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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是因為“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改變了蘇軾的一生。王安石變法的本意當然是好的，希望可以通過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可問題的操之過急，實施到地方之後，出現了很多意想不到問題，所以有遭到了很多所謂舊黨的反對。

舊黨中的代表人物，是司馬光，歐陽修這些大佬，此時已經隱退。蘇軾也是中堅力量，而且已經是文壇領袖，影響力很大，並且因其歷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基層深知有些新法的弊端，所以在其詩文中有明確反對新法的表述。因此，就成為新黨的重點打擊對象。

宋時故事，官員新任地方，需上謝表，蘇軾的《湖州謝上表》就成了事件的導火索。“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中本是自謙之詞，卻被新黨視為挑釁，欲從重治罪，而彼時的皇帝宋神宗也對新黨此舉採取了放任的態度，無他，朝野上下反對新黨者頗多，甚至太后都不贊成，也不理解他，所以是時候殺雞儆猴了。

蘇軾從湖州被一路提來汴京，直接下御史臺大獄。文字獄的特點就是牽強附會，更何況蘇軾為人心直口快，詩中也確有指摘，雖宋時祖訓不殺士大夫，可新黨必欲置蘇軾於死地。其實，神宗本人對蘇軾也是頗為器重的，只是因他反對新法，故而不曾重用，這也是蘇軾免於死罪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王安石等的營救也確實讓神宗下了最後的決心。

蘇軾最終保全了性命，被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於大雪紛飛之時趕赴黃州，一住三年，留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等千古佳作，而他本人也蛻變成為蘇東坡。

文談舊事

蘇軾被貶黃州，直接原因是“烏臺詩案”，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王安石變法時的新舊黨爭。宋神宗在位時，曾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本就遭至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再加上變法過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當等原因導致新法變質，進而引發了新舊黨爭，而蘇軾正是因反對新法而遭到了排擠打壓。

△蘇軾的坎坷一生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卻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仍舊一副繁榮景象，但內部卻已經蘊含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變法改革的聲音一度極為高漲，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進京述職時，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並未被宋仁宗採納。

△王安石影視形象

宋神宗即位之後，為了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開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將其提拔為江寧知府，但旋即便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並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宋神宗遂採納了王安石的相關主張，開始謀求改革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約、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繼頒佈。

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新法也的確有可取之處，然而由於太過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當，導致新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本是為了降低貧民負擔，但由於強制農民借貸，加上利息偏高，結果不僅導致農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導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貸而破產。

又如農田水利法，為了鼓勵農業發展，增加政府稅收，王安石鼓勵百姓墾荒，並支持興修水利，而且規定費可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但為了保證新法的推行，興修水利的數量卻最終變成了官員政績考核的標準，結果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興修水利，反而極大加重了百姓負擔。

變法本就會遭至守舊派的強力反對，再加上變法逐漸演變成弊政，更是導致反對派勢力大漲。雖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對派中同樣是人才濟濟，例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而為了新法的持續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無疑要對反對派大肆打壓，結果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蘇軾飽受排擠調往地方，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

作為反對新法的一員，蘇軾在新法派佔主導的朝堂上飽受排擠，自覺無法在朝堂立足的他，無奈申請調往地方，並於熙寧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後相繼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慣例，官員在調任之後，不論升降都要上謝表，於是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後，便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封普通的文書，竟給自己惹來大禍。

由於在地方任職期間，親眼目睹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各種弊端，然而由於當時新法派勢大，在根本無力扭轉局面的情況下，作為詩人的蘇軾，便不免通過吟詩作詞來對新法弊端進行批判和諷刺。

△陸毅版的蘇軾

平日裡諷刺一番倒也罷了，蘇軾的這封《湖州謝表》同樣堪稱牢騷滿腹，例如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來只是發些小牢騷，結果卻被朝中的新黨加以利用，說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諷刺朝廷，是對皇帝的不忠，於是一頂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蘇軾頭上。

香茗史館

蘇軾是因為“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的。烏臺，是指御史臺，因御史臺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身世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稱“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1048年（慶曆八年），蘇洵因父喪居家後，把自己的一生所學都傳授給了孩子們。

烏臺詩案起因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從事改制。1079年（元豐二年），43歲的蘇軾到湖州上任知州後，他例行公事，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由於蘇軾是詩人，在官樣文章上也很自然地加上了個人色彩。他在文章後面加了一番感慨：

