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21日，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在網絡上搜索“歷史上的今天”，難以找到這天發生過的任何大事的痕跡，沒有什麼值得記住的歷史事件，沒有幾位名人出生或去世，就連因諧音“我愛你”漸漸成為節日的，也是昨天的“520”。
但82年前的這一天，“意外”地得到了詳細的記錄。當時，在高爾基“世界的一日”徵稿啟發下，茅盾主編了“中國的一日”項目，他們提前一個月在《大公報》上登徵稿函，號召全國各地的讀者記錄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迴響是熱烈的，編委會收到3000餘封信件，總字數不下六百萬。同年9月，他們就將這些信件經過挑選編輯，集結成冊，付梓出版。
《中國的一日》1936年9月生活書店初版本。
投稿來自全中國各個階層、各種處境、各種職業的人們，記錄了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裡，“城市的慌亂、農村的崩潰、富有者的荒淫、飢餓者的掙扎、小市民的彷徨”……82年過去，我們再回頭看這些讀者來稿，就像獲得了一架潛望鏡，讓我們可以穿透歷史的障壁，窺見那時的中國，和那時的中國人。
撰文 | 郭雪巖
1936年5月21日，一個普通不過的日子，這是平凡的中國的一天。
往前追溯，離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了將近5年，東北、熱河、察哈爾和河北省東部都已淪陷；這年初，一群年輕的日本士官發起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日軍侵華進程加快；往後探尋，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變”一年多後才會為中華民族帶來難以磨滅的傷痛；此時離“西安事變”還有近7個月，國共十年內戰仍在持續，國民黨追擊共產黨軍隊的同時，從沒忘記鎮壓清洗各地的可疑分子。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的幣制改革已經過去了半年，終於在全國範圍內艱難地推廣起來；半年前的“一二·九”運動彷彿已經停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但國際學聯設立的“世界援助中國學生周”剛在四月底落下帷幕；世界各地的學生到各國日本大使館前示威遊行，引起了更多社會人士對救亡圖存的響應。
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照片。
雖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在這波瀾不驚的1936年的毫不起眼的5月21日，可是從東到西，從南至北，從鄉村到城市，一切又好像就發生在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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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的小巡捕今天開會新學到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認識了一種花——櫻花，這種花他之前從沒見過，可是的碧眼黃髮的洋大人告訴他，一旦看到門前掛著類似圖案木板的住宅，一定要多加留意，特別保護。第二件事是，近來租界做小生意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大人規定，一旦看到那些做小生意的、拉黃包車的，不管苦不苦，一定要公事公辦，決不可姑息；當然，要是東洋人違章，就另作他論，決不可得罪。小巡捕有些憋屈，但還是硬著頭皮出門巡查了。
1936年的上海外灘。
而在離上海不遠的江蘇某偏僻縣城，縣政府的收發室迎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她滿面愁容，收發室的公務員們看到她就不禁搖了搖頭，這已經不是他們的第一次碰面了。由於匪案牽連，女人的丈夫被要求交保贖身，可因為家裡太窮，四處找不到鋪保，女人連著十幾天來收發室前哭泣，求大老爺們給條生路。每次見到她，公務員們就“恨不得一腳把她踢到天邊去”。因為他們最討厭的就是哭，最高興的是笑，所謂的同情心，早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磨沒了。女人在謾罵聲中訕訕離去，而收發室裡的公務員們繼續談笑著討論一樁十三歲女孩被強姦的案子：
