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試譯：
衛國儀城的封人想與孔子相見，他說：“凡是有君子來到本地，我從沒有不曾相見的。”孔子的弟子就帶他去見孔子。見完孔子出來，他對孔子的弟子們說：“諸位，何必擔心你們先生現在的失意呢？這世上的秩序已經亂了很久了，上天這是要讓你們的先生出來重整秩序啊！”
敬亭山言：
儒家的理想，從社會層面講是天下大治，從個人層面講是人人各得其所，聽起來非常美好，而且也符合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難怪能夠在幾千年間佔據主流文化的地位。
但其實這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兩者之間誰是目的誰是手段？究竟天下大治的目的是為了人人各得其所，還是人人各得其所的目的是為了天下大治？我有時候甚至想，這會不會是東西方文化觀念最大的差異所在呢？
其次，儒家這個美好的理想究竟怎樣才能實現？孔子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所有人都能夠遵守可以規範不同階層不同角色行為準則的“禮”，二是每個人發自內心地實行推己及人的“仁”。
於是問題又來了：你這個“禮”憑什麼說就是我的最優選擇？我如果不遵守，你能奈我何？還有那個“仁”，我連什麼是“仁”都不理解，又怎麼有能力去實行它？
終孔子一生，可以說都沒辦法解決他的理想落地的問題。到了宋朝程朱那裡，提倡修齊治平，走精英路線，希望通過“致君堯舜上”的法子自上而下地實現。再後來到王陽明那裡，意識到自上而下的辦法大概是條絕路，所以另闢蹊徑，從人人可以實行的“致良知”入手，每個人都有了良知，又能知行合一，天下能不大治嗎？可是無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說白了，仍然是先提出一套框架，號召其他人來跟隨自己，本質依然是精英政治，仍然是不能解決大多數人能動性的問題，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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