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英國著名劇作家約翰·奧斯本的離世，英國掀起了一場“直面戲劇”的先鋒派戲劇浪潮，這主要得益於約翰·奧斯本生前的一部作品《憤怒回望》，當年的他，正是憑藉此部作品，打破了由古典劇所壟斷的英國劇壇。

戲劇家莎士比亞曾經說：“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人生，顯示善惡的本來面目，給它的時代看看它自己演變發展的模型。”顯然，戲劇的作用是多重的，它既是歷史的記錄，也是人性的顯現，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隨著時代而不斷的變革。

所以，當人們深切懷念約翰·奧斯本，這個曾經平地一聲雷的英雄時，也在對英國戲劇的現狀和未來產生了憂慮，劇作家比林頓批評道：“若放任繼續，英國戲劇將會成為一座塵封的博物館而不是一個永遠充滿激情爭議的社會論壇。”

就在此時，只有二十三歲的薩拉·凱恩劇作《摧毀》在英國皇家宮廷劇院首演，成為工黨領袖託尼·布萊爾政策之下，“酷不列顛潮流”的領導者，緊接著，出現了一批新生代劇作家，其中就保包括馬丁·麥克多納。

“直面戲劇”往往採取充滿暴力的敘事方式，直面當代社會人們的精神危機、暴力、虐待、種族歧視等各種嚴肅的道德困境，所以，它們也被人們稱為“新殘酷主義”，但是，其引發的反思，更具有存在主義的人文思懷，有著加繆“荒誕哲學”的內涵。

馬丁·麥克多納，作為“直面戲劇”的佼佼者，其作品往往是對“真相”的追思，代表作《枕頭人》講述的是一個作家寫的小說引起了兒童虐殺案而被處決，作家在審訊的過程中不斷的遊離於真相和虛構的故事中，讓我們不禁思考，當一部作品導致了社會行為，誰才是兇手，真相到底是什麼。

這種戲劇的創作方式影響了馬丁·麥克多納的電影風格，其在影片中貫用的英式黑色幽默，悲喜劇的風格，具有強烈的震撼作用，對“真相”的一再追究，顛覆了人物，也顛覆了故事，所蘊含的極度殘酷性，對於現實和反思產生了一種地震式效果。

電影《三塊廣告牌》的靈感，來源於麥克多旅遊時所發現的未破獲刑事案件的廣告牌，影片上映之後，斬獲了兩項奧斯卡大獎和金球獎最佳影片和最佳編劇獎，在很多人的眼裡，更是將其視為第90屆奧斯卡最大的遺珠。

在影片中，麥克多納再次將自己所擅長對“真相”的追根進行到了極致，由此，引發出一場罪與罰、恨與愛的糾纏。

一、鏡頭、音樂和符號組合，凸顯出影片所具備的殘酷藝術之美，是麥克多納“直面戲劇”最好的表達

《三塊廣告牌》講述的是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小鎮上，米爾德里德的女兒安吉拉被人強暴殺害，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案件卻遲遲未能告破，兇手依然逍遙法外。憤怒的米爾德里德將此全部怪罪在小鎮警察的身上。

憤怒的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邊年久失修的三塊廣告牌，於是想到租用三塊廣告牌，來獲得更大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以便施壓警方儘快破案，此劇在鎮上引起軒然大波，也讓眾多人物捲入了這場和自己沒有任何關係的血腥紛爭中。

馬丁·麥克多納極為擅長的對“真相”的追尋在影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他沒有滿足於簡單的因果線性關係，而是將結果蘊藏在一種無形改變的狀態之中，同時，也不斷的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場誰應該為“真相”負責的案件，由此，也帶來了一場麥克多納式的殘酷藝術之美。

影片從八個角度不斷變換的空鏡頭開場，這一組蒙太奇鏡頭裡，是圍繞著三塊立在晨霧中的破敗廣告牌展開。第一個鏡頭是是處在中間位置廣告牌的全景鏡頭，廣告牌上有多中雜亂的信息，充滿無人在意的混亂感；第二個鏡頭則是從背後透過支架呈現出分割的兩幅畫框，右邊是處在畫框中的兩個廣告牌，左邊畫框中是沒有任何物體籠罩在草地上的濃霧，顯示出來三塊廣告牌所處的環境與荒涼；第三個鏡頭是單獨一塊廣告牌的正面全景鏡頭；第四個鏡頭又來到廣告牌的反面，同樣是一個全景鏡頭，在這個鏡頭裡，我們知道了廣告牌處在一條公路的旁邊；第五個鏡頭是對中間廣告牌的另一個全景角度的側寫；第六個鏡頭則是對一個廣告牌局部的特寫，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上面的英文“of your life”；第七個鏡頭是對被覆蓋物切割開的嬰兒的特寫；最後一個鏡頭則是從更遠的地方，對三塊廣告牌的遠景拍攝，帶給人一種強烈的淒涼破敗的感受。

