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龔阿媛
這6個人，年紀相差很大，經歷各不相同，用其中一位的話來說，“關係一般”。3年前為了修一座橋，他們才連在一起。然而真正讓他們在法律意義上關聯起來的，是今年的一份判決書。
判決書是由四川省瀘州市古藺縣人民法院2019年2月20日發出的：被告趙永貴、楊發政、李先輝、安美蛟、甘宗良、王國維於判決生效十日內，支付原告李葉工程款223400元及相關利息。
這20多萬元工程款是當初修橋欠下的。他們給施工方寫過欠條。但這6個人感到傷心的是，他們又是捐款，又是籌款，幫著村裡修了橋，不要一分報酬，這欠款怎麼最後落在了自己頭上？
橋是鐵橋村的橋。鋼筋混凝土結構，50多米長。修橋這件事，安美蛟早就有想法了。村裡不是沒有橋，漫水橋就在他家門口，是當地的一個煤礦修來，主要是為了貨車拉煤用的。橋如其名，只要一下大雨，漫水橋就會被淹沒在水中。除了出行不便，漫水橋還出過人命。2014年夏天，兩個孩子從橋上掉進了河裡，在家聽到呼救的安美蛟跳進河裡救起了其中一個，可惜另一個孩子被河水沖走，至今都沒有找到。
在漫水橋之前，河上也是有橋的，那是一座由鐵索和木板組成的橋，故名“鐵索橋”，只供行人通過。78歲的趙永貴說，村民世代傳說，鐵索橋是道光年間修建的，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他1964年去當兵，就是從這座橋走出鐵橋村的。2000年當他退休回到鐵橋村，走的還是這座橋。到2006年，鐵索橋被政府列為危橋，只能遠觀，禁止通行了。
就是趙永貴把6個人聚集在一起的，他也是其中年齡最大的。最小的是王國維，今年48歲。修橋時，6個人的平均年齡是60歲。
在安美蛟眼中，趙永貴代表一個“進步的思想”。他早年在外當兵，被選進部隊的醫訓班，成了軍醫，後來在河南洛陽從醫，直到退休。回鄉以後，他想到自己每個月能領到3000多元退休金，身體也還“利索”，便想著幫助村民“生活好起來”。
平日，村裡有人身體不舒服，會找他看病。從事外科的他還曾為村民做過一些小手術，但只收取藥物的成本。前些年，他在二郎鎮做過“修路聯絡員”工作，協助當地修公路。
那座漫水橋事故頻發，村民對修一座新橋的要求也越發強烈。趙永貴根據他有限的修路經驗測算了一下，要建起一座新橋，大概需要60餘萬元。他找鎮裡幹部商量，二郎鎮政府領導表示，暫時沒有相關的計劃，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也很困難，但只要他們湊齊了30萬，鎮裡會想辦法解決剩下的資金。
得到領導的承諾，趙永貴決定發動“群眾的力量”。他找到了鐵橋村村民安美蛟、甘宗良、楊發政、王國維，還給外出打工修路的村民李先輝打電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6個人一拍即合。
考慮到大家生活都比較拮据，趙永貴拿了自己多年的積蓄，捐出1.2萬元，又墊付了5萬元。李先輝捐了2000元，是他從工地上賺的。其餘4人靠著務農維持生計，生活相對困難，分別湊了1000元。
離河溝最近的鐵橋村一組村民，得知要建橋這一計劃，十分支持，人均至少捐了兩百元。其他組村民得到消息後，也紛紛趕來捐錢。村民們一共湊了173195元。他們還四處“化緣”，通過各種關係找到附近的二郎鎮政府、東新鎮政府以及發電廠，這些單位都分別出了資金。
施工方知道困難，提出可以先支付修橋所需的材料費，等到大橋竣工以後再結算人員工資。
前期資金到位以後，“二郎鎮鐵橋村大橋建設領導小組”成立，鐵橋村村支書擔任組長。大橋建設的文書上，加蓋了鐵橋村村民委員會的公章。臨近的兩個村子在小組裡也有代表。這座橋是通往幾個村子的必由之路。
開工之前，6人事先約定：建橋期間，只要有工人在現場施工，他們就至少要出兩個人去工地上幫忙；他們出工屬於義務，沒有任何報酬。事實上，開工以後，6個人幾乎天天到工地上去。趙永貴住得離工地最遠，又不會開車，只能步行三四公里去工地。偶爾運氣好，遇上村民開車經過，他就搭個便車。
新橋是他們找附近煤礦公司的工程師設計的。根據兩岸地形，最初的方案是總長52米，寬6米，高13米。由於資金不足，到施工時，寬度改成了5米，只夠供一輛大貨車和小轎車並排駛過。
開工那天，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工期持續了9個月。除了趙永貴每個月有固定退休金收入，其他5人耗在橋上，沒有其他收入，都只能靠著積蓄維持開銷。安美蛟在外打工的孩子得知他要幫助村裡修橋，十分支持，每個月都給寄來生活費。6個人常常跟著工人在工地上一待就是一天，李先輝還將自家的米、油、臘肉扛到工地上，用於午飯。
他還記得，大橋快竣工的時候，欄杆還沒做，錢不夠了，他賣掉了家裡的牛和豬，又跑出去找人借錢，才湊齊了修欄杆需要的27960元。
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2017年1月，大橋竣工。鐵橋村舉行了隆重的“建橋慶功典禮”，二郎鎮政府也派代表出席了慶功典禮並講了話。6個人從此成了父老鄉親口中的“築橋六賢”。
