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1 楊度 隸書四言聯 鑑賞

楊度 隸書四言聯

楊度 隸書四言聯 鑑賞

楊度 隸書四言聯 北京匡時2013秋拍 成交價609.5萬元

作品鑑賞

楊度(1874-1931),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別號虎公、虎禪,又號虎禪師。與康有為、梁啟超、黃興交善,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政治奇才。

楊度與杜月笙

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可謂“朋友”遍天下,而較早進入杜月笙視野的重量級人物楊度,卻與他有著一段不同一般的交往經歷。

早年的上海坊間流傳著不少“杜氏名言”,其中有一段頗為與眾不同,他說:“別人存錢我‘存’交情;錦上添花的事情讓別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難看出,這位民國時期稱雄上海灘的黑社會老大,雖然結交三教九流無數,但他也頗會抓住機會,利用各種手段去接近、認識、籠絡、禮遇文化名流。較早進入杜月笙視野的就有楊度。

楊度,字皙子,1874年生於湖南,是清末民初時期有著傳奇經歷的社會活動家和國學家。1928年初,54歲的楊度南下移居上海,以賣字和為人撰寫碑文及墓誌銘為生,因為楊度以漢隸和魏碑書法見長,文才出眾,故慕名前來索字者絡繹不絕,酬金還算豐厚。楊度初到上海,寄居在舊識陸衝鵬家。陸和杜月笙是至交,於是因這層關係,楊度和杜月笙相識。杜月笙對楊度甚為恭敬,尊之為師長,首次見面即將他聘為杜公館的顧問,奉為上賓。

杜月笙自出道之後一直有塊心病,他感到自己販賣鴉片、開設賭場起家的經歷畢竟不光彩。楊度的出現,讓杜月笙眼前一亮。於是他常常請楊度為他書寫條幅,或題寫詩詞,懸掛在杜公館大廳裡,供來往賓客觀看欣賞,他每月送楊度500元車馬費,供其用度。為了改變楊度住無居所的窘境,杜月笙慷慨地將法租界薛華立路155弄(今建國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提供給楊度一家三代居住。

楊度到杜公館後顯露的第一手就是為杜月笙的大管家萬木林改名。萬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他出身貧寒,一字不識,還不如上過四個月私塾的杜月笙,是個貨真價實的“睜眼瞎”。也許當初給他起名的算命先生認為他命中缺木,故給他起了個木林的名字,可惜的是,“阿木林”在上海話裡是“笨蛋”“傻瓜”的罵人話。萬木林見到楊度後,就央求表哥杜月笙請楊度幫助換個好聽的名字。這對楊度來說很簡單,他知道上海話裡“墨”和“木”發音近似,就把“萬木林”改成“萬墨林”,一字之改竟讓原先被人當作笑料的名字充溢著一股書卷氣,杜萬二人都非常滿意。

楊度早年在日本期間,因擔任留日學界領袖而結識曾倡導維新變法的梁啟超。兩人在一起討論救國之道時,梁啟超曾經立下一個宏願,要以他的新史學觀點,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閒居上海的楊度驚聞梁啟超於1929年1月去世的噩耗,不禁產生想完成梁啟超編著《中國通史》遺願的念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杜月笙和陸衝鵬,意在徵求他們的意見。

杜月笙雖然認識不到編史的重要性和艱難程度,但為了幫助楊度了卻心願,就和陸衝鵬商定,他們倆提供經濟援助,並不遺餘力地幫助楊度搜集包括各地州府縣誌在內的文獻典籍,鼓勵楊度完成這一鴻篇鉅製。

楊度擁有浩瀚資料之後便開始潛心編纂。過了一段時間,他感到法租界內環境嘈雜,干擾他的著述情緒,於是提出希望另換一處清淨之地。為了表示對文化人的敬重,杜月笙對楊度的要求言聽計從,他和陸衝鵬商議,決定讓楊度搬到鎮江郊外陸家建造在山中的一幢別墅裡繼續從事編撰工作。在鎮江潛心於典籍一段時間後,楊度又以深居簡出的生活過於寂寞為藉口,帶著已經完成了一半的《中國通史》文稿下了山,跑到他曾經擔任山東督軍府總參議期間居住過的濟南,不久他又返回上海。楊度版的《中國通史》最後有始無終,好在對著書立說一竅不通的杜月笙也並不在意。

