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城市化步伐不斷加大，城市社區治理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日益增加。作為廣大基層社區治理的基礎單元——你我耳熟能詳的居委會，在面對新問題新挑戰時，卻常常有心無力：有時候門都敲不開，談何治理？
小馬拉大車
某省會城市近幾年一直大規模推進城中村改造，越改樓越多，社區管理人手卻不見增加。新居委會增設沒有進展，不少新建小區壓根沒有居委會的影子；原有居委會服務能力日見下降，群眾辦事難嘖有煩言。
在一個新建的大型小區裡，部分居民向半月談記者抱怨，他們已經入住好幾年了，到現在連個居委會也沒有，辦事很不方便。該社區所在鄉鎮的副鎮長李萍（化名）坦言，像這樣無人管的小區在他們鄉鎮還有20多個，新增居委會的申請早就報上去了，但一直批不下來。
名義上，這些小區由別的社區居委會代管，但該鎮只有6個社區居委會，服務自己轄區內的居民都忙不過來，根本沒有精力管別的小區的事。有些小區跨城區建設，由哪個城區負責尚不明確，更是治理空白地帶。
“社區管理的步伐跟不上城市發展，很多矛盾就沒法及時發現化解，情緒激動的市民甚至選擇上訪，這是社區管理出現的新情況。”李萍說。
根據法律規定，居民委員會一般在100戶至700戶的範圍內設立，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5至9人組成。只是，今日中國城市社區規模不斷擴大，居民數量越來越多，這樣的人員設置要求其實已滯後於現實形勢。此外，經費不足也長期困擾居委會。部分居委會辦公用房尚需租賃，而日常經費往往不夠交租金，最困難的居委會欠下了200萬元房租。
“目前的城市建設，制度建設拖了後腿。住宅項目一個接一個動工，建起來怎麼管卻沒有通盤考慮，這必然會給基層治理帶來相當風險。”一位居委會主任說。
管理缺底氣
眼下，上萬人的小區已不是新鮮事，在許多商家看來，這樣的小區無疑是一塊大有利益可圖的肥肉，小區的公共資源，就成了他們逐利的首選目標。從公共停車位到電梯和樓宇廣告，更不必說物業出租，如何榨出這些公共資源的油水，一條往往由物業公司導入的灰色利益鏈正在許多小區延伸開來，居委會對此徒喚奈何。
中部某市的一個現代化大型小區擁有3500多戶居民，有300個地上公共停車位和一棟兩層物業樓。許多業主向半月談記者反映，這些本來都是歸全體業主共有，卻被物業公司非法侵佔，導致物業和業主之間經常發生矛盾。
該小區物業公司經理邵峰（化名）坦言，他們已經把這些物業出租了好幾年，每個車位月收費250元，外來車輛停車也不例外，一年又多出至少五六十萬元收入。業主認為，這些收入理應為業主共有，物業公司無權獨享，他們向街道辦和住建部門都反映過，但就是沒人管。
小區所屬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現在小區公共資源被物業公司非法侵佔的情況非常普遍，已成社區矛盾的一條“導火索”。火上澆油的現實是，相關政府部門往往無所作為，如住建部門負有監管職能，但對物業公司侵佔小區公共資源的行為基本上處於聽之任之的狀態。這就讓居委會出面與物業公司協商也少了底氣，往往被一通敷衍推回來。
工作多掣肘
“現在社區居委會和物業公司打交道很難，有時候我們連門也叫不開。”這是某社區居委會主任李傑（化名）談到的新情況。他向半月談記者介紹說，有次他們曾想在下轄的一個小區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專門製作了海報貼在小區牆上，但剛貼上不久，就讓物業公司給撕了下來。
“物業公司把小區看成是自己的地盤，我們去開展黨建宣傳等服務活動，不給錢就不讓搞。”李傑說，現在很多小區物業公司都很蠻橫，新建小區安防系統也越來越嚴，一道道門禁變成了攔在居委會和小區居民之間的坎。
人員流動性大、負擔重也嚴重影響居委會提供社區服務。一位社區居委會主任說，現在各種工作都落在居委會肩上，嚴重影響到服務居民的質量，與社區居民互動的黨建活動就沒精力辦了。另一位社區居委會主任說，居委會人員在外人眼中如同“臨時工”，他們前兩年招考了4個年輕人，現在已經走了3個。
作為城市基層治理不可忽視的節點，居委會的健康發展，既要人財俱足，又需權責合理。尤其在城市規模擴大成為常態，社區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當下，如何讓居委會在新的治理情境中煥發活力，為新的治理模式提供經驗，是各地理應從制度的高度加以重視的問題。（記者 呂夢琦 王井懷 劉揚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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