悲催的是，蘇軾的這些言辭本不足以被定罪，但是當時恰好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dǎn)經過幾個月的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羅列罪證後就上奏彈劾他。

在舒亶開始彈劾蘇軾後，很快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場風波。御史何正臣和李定也隨後上表彈劾蘇軾，說他用語暗藏譏刺朝政，並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彈劾蘇軾的官員不僅汙衊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還說他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費盡心思，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了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因此，朝廷內很快就出現了一片反對蘇軾的聲音。

緊接著，剛在湖州上任三個月的蘇軾就被御史臺逮捕押往京師。這個案子牽連了幾十人。

烏臺詩案經過

烏臺詩案是蘇軾生命中重大的轉折點。一方要置他於死地，另一方又全力以赴要為他伸張正義。在這些救援他的人中，既有和蘇軾三觀一致的元老，也有原來是王安石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他們紛紛上書，勸諫神宗不要對蘇軾下死手。就連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夜出面力挽狂瀾。

最後，還是因為已經退休的王安石上書“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而使蘇軾逢凶化吉。

神宗之所以看了王安石的這句話而改變了殺蘇軾的主意，是因為當年太祖皇帝立下的規矩是不殺士人，也就是不能因為讀書人的言論而定他們的罪。如今正值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因而神宗對蘇軾從輕發落，將他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王安石）

蘇軾在獄中度過了驚心動魄的103天，成了他終生都難以忘懷的經歷。

“東坡居士”的來歷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還要被當地官員監管。蘇軾一度感到鬱悶和心灰意冷。好在他有詩人的浪漫與才情，他到了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一番和古人的跨越時空的“對話”，寫下了流傳至今的名作：《赤壁賦》《後赤壁賦》及《念奴嬌·赤壁懷古》，以此來寄託他遠大的志向。

黃州物質貧乏，蘇軾便在公務之餘，向當地官員借了城東的一塊坡地，開墾種田以貼補生活。不久，他便自詡為“東坡居士”，紀念在黃州的歲月。

成就

蘇軾的一生，在文學方面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標杆。除此之外，他在書法、繪畫、醫藥、烹飪、水利等各項領域中也頗有建樹。後人把他當成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精神。他的人生態度“進退自如、寵辱不驚”也被人敬仰。

蘇軾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的存在。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名人史海觀心閣

這個問題不錯，蘇軾如此偉大的詩人被貶實屬無奈

在蘇軾毀於一首詩

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一句話暴露了大問題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這個問題上蘇軾也並不是冤枉的

曾在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蘇軾身上有太多讓皇帝不滿的地方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這一段雖然看起來有點頭疼，但實際上基本上表示蘇軾妖言惑眾，愚昧朝廷。這無疑把蘇軾又坑了一把。

面對確鑿的證據，蘇軾無奈了

蘇軾最後留下了兩首詩：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蘇軾的故事，也反映著如今的世道，權利讓人心醉，喪失理智

前線分析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為作了諷刺變法弊端的詩作，以“謗訕朝廷”之罪名，被投入監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四個多月後，蘇軾被貶黃州，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達貶所黃州，在黃州待了四年多的時間。謫居生活中的蘇軾理想無法實現，憤懣無從排遣，積極求索之後轉向追求自我的發展、超越和心靈的自由。

御前帶刀侍衛

蘇軾晚年有一首詩，不久後去世，詩中極盡淒涼，寫出晚年無奈，也有調侃和諷刺，把自己謫貶的三地視為功業，說來好笑。

《自題金山畫像》蘇軾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裡要談一下，蘇軾為什麼會謫貶黃州，就是今天的黃岡。

蘇軾祖籍河北欒城，生於四川眉山。嘉祐元年（1057年)，父親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震驚了歐陽修，但歐陽修為避嫌點為第二。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但他在文章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可是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是正在進行變法，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把蘇軾諷刺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換概念是小文人們的慣技。

　　他們接著為蘇軾羅列新罪名，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膽”）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把蘇軾詩中一些詩句和變法聯繫，就上奏彈劾蘇軾諷刺變法：

……“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用蘇軾詩，“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經斷章取義，說蘇軾諷刺變法，無限上綱上線。