在這一組八個空鏡頭對局部特寫和全景描述的連續組合蒙太奇裡，麥克多納空鏡頭的表意功能盡顯。首先我們明白了這三塊廣告牌所處的環境，濃霧加深了廣告牌的破敗荒涼，雖然身處公路旁邊，卻無人關注，說明了路過的車輛極少，這也為故事的發生背景和條件作出了交代；

這八個空鏡頭的組合，伴隨著古老的愛爾蘭民謠《last rose of summer》，這首由貝多芬曾經親自校訂的歌曲，在影片中以每句歌詞對應兩個空鏡頭工整的呈現。

波布克曾經說過：“從為無聲片伴奏而在蹩腳鋼琴上敲出第一個音符起，音樂就一直是電影影像的一個忠實伴侶。”這也表明，從早期的默片時代起，音樂就已經發揮作用，它充當了影片的背景語言和人物語言的雙重作用。

而這首《last rose of rose》的愛爾蘭民謠，音符衝擊耳朵，讓人沉醉在一種憂傷的氛圍中，同時，歌詞中等待愛情的女子，愛人卻遲遲未歸，只能獨自凋零的孤獨，讓人心生猶憐。

開頭這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這是一個具有“悲劇”底色孤獨等待的故事。

而在觀影過程中，麥克多納並沒有給予太多關於俯角和仰角這種明顯帶有個人感情傾向性的鏡頭，除了對於狄克森毆打韋爾比長鏡頭的真實記錄。米爾德里德無論是面對廣告商、威洛比、狄克森，都沒有形成鏡頭語言中絕對的道德優勢。

這也表明了麥克多納的態度，儘管片頭的鏡頭和音樂極度渲染了悲涼的色彩，卻只是針對米爾德里德女兒遇害遭遇而言，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客觀、公平的，警察也在努力破案，卻沒有任何的有效線索，所有的人都在同情米爾德里德，卻並不代表可以無限制的容忍她。

這種公平鏡頭和米爾德里德表情語言的特寫鏡頭形成了強烈對比，電影中，她始終都是一種憤怒的狀態，有著一種所有人應該為她女兒的死負責任的態度，可是，這種態度卻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因為，整個悲劇的發生都是一出荒誕、殘酷的悲劇，遭遇是荒謬的，破案所受到的種種現實阻礙是荒謬的。

當影片最後，殺死自己女兒的兇手仍然沒有抓到，米爾德里德和狄克森一起駕車離開時，遠景鏡頭裡，三塊廣告牌已經籠罩在一片陽光綠地裡，背景音樂換成了《Buckskin Stallion Blues》，這是一首舒緩且釋懷的曲子。

影片中的另一特點則是符號意象之美，象徵著奉獻和犧牲的小鹿是對米爾德里德女兒安吉拉的隱喻，是米爾德里德的精神寄託。狄克森丟失的警徽和失而復得，隱喻出他的轉變。

這些鏡頭、音樂和符號所傳遞出的是一種麥克多納式“直面戲劇”的殘酷藝術之美，也是對麥克多納現實關懷的表達，他向我們表明了無論我們的遭遇怎樣、處境怎樣，憤怒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唯有心中懷著一顆“愛心”，才是化解一切的救贖之道。

二、封閉空間所產生的爆炸效果，讓罪與罰、恨與愛相互糾纏，“真相”的含義變的複雜化

麥克多納將這一切放在一個封閉的傳統小鎮，產生了一種爆炸性效果，一方面是即使偏居公路邊的三個廣告牌也能夠引發小鎮人門的議論，產生爆炸性效果，另一方面則是如此封閉、熟悉的小鎮，也無法輕易的偵破這起慘無人道的兇殺案。

