍官來訓練本國的士兵，儘快的形成戰鬥力。同時清政府也吸取了此前阿思本事件的教訓，賦予了琅威理副提督的職銜，用丁汝昌擔任北洋水師的提督，掌握全權。
剛接手北洋艦隊副提督一職時，琅威理髮現自己任重道遠，那些士兵的軍事素質低劣。因此在任職前期琅威理在給他夫人的回電中寫道：“困難日多，不要去中國”。而給總稅務司赫德的信中也抱怨巡洋艦被翫忽，整頓非常費力，現有人員質量極差。不久他再次發電報給其夫人，阻止她來華。@由此可見，在琅威理一開始接手北洋水師的時候，情形是很不容樂觀的，兵員素質平平，毫無戰鬥力。出於對這支新興的海上力量的控制慾，英國政府也希望琅威理在軍中擔任重要職務，以便加強英國在遠東的影響力。而琅威理出於對赫德信任的報答和清政府高薪報酬，也願意通過自己的努力，使這個國家的新生海軍擁有強大的戰鬥力，來維護它那孱弱的海防。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加快了向英國和德國購買新式軍艦的步伐，隨著多艘新式巡洋艦和兩艘強大的“定遠”級鐵甲艦的到來，近代海軍雛形初現。此時因事辭職的琅威理再次被清政府高薪聘請，1886年，清政府很快和他簽訂了聘用合同。琅威理負責全軍的教育訓練，並有建議及獎懲之權，月薪增加至七百兩。琅威理也承諾在五年內按照歐洲最新的方式將中國海軍的訓練，提升到一定的國際標準，並同意在戰時幫助中國作戰，除非對手是英國。
琅威理對待水兵十分的苛刻，動不動就採用刑罰，所以水師中有“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說法。當清政府在英國訂購的超勇、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即將完工的時候，琅威理建議接艦回國的水手全部由中國人組成，中國的高級船員現在英國進行相應的培訓，接受西方有經驗的海軍軍官們的指導，進行系統地學習，並且“要經過一定的隊形變換訓練，允許他們親自駕駛這些船，使他們由此產生信心。
依據《北洋海軍章程》，對於北洋艦隊日常的訓練共有小操、大操、會操、會哨、合操、操巡、校閱等七種，根據以上的訓練內容可以洞察北洋艦隊官兵在訓練內容上是十分的嚴格，各種官兵和基層軍官的選用都是經過嚴格篩選。在琅威理總教習的嚴格要求下，北洋艦隊官兵軍紀煥然一新，陣容整齊，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讚揚。
北洋艦隊除了巡弋大清帝國的海岸線外，還擔當保衛藩屬國和威懾日本的重責。到了1888年成軍之時儼然己經成為遠東的一支海上勁旅。琅威理想要更進一步的掌握北洋艦隊實權，這就和清政府高層產生了衝突，尤其是和北洋艦隊中成長起來的眾管帶矛盾越來越大。在1890年的“撤旗事件”中，琅威理感到自己被羞辱，憤然辭職。清英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很快英國就拒絕了李鴻章另派英國海軍軍官擔任北洋艦隊總教習的請求，並宣佈英國海軍學校不再接納中國留學生。
雖然受到琅威理辭職的影響，但北洋艦隊官兵的訓練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在1891年，北洋艦隊舉行了自成軍以來的第一次大檢閱，依然是由李鴻章主持進行。雖然有朝廷停購軍艦之令，但看到北洋艦隊的演練，李鴻章還是覺得鞏固現有海防沒有問題。給他自信的是兩艘“定遠”級鐵甲艦和眾多新型的巡洋艦，以及訓練成熟、配合默契的眾海軍官兵們。
儘管到了光緒二十年中日矛盾不斷升溫，但對於廣大的眾海軍官兵們來說他們所持的還是樂觀態度。從清政府開始構建海防，再到向西方購買新式軍艦，北洋艦隊初現規模，他們見證了晚清海防力量的成長和壯大並參與其中。他們接受複雜嚴格的考試才能成為北洋水師的一員，而後接受英國海軍軍官的訓練和嚴格要求，自然熟悉所服役軍艦負責的任務。在北洋水師官兵們的眼中，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訓練嫻熟，完全有實力和日本海軍決一死戰。
五、豐島海戰虛假戰報的影響
基層的北洋艦隊官兵們對於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持樂觀態度的另一大原因就在於“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誇大了豐島海戰的戰果，把一場失利謊稱一場大勝。這對於本來就蔑視日本海軍的北洋艦隊官兵更是增長自信。在他們看來日本海軍實力本來就不如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在豐島海域的遭遇戰更是在實力遠超大清海軍的情況下打了敗仗。這就更增加了他們擊潰日本海軍建立功勳的自信。