1930年,杜月笙斥資買地,在浦東高橋老宅大興土木建造宗祠。在建祠之初,他就延請國學大師章太炎為其修訂家譜、撰寫《高橋杜氏祠堂記》,同時為了保證開祠盛典的順利進行,成立了龐大的辦事機構——八大處,即文書處、總務處、警衛處、衛生處、庶務處、筵席處、會計處和劇務處,杜月笙特別倚重楊度,聘任他為位列八大處之首的文書處的主任,由他率領其他七位名流組成“資望之高、陣營之強、令全國矚目”的最強秘書團隊。杜月笙一句“借重皙子兄大才”,楊度便替杜月笙奔走策劃,他親自撰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記》,並請清朝遺老鄭孝胥揮毫書寫,作為他們兩人獻上的一份厚禮。在這篇《杜氏家祠記》中,楊度把杜月笙寫成頗似司馬遷《遊俠列傳第六十四》中的人物:“其行誼如古之遊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在楊度筆下,杜月笙是一個為“俠”而“儒”的形象。楊度唯恐分量不夠,又構思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頌》,並刻石立碑,最終覺得還不夠盡興,再編撰一副楹聯。

杜氏祠堂於1931年6月9日舉行奉祖人祠儀式,10日舉行落成典禮,三天慶典共有十萬之眾參加,盛況空前。楊度在杜祠落成典禮前三天就搬到高橋辦事處住下,他盡心盡責朝夕忙碌了六七天,儘管杜月笙對他照顧有加,但他終究是57歲近花甲之年的老翁了,又有宿疾肺病在身,楊度在祠堂落成典禮一個禮拜後,舊病復發,回到法租界洋房三個月後,於1931年9月17日,溘然長逝。

在楊度生前,上海有些小報曾登載過他是杜月笙徒弟的消息。楊度對傳聞不以為然,曾經自嘲地說道:“我一沒有遞過帖子,二沒有點過香燭,我稱他是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實說,我不是青幫,只是靠賣字畫的‘清客’而已。”難道楊度真的僅是杜氏門下一位清客嗎?

楊度逝世後,中國幾十年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的成立,在漫長的歲月裡,楊度晚年在杜家當清客這段往事被歷史蒙上了一層塵霧,直到1975年冬天,才被周恩來總理在臨終之前拂去塵垢,揭開了他的真實身份之謎。

早年間,楊度曾主張中國應走君主立憲道路,辛亥革命前,他曾拒絕過孫中山合謀共事的邀請,後又為袁世凱復闢稱帝效力,發起並組建籌安會,被北洋政府以“帝制禍首”通緝。直至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時事艱難,人才難得”為由,對其實行特赦。洪憲帝制的失敗,楊度的政治生涯也終結了。在天津避難時,楊度開始研究佛學,由於楊度從此不再在政治舞臺上亮相,世人便忽視了他之後的思想轉變。

經過深刻反省,楊度終於認識到君主立憲制不適合中國,他勇於承認錯誤,並決定履行1905年在東京與孫中山的約定。當年他對孫中山說過:“將來我如果失敗,一定放棄我的主見,跟隨先生。”楊度表示願以劫後餘年來為革命事業出力,協助對孫中山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國。由於種種原因,楊度在組織上沒有加入國民黨,但他在為國民黨工作之際,於1922年9月在上海拜見孫中山時,第一次偶遇共產黨人李大釗,此次是李大釗專程去上海會見孫中山,商討“振興國民黨進而振興中國”的問題。是年秋,楊度在北京再次見到李大釗,楊度在五四新文化時期閱讀過李大釗在《新青年》《每週評論》上發表過的許多文章,對李大釗早已產生敬慕之情。這次重逢,李大釗對楊度說:“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經過頻繁接觸和多次深淡,楊度表示願意為共產黨做些有益的工作。