這樣蘇軾以“謗訕朝廷”之罪名，被投入監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四個多月後，蘇軾被貶黃州。

烏臺詩案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欲置蘇軾於死地。但新黨領袖王安石卻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但是，生性豁達的蘇軾在困境依然能寫出膾炙詩詞，完成了由蘇軾到東坡的華麗轉身。

金烏木木

蘇東坡當時是拜在宰相荊公王安石門下，王安石當時非常器重蘇東坡。古人好對詩詞，尤其是蘇東坡，可以說詩詞大家，當時也是意氣風發，一般人都不看在眼裡，自視甚高，也沒有把這個宰相放在眼裡，所以就有了下面這個故事。

蘇東坡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之後，回京述職，先來到了老師宰相荊公門上報道，當時看門的說荊公晝寢未醒，把蘇東坡帶到了門房中稍等。

蘇東坡無事閒看，恰巧發現硯下面有一張紙條，打開來看，發現是兩句沒寫完的詩稿，題目是《詠菊》，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當年我在京為官時，丞相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現在可以說是江郎才盡了，連兩句詩也做不完。

兩句詩是：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卻認為這兩句詩是亂寫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為和風，夏天為薰風，秋天為金風，冬天為朔風。

第一句詩說是西風，西方五行屬金，第二句詩中的黃花說的其實是菊花，菊花一般開在深秋，其性屬火，就算是最後焦乾枯爛，也並不會落瓣，如今丞相這樣說，豈不是錯誤了，於是興之所發，便隨手補上了後面兩句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完之後蘇軾其實又有點後悔，既不敢扔掉，也沒法抹去，所以只好先逃走了。等王丞相醒來，發現這兩句詩之後，看其字跡便認得是蘇東坡的，於是尋思：蘇軾這個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知道自己才疏學淺，就來譏諷老夫。

第二天，王丞相便找了個黃州的空缺，找皇帝說，然後蘇東坡就被貶到黃州去當一個團練副使。蘇東坡心中怨恨王安石，但是也不敢明說，只能謝恩到任。

時間大概過了一年，差不多到了重九之後，連續好幾天大風，蘇軾突然想起別人送的黃菊栽在後院，於是便約了好友前去觀賞，來到後院之後，便驚的目瞪口呆。

原來菊花棚下，滿地就像鋪滿了金子一樣，而黃菊的樹枝上，卻一朵菊花也沒有了。原來，其實是他自己不知道，黃州的菊花真的是落瓣的，而王安石把他貶到黃州，就是讓他來看菊花的。

於是蘇東坡便和朋友說道：我剛被貶的時候，還以為是荊公痛恨我揭他的短處，然後公報私仇，今天看來，其實是我自己錯了。說以說，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謂經一失長一智耳。

深二少

蘇軾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職。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裡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奏，其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見蘇軾《定風波》）蘇東坡的這首詞作，作於他被貶湖北黃州的第三年春天，形象生動地表達了他在湖北黃州時，心歸自然、物我兩忘的曠達心境。

正因為蘇軾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在詩詞方面有了更多宣洩，心境迴歸於自然，才有了在黃州時的多首物我兩忘的好詩詞。

水木佳年華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為作了諷刺變法弊端的詩作，以“謗訕朝廷”之罪名，被投入監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四個多月後，蘇軾被貶黃州，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達貶所黃州，在黃州待了四年多的時間。謫居生活中的蘇軾理想無法實現，憤懣無從排遣，積極求索之後轉向追求自我的發展、超越和心靈的自由。

拓展資料一、簡介

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1-3] 。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4] 。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4] 。

蘇軾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縱橫恣肆；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 [4]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二、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慕夏無名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李定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御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臺，一關就是4個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二年 （1079年），蘇軾移任湖州 （浙江省吳興縣），七月遭御史臺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獄，他們指證蘇軾在詩文中歪曲事實,誹謗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做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它詩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個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結一句話，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蘇軾在御史臺內遭到嚴刑拷問，他自認難逃死罪。最後終能倖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賜被判流放黃州（湖北省黃岡縣），蘇軾被拘禁近百日，後獲釋離開御史臺之獄。後人把這樁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為一部《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漢書·朱博傳》：“是時，兀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世便以御史府為烏府，御史臺為烏臺。由於這案的發起者都是御史臺的言官，他們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裡行（御史臺的見習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稱為“烏臺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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