不久收發室裡就充滿了人，熱熱鬧鬧，笑語喧天。有人說這男子不愧稱為天下第一色鬼，有人說這女孩子必然豔麗如玉，有人杜撰的演述他倆性交情形；最後談到女孩子將來的婚姻問題，大家一致同意將她嫁給L君做姨太太，這幕戲劇才算在飛聲談笑中暫時閉了幕。
（嶼禾《和往日一樣——
K縣政府收發室五月廿一日的生活》）
江西鄉下的軍校裡，教導主任的到來打破了一群正嬉笑打鬧著的學生的輕鬆，“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要你們這班接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一位學生站起來說：“老師，我當然願意參加，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自然是對外。不，總而言之，諸位要愛國，這也是一種任務。”學生們都踴躍反應——“我們都要去參加”“哪一個不去，哪一個就沒有血氣”。教導主任前腳剛出房門，學生們又紛紛議論起來——“我近視，可以不去吧？”“我不去，還不是自己打自己”。而投稿的作者自己陷入了不安和矛盾：“去，一期的肺病怎麼辦；不去，又有點問心不下。”最後，他還是決定不去，“免得枉死”。
1936年，攝影師在山西、陝西一帶鄉村所拍攝的照片。
皖南一個五百來戶人家的小鄉鎮上，丁點消息很快就能傳得到處都是，更何況這是一個大消息：區公所的區長得知挑水夫老張攢了幾個錢後，哄騙著他交了24塊大龍洋的“挑水捐”，答應他這條街只許他一個人挑水。可老張交完錢後發現還是有其他人挑水，他找了又找，還花上了幾個錢，才終於找到區長告狀，區長答應他，要大批抓捕那些沒有交錢的挑夫。“現在全街上就都在傳說著這個消息”。
在淪陷區的某個學校裡，聽說某“要人”要來參觀，同學們正一片緊張。中國歷史課上，老師面色蒼白地走上講臺，第一句話就是，“拿出墨筆來！”他的手在顫抖、嘴唇也在顫抖，聲音哽咽地讓教室裡的學生們翻開課本，讓他們逐一刪掉南京事變、濟南慘案、萬寶山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等全部內容。他在黑板上用力寫下了“刪去”二字，低下頭，說著“我也不願如此”，講臺上已出現兩三滴淚水，而臺下的同學們，也已哭得不成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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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那個動盪的年代，度過1936年5月21日的人們自是與和平年代的我們不同。可是仔細看看，來稿者們記錄下的這一天並不像電視劇裡描繪的那樣，所有人非黑即白，都走在不是愛國就是誤國的路上。雖有外憂內患，民族意識已經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數人也仍是過著和我們相似的小日子：上班、下班，上學、放學，和朋友交談，和親人鬥嘴，為了生活而奔波，為了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而前後兩難。當然，有些人走的比其他人更遠，但所有人都和我們一樣，也在各自努力，觀察、應對著82年前那個變化中的中國。
1936年，攝影師在山西、陝西一帶所拍攝的照片。
上班如同上刑，上夜班如同酷刑。這句話用來形容一個即將要在夏天的暴風雨夜聽班的無線電報報務員來說，再恰切不過。六個小時的夜班結束，壽命如同縮短了一半。他一邊用手抄收著電報，一邊眼睛時刻緊盯著收報機上的度數、發報紙上的電碼，耳朵還要聽著聽筒裡傳播出來的信號，天電的干擾不時折磨著他的耳膜，損害他的健康。如果再碰到一個難纏的對方電臺，這一整晚就是一場折磨。一個字問一遍，兩個字問一遍，甚至因為信號微弱一個字要問上五六遍，一個小時下來，筋疲力盡也只抄得二百七八十個字。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即便對方結束時發來“Znn，gb，73，88 Sk gm”(此次報務已完畢，再會，親善，愛吻，早安)的致謝，也難能有個好心情。
“行行出狀元？”我把這句諺語反覆地思想著，“現在的中國早已廢除科舉的制度了，當然‘狀元’也無從產生。即使還有，我也不敢妄想。我只希冀著全家的溫飽與延長我的壽命。”
為著想求全家的溫飽，以及延長自己的壽命，我只是像牛馬似的不斷地勞作著。
——韓枚《無線電報務員的苦悶》
可對有的人來說，上班的熱情比誰都高漲。復旦大學化學系新科畢業生包可閎一畢業就拉著同學們一道開始自主創業，生產醫學用橡皮膏。在此之前，中國還沒有國產橡皮膏，都需要進口使用。為了辦好這個廠，嬌生慣養的大少爺大小姐們窩在小小的工廠裡，打樣子、定機器、配材料、跑街、出店，一一自己動手，既是老闆，也是工人。他們的志氣是很大的：不信東方人的腦筋，就不及西方人咧！也幸好得貴人相助，大藥房的老闆採用了他們的產品：“既然有國貨，為什麼要用外國貨呢？”