1927年4月5日,楊度獲得重要情報,即張作霖決定對共產黨人開刀,並準備逮捕已經在蘇聯使館兵營避難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他迅速派長子楊公庶去通知章士釗讓其趕緊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使館。後來當得知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後,楊度不顧個人安危立即去面見軍閥張作霖,鄭重提出應將李大釗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審理,旨在爭取時間使李大釗等人不致被速判、速決。為營救李大釗,楊度一方面借重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竭力周旋,一方面毅然決然地賣掉在北京的公館,用賣得的4500元大洋千方百計用來打點營救,同時奔走呼號,發動社會各界名流和進步人士參與援救。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被施以絞刑殺害。李大釗的犧牲,讓楊度認清了北洋軍閥的反動本性,也被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所感動。他與妻子徐粲楞商量後,賣掉北京家裡值錢的首飾,變賣了在青島的房產,將所得現金全部用來救濟死難者家屬。摯友李大釗的犧牲,喚醒了楊度救國救民的赤誠之心,為其晚年重要的人生轉變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移居上海的楊度把剩餘的錢都捐給了由魯迅等人在上海倡議組建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由郭沫若為首的社會名流發起成立的“中國革命互濟會”,因為他發現這兩個組織是堅持正義的進步團體,就堅持不懈地捐款資助。

楊度擔任杜月笙顧問期間,曾與湖南同鄉、中共黨員王紹先來往。王紹先與時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即情報科科長的陳賡有親戚關係,他經常通過陳賡搞到一些進步書刊帶給楊度閱讀,還在和楊度聊天時經常有意識地談到陳賡。楊度對陳賡早有耳聞。1925年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時,陳賡冒著生命危險,揹著蔣介石跑了幾里路,救過蔣介石的命。楊度囑託王紹先幫忙牽線,想和陳賡見面。

在陳賡眼裡,楊度是個“封建餘孽”,但學識淵博。他猶豫不決之際便請示周恩來。周恩來當時是黨內隱蔽戰線鬥爭的最高領導,他認為楊度熟悉當代中國的政治情況,又擔任杜月笙的顧問,交際面廣,容易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以便我黨掌握敵人動態,同意與之聯繫。於是陳賡奉命與楊度交往,在王紹先陪同下來到楊度家裡,希望楊度能為中國共產黨做些工作。楊度當即表示願意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情報,並鄭重表態:“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當時的社會地位、身份、關係,為黨貢獻情報。”1929年秋,因為對中國共產黨忠誠、為黨提供大量的情報、貢獻突出,經周恩來批准,中央特科潘漢年介紹,55歲的楊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央特科建立的範圍廣泛的情報網成員,專門在敵人營壘裡為共產黨收集情報。

楊度利用杜月笙的私人顧問的特殊身份,以受到杜月笙的器重、尊敬為掩護,大範圍、多方位地與上海社會各界人士結交來往,在茶館、酒樓、牌桌,或者影院、劇場、賓館等娛樂場所的應酬遊樂中,收集來自黑白兩道、軍政各界的各種情報,然後通過秘密渠道及時轉送給單線聯絡人潘漢年。後來,黨組織又指定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的夏衍接替潘漢年與楊度單線聯繫。起初,由於地下工作的紀律要求,夏衍不問也不知道這位情報員是何人,只曉得這位很紳士的長者是個秘密黨員,不需要參加黨內的組織生活。根據組織規定,夏衍每月與楊度聯繫一次,楊度把情報裝在用火漆封印的信封內交給夏衍。月復一月,兩人相互熟悉之後,當楊度親口告訴他“我就是楊皙子”時,夏衍驚愕了,自己負責單線聯繫的秘密黨員竟然就是當年幫助袁世凱復闢稱帝的楊皙子楊度。

儘管楊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事十分隱秘,但黨內高層有數的幾位領導和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還是知曉了。有人認為楊度是一個復辟封建帝制的極端保守分子,一個研究佛學的有神論者,怎麼可能信奉馬列主義,怎麼可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呢?有人對楊度持不信任態度,並懷疑他的入黨動機。楊度聽說後,頗為生氣地對夏衍說:“我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入黨的,說我投機,我投的是殺頭滅族之機!”事實正像楊度說的,入黨後,楊度意識到工作的危險性,就將年邁的母親送回湖南長沙,他已經做好了隨時為革命獻身的準備,同時還發動和依靠妻兒幫助自己工作,凡遇有重要而緊急的情報,自己又臨時脫不開身時,楊度就讓妻子徐粲楞或女兒楊雲碧,以假裝外出購買日常用品的方式,及時將情報交給地下黨組織。