故事被放置在這個空間裡，讓人產生一種極度的壓迫感，也使無處宣洩的情緒得到積累和爆發。

對於米爾德里德來說，丈夫喜歡上一個只有十九歲的女孩，這種被羞辱的感受，讓她變的憤世嫉俗，這也導致她和女兒安吉拉的關係非常差，以至於女兒曾經向自己的父親表達不想和母親在一起居住的想法，她乖戾、易憤怒的特點在去世之後進一步激化，產生了所有人都應該為自己女兒死負責的想法。

而對威洛比警長來說，自己身患癌症，命不久矣，雖然自己非常愛自己的家人，對同事也關懷備至，卻陷入到安吉拉案件的自責漩渦裡，這場慘案，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線索，這樣讓他在面對米爾德里德的責罵時，始終懷有一種愧疚之感。

對他的下屬狄克森來說，威洛比警長不僅僅是工作上的領導，更是一個“父親”式的人物，他和自己的母親相依為命，對生活的憎恨讓他變的憤怒，甚至產生了暴力和種族主義傾向。

安吉拉所遭遇的犯罪，將三個命運完全不同的人物牽扯在一起，他們就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裡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完全無法融合在一起。

對米爾德里德來說，女兒的死，讓她深感自責，因為正是自己和女兒的爭吵導致了女兒的遇害，很快，自責和愛轉變成了憤怒，憤怒整個世界，因罪生罰，波及到了眾多小鎮居民。

所以，廣告牌的標語、電鑽割破牙醫的手、火燒警察局都成為了她對自己無力的控訴，受此影響，威洛比警長懷著愧疚自殺，狄克森也因為大火毀容。

影片中，恨與愛的糾纏成為了另一條主線，狄克森、米爾德里德的恨和威洛比警長的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這種衝突，讓整個兇殺案的走向發生了變化，突破了單一的是非觀念，使真相變的難以追尋。

由此，電影完成了從尋找殺人兇手的“真相”到尋找人生“真相”的轉變，面對無力改變的結果，突破了復仇片簡單的因果式關係，完成了為生者代言的人文關懷。

三、西西弗斯情結，成為對“真相”的最好解答

古希臘神話裡，西西弗斯因為觸犯了眾神，遭到諸神的懲罰，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可是，石頭每每剛到山頂就又滾下山，前功盡棄，於是，他不斷重複、永無止境的做這件事。

作為“荒誕哲學”的創始人，加繆並沒有將西西弗斯看做一個悲劇，而是把他稱為反抗荒謬的英雄，他身上的激情和痛苦，成就了這個英雄人物。

麥克多納顯然繼承了加繆“荒誕哲學”的精髓，在影片中，對待米爾德里德來說，她面對女兒遇害的案子，或許永遠都不會有結果，麥克多納在影片最後，也沒有對任何人的行為給予懲罰。

可是，米爾德里德最終對“真相”的目的性需求已經減弱，將眼光轉移到面對荒謬時的尋找過程中。

正如威洛比自殺時留給米爾德里德的信中所寫：“曾有案件怎麼也找不到線索，然而五年後，某個傢伙在酒吧或監獄裡，聽到另一個傢伙拿這件事吹噓，然後整個案件就這樣真相大白了。”

對米爾德里的來說，曾經令其痛苦的是，她總是將眼光盯在目標上，當求之不得時，就陷入到憤怒的無助循環裡，而當她像加繆眼中的西西弗斯一樣，在尋找和過程中獲得安穩的時候，給自己和別人帶來的恨和憤怒也就帶來了消解，她重新找回了對兒子羅比已經失去的愛。

所以，最後的結果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保留一絲希望，這份希望是用愛活下去的勇氣，而真相恰恰就是不管我們遭遇了什麼，我們都需要用愛來經營這一切，憤怒化解不了心中的自責，也化解不了任何東西，唯有懷著愛的紀念，才是對自己和其他生命最大的尊重。

總結：

《三塊廣告牌》繼承了馬丁·麥克多納“直面戲劇”的暴力敘事內核，將一個極其殘酷的故事情節以一種線性敘事結構展開，但是，影片的結尾並沒有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因為明確的答案會削弱故事所蘊含思想價值，難以引發人們的現實反思。

同時，除了電影中所蘊含的思想突破價值外，我們也領略到馬丁·麥克多納將音樂和鏡頭組合在一起所產生的顛覆性美感，這些，都幫助他稱為了英國電影屆的一位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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