1894年7月25日的豐島海戰是甲午海戰的第一次軍事衝突，也是近代以來中日兩國海軍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進入1890年代後，日本國內經濟出現危機，且政潮迭起，局勢動盪，伊藤內閣遂決定通過發動戰爭轉移國內矛盾來擺脫困境。正當“濟遠”和“廣乙”離開牙山返航，突然發現遠處的三道煤煙，同時日本的三艘軍艦也發現了兩道煤煙，由於距離過遠雙方都無法得知對方的身份。
半個多小時後，中日雙方几乎同時確認了對方的身份。很顯然在數量上清政府的軍艦少一艘，而論實力，日本的三艘軍艦實力遠遠在“濟遠”和“廣乙”之上，尤其是速度和火炮數量。清政府的兩艘軍艦“濟遠”和“廣乙”加起來排水量才3300噸，而日本方面的三艘主力軍艦“吉野”、“浪速”和“秋津洲”加起來排水量達到了11000多噸，雙方實力對比差距立顯；航速上雙方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清政府的“濟遠”和“廣乙”兩艦，前一艘己經下水服役長達九年，動力裝置也沒有得到更換，已經難以達到剛剛服役時的最高十七節航速，“廣乙”也服役五年，自造的軍艦性能上不如向西方國家購買的軍艦優越。
而日本方面的三艘軍艦除了“浪速”艦服役八年外，“吉野”和“秋津洲”都是新銳軍艦，尤其是在英國訂購的新銳戰艦“吉野”號更是有著二十二節的最高航速。“濟遠”號是德國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艦，在剛剛下水服役時引來了世界各個海軍強國的廣泛關注，但其試驗艦的身份註定要被更先進的後輩們所超越。而日本的“吉野”和“秋津洲”是剛剛下水服役的新艦，代表著1890年代軍艦的最新設計思路，軍艦的航速和火炮的射速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尤其是中口徑速射炮更是成為了各個海軍強國的寵兒，而日本更是抓住了這次難得的軍事變革。
單艦性能要遠超清政府的“濟遠”和“廣乙”。因此兩國軍艦火力上日本的軍艦也佔據著絕對的優勢，數量上中日雙方中口徑速射炮是22:2,呈現壓倒性優勢。質量上日本全是英國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式速射炮，而清政府“廣乙”號上的兩門速射炮是本國江南製造總局仿製而成的，與日本直接從英國購買的速射炮相比在射速、射程、威力上均不如日方。清政府唯一的優勢在於“濟遠”艦上的21釐米口徑的克虜伯炮，因此清方的優勢在於射程遠，日方的優勢在於速度快、速射炮多、射速快。但此時期軍艦的艦載火炮射擊精度極差，沒有精密的瞄準儀器輔助命中高速機動的軍艦是一件很難的事，因此在實戰中清政府濟遠的射程優勢變得價值不大。
因此，以雙方實力而言，清政府的兩艘軍艦毫無勝算可言，日艦首先向濟遠展開攻擊，濟遠隨後開始還擊，在日本“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軍艦的絕對優勢攻擊下，“濟遠”很快中炮起火，軍艦多處受傷。大副沈壽昌、二副柯建章、守備黃承勳等先後戰死，水手死傷40多人。被嚇破膽的方伯謙竟然不顧“廣乙”率先逃離戰場，導致清政府的運兵船“操江”被俘，“高升”號在不接受投降後被擊沉。由於日本海軍的不宣而戰，使用絕對優勢兵力，在豐島海域依據擊沉“廣乙”、“高升”，俘虜“操江”，炮轟“濟遠”，造成了清政府的重大損失。
沉沒中的高升號
被俘獲的操江號
但在論及此次海戰報告時，方伯謙掩蓋事實卻誇大了戰果，如“竭力拒敵，鏖戰四點鐘之久”，日艦“提督陣亡”，“吉野”傷重途中沉沒之類，全與事實不符。而當日提督丁汝昌竟然信以為真，為之請功。北洋艦隊的提督丁汝昌在給李鴻章彙報的電文中寫到：“濟遠”、“廣乙”由牙山返航時突然遭遇日本海軍的三艘軍艦。七點餘遭敵，彼先開炮，三船聚攻“濟遠”，密如雨點，望臺、炮架、三舵機均受傷……“濟”停炮詐敵，彼駛近擬擒我船，“濟”即猝然發炮，一彈飛其將臺，二彈毀其船頭，三彈中其船中，黑煙冒起，“吉野”乃移逃。
而這對於北洋艦隊官兵而言，無疑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他們本來就藐視日本，輕視日本海軍，聽聞己方在劣勢下還能取得重大戰果，自然信心大增，對於他們的對手更加藐視。
綜上
基於自身知識的限制、服役多年的自信和方伯謙“赫赫戰功”的刺激，北洋艦隊官兵對於不斷升溫的中日矛盾持樂觀態度自然是正常的。更何況他們在戰爭中獲勝還能得到豐厚的獎賞，這對於廣大的基層官兵們而言自然值得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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