1936年夏天，上海民眾到碼頭歡送中國奧運代表團赴德國參加第11屆奧運會。
山東的一位母親這一天痛哭著為小兒留下了一封信，與孩子分別時忍住的淚水，此時全都傾注在信紙上了。雖然孩子百般挽留，但受到梁漱溟先生之邀，她還是從濟南到了鄒平鄉下，擔任女生訓練處的生活指導委員，這既是為了中國的鄉村建設，更是為了讓社會上的眾人知道，“女子非盡醉生夢死者流也”。在信中，四十多歲的她與兒子約定，要各自努力，努力做人，不愧為中國社會的一份子。
1936年的5月21日，既是農曆四月初一，又是宗教歷中的耶穌升天節。在松江，盛大的隊伍清晨五點就到聖母堂參加彌撒禮，朝覲聖母瑪利亞，在聖母像前，乞求著聖母以“最公義的聖心”，給予人力量，抵抗外來侵略，祈禱著和平。而在北平，人們成群結隊的去往妙峰山，小汽車、人力車、自行車、騾車，載著一個個揹著黃布袋面露虔誠的善男信女們上山燒香，人們頭戴彩花，相見時彼此說些祝福的話，“一路平安”“帶福還家”的語聲絡繹不絕；一位全身紅衣的女子，腳鐐手銬全副武裝，三步一磕頭來還願，已經走了將近一天了。
而在杭州，安磐石過的是與以往一般規律的一天。早上五點一刻，起床號響起，迅速起身、準備，到操場跑步、做健身操。六點早餐，飯後，脫軍服，換飛行衣，跳入856號××機機艙中，開油門，拉駕駛杆，升空。十點，飛回著陸，上“飛行與氣象”課；十一點半下課，吃飯，回信，讀書。一點二十分，再度上機，三點著陸；三點四十分上無線電課，四點四十分課外運動游泳；六點晚餐，七點小組開會，自習，複習明天考試的“飛機構造學”。九點半就寢，一面想起為國殉身兩週的胡教官，“我們永遠的憶念著你”；一面想著“長城下的故鄉啊，何時才能歸去”。
1936年5月16日發行的《東方雜誌》目錄，可一窺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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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7日在《大公報》上發佈的徵稿函上寫道，“來稿內容可以是中國任何地方五月二十一日發生的任何事，及任何人的經歷，對任何方面的印象，文字材料和圖畫材料均可”。
在這樣寬鬆的條件下，《中國的一日》編委會最終收到超過3000篇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字數在600萬字以上，國內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之外，其他省市，包括海外的南洋、日本都有讀者投稿。從醫生、公務員、教員到警察、軍人、店員，來信者涵蓋了中國社會各階層除了僧道妓和“跑江湖的”以外的方方面面。在他們的筆下，飢餓的民眾、無為的官吏、放肆的洋人、不顧一切獻身中國建設的青年學生、麻木愚昧的大眾、為生計所迫的文人，都一一鋪陳在82年後，我們的眼前。
如果沒有鄒韜奮、茅盾等人發起的這項“中國的一日”徵稿活動，這一日的中國也許仍將像它過去成千上萬個日子一樣，終究只能成為歷史大事件的背景，為下一次大事件的發生積蓄著火花，不為人瞭解，不被人銘記。但在這本書裡，中國大地上的男女老少，從雲南到東北，從廈門到新疆，從天上到海中，到處都在掙扎著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會為國而苦惱，也會為夫妻不和而吵鬧；他們會痛恨耀武揚威的洋人，也會因為孩子間的吵鬧大打出手；農民痛罵著來幫他們的技術官員，而技術官員也在上下級之間進退兩難……
正是因為這些立場不同、角度多元的聲音，才有了這平凡又不凡的“中國的一日”，才有了這記錄下的鮮活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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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82年後的2018年5月21日，你在哪裡，將要做些什麼呢？
《中國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
主編：茅盾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1月
這本書是皇皇鉅著《中國的一日》的縮編本。原書從三千餘來稿中選取四百六十九篇，計八十餘萬字。縮編本又從中選出一百篇，計二十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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