一生精明的杜月笙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為了感情投資而無償提供給楊度一家居住的洋房,在楊度生命的最後兩年裡竟成了共產黨人的避難所。其實,當時楊度也是為了便於為黨組織做情報工作,才接受了杜月笙這般慷慨大方的安排。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三科科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陪同他去武漢執行任務的董健吾隨即被出賣。董健吾大革命失敗後加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央特科的成員,平時以聖彼得堂主持牧師的公開身份作掩護。身份暴露後,董健吾冒著生命危險日夜兼程潛回上海向組織報警。為了躲避敵人的瘋狂搜捕,周恩來安排他到楊度的家裡住下。薛華立路這幢洋房因為是杜月笙名下的房產,敵人壓根就沒有懷疑這裡,法租界的巡捕甚至還負有保護其安全的責任。董健吾在楊度家一住就是幾十天,一直等大搜捕結束後才安全離去。像董健吾一樣,有許多同志在黨的地下組織遭到破壞的危急關頭,得以在楊度家隱藏並妥善轉移,楊度家在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心目中成了一座安全島。

晚年的楊度和周恩來成了莫逆之交,楊度對比自己年輕二十多歲的周恩來十分敬佩,開口翔宇兄,閉口伍豪兄;周恩來對楊度也非常信賴,他對楊度說:“皙子先生,歷史會替你說公道話的!”

作為中央特科秘密黨員的楊度,在他一生的最後兩年,利用在杜月笙身邊的特殊身份,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黨的事業做了別人難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特別機密,在他生前極少有人知情,所以在他病逝之後,隱蔽戰線的這段歷史被塵封了40多年之久。直到1975年的某個冬日,被病魔折磨得經常處於半昏迷狀態的周恩來總理,當神志稍微清醒時,把秘書叫到病床前,囑咐秘書轉告有關部門負責人王冶秋這樣一件事:“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請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詞目時,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楊度這段鮮為人知的重要經歷本該早就公之於世,然而新中國成立不久,由於潘漢年同志過早地被錯捕並長期被關押,當年中央特科領導秘密黨員開展對敵鬥爭的英勇事蹟也隨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甚至遭到屏蔽,即使與楊度曾單線聯繫的夏衍同志,也因政治環境和自身遭遇所限制而無法道出真情,只有親自批准楊度入黨的周恩來,始終牢記著楊度的貢獻,在默默地等待著合適的政治氣候和時機。

1978年7月30日,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在《人民日報》紀念週恩來的文章中將楊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內幕向世人公佈,夏衍和曾是中央特科成員的李一氓等人隨後也遵從周恩來的囑告,分別在《人民日報》發表專文,介紹楊度晚年為中國革命作出的獨特貢獻。當我們翻開《辭海》,可以看到在“楊度”這一詞目的最後赫然寫著:“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工作。”

杜月笙於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留滬的杜維翰得到其父死去的消息後,找到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希望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訃告。潘漢年經過請示,上海的《新聞日報》刊載了訃告,共產黨人寬廣的胸襟令杜月笙的家屬和門徒們深為感動。杜月笙至死也不知道,受到自己隆重禮遇、為自己效勞了三年之久的楊度的真實身份。他一直認為楊度是為祠堂落成典禮操勞而累病致死的,對此還頗有負疚之情,殊不知當時的楊度鞠躬盡瘁,為的不是他杜月笙,而是肩負重任,心早已係念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了。楊度生前為自己撰寫了一副輓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以此來表明自己的一生經歷。

楊度原被安葬在上海江灣公墓,後上海淪陷,日寇要在江灣修建機場,勒令遷墳,故他的墓地移至西郊。十年浩劫,楊度墓不幸被毀。1978年,楊度墓在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重新修復,“湘潭楊皙子先生之墓”的舊碑石矗立在新墓前。考慮到後人大多不知“楊皙子”是何許人,政府有關部門特請趙樸初題寫“楊度之墓”,放置在舊碑石之前,並刻上200多字的楊度生平碑文,供世人觀瞻緬懷。(來源:炎黃春秋2018.4)

作品資料

作者 楊度(1874~1931)

尺寸 320×74cm×2

作品分類 中國書畫>書法

創作年代 1929年作

估價 RMB 180,000-200,000

成交價 RMB 6,095,000

款識:萬佛樓主人正。己巳季秋,楊度。

鈐印: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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