但是， “六賢”並沒有鬆一口氣，由於拖欠工人的工資一直沒有到位，施工方常常找他們要賬。2017年5月，6人給施工方負責人李葉打了一張欠條。“今欠到李葉修建二郎鎮鐵橋村大橋民工工資人民幣296160元，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民工款。”
寫下欠條以後，6人就常常去找二郎鎮政府，催促鎮裡兌現修橋前的承諾。他們一直相信，這個錢政府肯定會給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罷了。
他們身後一直有施工方在催債。比較激烈的一次，是2017年7月20日，一直沒有拿到尾款的施工方，用幾輛車將大橋進出口堵了起來。
鎮長得知消息以後，把施工方和6位老人都叫來一起協商。當時商定，由鎮政府在2018年春節前先支付5萬元工程款。
他們一直以為，事情會妥善解決的。直到收到法院傳票。
法庭裡，6個人裡去了5個。他們請了代理律師，律師費還講過價，從一萬元講到了6000元。
律師向法院成交了村委會蓋章的文書，提交了47本募捐簿，每一本上面都蓋著公章。施工方的一位工人也作為人證上了法庭，證明當時鎮領導承諾過，政府會承擔拖欠的款項。律師認為，這些證據已經很充分了。
法院的判決書是2019年2月20日發出的。李先輝在3月10日之後拿到了其中的5份，還是別的村民幫忙從縣裡捎來的。判決書上照例說，自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可以上訴，但他們看到時，離上訴最後時限已經很近了。
趙永貴看到判決書時也傻眼了。他們當初寫下的欠條成了法庭上的證據。工程欠款被判到了6個人頭上，而二郎鎮政府、鐵橋村村委會卻無需承擔責任。
“我們這麼大的年齡了也不懂這些，他們當時那麼說我們就相信了，怎麼想到會錄下來？”趙永貴表示，他完全沒有想到保存證據。他認為，自己退休後回家鄉做了好事，還會成了被告。而當時做出口頭承諾的鎮領導，卻因為沒有什麼證據證明那些承諾的存在，完全與這件事撇開了關係。
他們找到鐵橋村村委會反映了這個情況，並打算提出上訴。
“村幹部說，如果我們現在提出上訴，那政府就不管這件事了。”李先輝對作者回憶，“不上訴的話，只需要讓我們揹負一個名頭，政府會想辦法解決資金的。”
他們放棄了上訴，再一次相信政府會解決此事。
但不到兩個月後，他們便收到了法院的執行裁定書。趙永貴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存款225400元被凍結，並被強制執行扣劃了67566.84元。甘宗良的銀行卡里被划走了2100.99元，餘額僅1.61元，其中2000元是外出打工的兒子匯來給母親治病的錢。李先輝家裡的三頭牛被法院查封，兩年內不得賣出。
6個人還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報告財產令》和《限制消費令》。
他們氣不過，辛辛苦苦不收取任何報酬，花了9個月幫家鄉建起了一座大橋，反而成了債務人。他們甚至想過把大橋給“封了”——就像施工方曾經做的那樣，以引起“領導”的重視。李先輝想了想，又覺得不妥，“把大橋封了，對我們幾個人名聲不好，修大橋的錢都是我們厚著臉皮去借來的”。
他們只能一次又一次繼續找政府。王國維因為還在村裡擔任一組組長，放棄了這種努力。
帶著材料去古藺縣找檢察院，找法院。提交材料後，回家一天天等消息，等不到消息又去別的部門。來來回回，去了古藺縣4次。
他們又決定包車去三四個小時車程外的瀘州市反映問題。路途太遠，去一次要花1040元。為了這錢花得值，3個人大清早就出發，到瀘州後一口氣跑了4個單位。找到最後一個部門時都下午六點半了，工作人員並沒有著急下班，而是客氣地記錄下了他們反映的問題，他們感覺事情說不定會有轉機了。
回去的路上，3人商量，讓趙永貴把此行花的材料費、路費還有飯費都一筆一筆都記下來，雖然別人都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但不希望讓趙永貴一個人掏錢。
他們後來又去過一次瀘州，但只有兩個人。人數減少的原因在於，去瀘州的成本太高了。
今年國慶節之前，二郎鎮政府再次找到6人，表示會在一個月之內處理這件事，需要他們把賬單提交上去。他們一五一十把修橋的那些賬目都發給了政府。
10月14日，成都一家媒體報道了這6個人的故事。隔了一天，二郎鎮鎮長、副鎮長和6人，以及李葉，再次聚在了一起。這一次，鎮長寫下字據，承諾將在一個月之內還清工程款和李先輝為欄杆墊付的兩萬多元，至於趙永貴之前墊付的5萬元會在兩個月之內還清。
二郎鎮黨委書記梅猛對記者確認了這一消息。他說，事情會在兩個月之內解決。當地有企業願意承擔這筆費用。
甘宗良被法院划走的那2100元錢，也回來了。談起這件事，他說自己年齡大了，不記得了。
趙永貴則說：“這麼多錢，政府也不容易，我每個月有工資，家裡條件也比他們好，先還他們的。”
多年前，他和妻子退休後，便回老家照顧生病的岳父岳母。後來剩下他們兩個人，子女放心不下，一直勸他們回到城裡團圓。他認為自己身體還不錯，全靠“國家的栽培”才有今天，應該為家鄉出一份力。現在，他開始考慮，等鐵橋村大橋這件事情解決了，就搬回城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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