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
厚葬祖先，澤被子孫，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然而，我們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卻是個例外。他出任國家總理之後，不僅沒有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還用各種方法把紹興、淮安和重慶這3處的先祖及父親的墳地就地平掉，並交給當地農民耕種和使用，首開中華民族殯葬改革的先河。對於這件事，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佔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在生前留下囑咐：死後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每一處都有些什麼含義？似乎該告訴人們了。我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曾先後數次接觸和拜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3人：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時任西花廳黨支部委員、周恩來生前衛士高振普；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鄧穎超手捧骨灰盒
周恩來辭世的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3天后，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對他們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的悲痛之情更不用說。鄧穎超同志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後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
鄧穎超同志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後，我很高興。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他在我前面去世而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於可以辦成了，他的遺願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願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託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我們靠基層支部，就相信你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特殊任務。”鄧穎超說的“目標”是指當時億萬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哀痛和對撒周恩來骨灰的關心。因為如果有人知道周恩來的骨灰撒在哪裡，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舉行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所以撒周恩來骨灰這件事必須嚴格保密。
鄧穎超同志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生前遺願的深意，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於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秘書趙煒3人先後到北京的玉泉山、（北）京密（雲）引水渠道等幾個地方察看。1月份，整個北京天寒地凍，結果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最後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由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4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願並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走進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裡，上面覆蓋著鮮豔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人們跟著鄧穎超同志，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進行得非常順利，只是當時花150元錢買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隻比較大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後的褲釦、金屬鈕釦等遺物和部分骨灰另裝進這隻花瓶裡。
默哀完畢後，鄧穎超同志趨前，輕輕打開骨灰盒，用她那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說：“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在場的人立即爆發出一片痛哭聲。
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北京的西長安街、西單一直到八寶山共10多公里的街道兩旁，仍然站滿了人群。他們都已從報紙上和廣播裡得知周總理的骨灰將要撒掉。他們還想最後看一眼他們心目中的好總理，最後見一眼運送他骨灰的靈車。
1月15日晚上的7點30分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著花瓶，為避開群眾和新聞媒體，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為了儘量減小目標，不被人發現，並未用周恩來生前乘用的大紅旗，而是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鄧穎超由她的秘書、保健人員等陪同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後，離開大會堂，利用夜幕的掩護，向東駛去。約8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也是蘇制、編號為“7225”、原本用於撒農藥的安—2小型飛機停放在那裡。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們登上飛機後，鄧穎超由身邊人員攙扶著，向著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後一次告別。
1976年1月16日晚8點15分，安—2平穩地起飛後，分別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雲水庫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來的全部骨灰。每撒一處都有一定的含義，都能體現周恩來生前的博大胸懷。
第1把骨灰撒北京 與首都人民心連心
周恩來骨灰盒
1918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暑假，在北京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是北京給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後，周恩來等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在北京的總統府前請願，在天安門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20多年，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剷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在他的任期內，北京的每一座大的建築都滲透著他的心血，連新華門前的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躲過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在他重病期間還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飯店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需要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還會見了眾多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榮……終於使中國重返聯合國，讓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要為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餘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心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繫。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首都人民永遠在一起。
第2把骨灰撒密雲 難忘治水為人民
周恩來的第2把骨灰是撒在密雲水庫上空的。
到過周恩來北京西花廳辦公室或者在淮安參觀過仿建西花廳的人都知道，在周恩來辦公室的書架上放置有兩架小飛機模型。據西花廳工作人員介紹說，周恩來生前說過，“我一生就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指搞“兩彈一星”及航天飛行等工作——作者注），一個水利。”周恩來用小飛機模型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這兩件大事。
北京是個嚴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國成立前，供給市區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3000萬立方米左右。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更跟不上工農業發展和人口不斷增加的新形勢。
為了抓好北京水利資源的開發，周恩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先後主持有關方面修建了官廳水庫、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和密雲水庫，並親自率領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參加十三陵水庫工地的義務勞動。
因為密雲水庫的規模比較大，周恩來花費的精力也更多。1958年6月26日上午，周恩來在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同志的陪同下親自來到密雲縣，先是聽取縣委第一書記閻振峰進行情況彙報。中午，他顧不上休息，又領著一班人馬來到潮白河畔，為密雲水庫勘選壩址。當年一位現場參與者後來回憶說：“總理下車後毫無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顧腳下滾燙的一步一陷的沙灘和凹凸不平的亂石堆，只專心一意地遠望近觀，察看地形。一直來到規劃中的潮白河壩址，他便坐在河灘中的一根木頭上，一邊認真地看庫區地形圖紙，一邊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當他聽取了水利專家們關於潮白河歷史災害情況和修建水庫的規劃設想彙報後，又提出許多問題與大家共同磋商，經過仔細推敲，反覆研究論證優化對比，最終同意了潮河主壩與九松山副壩的壩址規劃。”第二天，周恩來又主持國務會議，專題討論修建密雲水庫問題。經過約兩個月的充分準備，這座華北地區最大的水庫在9月1日順利開工。
密雲水庫距北京100餘公里，水庫大壩橫跨潮、白兩河的主河道。每當施工的關鍵時刻，周恩來都親赴現場瞭解情況，就地指導施工。遇有實在不能到場的情況下，也常常是派人或者用電話詢問施工進展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工地上，周恩來還告誡工程指揮人員：“既要保證進度，更要保證質量，決不能把一個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個無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質量永遠看作是對人民負責的頭等大事。”周恩來還在一次水庫工地座談會上說，“這座水庫座落在北京東北，居高臨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頭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撒出大量的水來，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溼的。”
周恩來在這裡雖然只輕鬆地用了“打溼”一詞，包含的卻是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啊！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安排下，20多萬建設大軍經過將近兩年時間的艱苦努力，以3000多萬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量，動遷5萬多移民，終於建成了可蓄水43億多立方米的密雲水庫。以當時我們的國力、技術等條件看，都是一個舉世的創舉。也難怪他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密雲水庫了。
第3把骨灰撒天津 津門起步鬧革命
周恩來的第3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貽賡從瀋陽調天津任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也隨之到天津，並於那年暑後考入私立的南開學校。從此，他與天津結下不解之緣。
周恩來曾在天津先後讀書5年多；他曾在天津組織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組織青年進步革命團體“覺悟社”；他還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愛國運動遭反動當局逮捕坐牢達半年之久；他在天津結識了許多仁人志士和親密戰友，特別是結識了他後來的另一半鄧穎超同志。
在天津，還發生過一件讓周恩來終生難忘的事情。
1928年的12月間，為了解決順直省委（當時中共領導的地下“順直省委”所轄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爾、綏遠、熱河、河南北部以及陝北——作者注）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問題，周恩來以中央特派巡視員的身份化裝成商人模樣潛往順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會時，反動軍警突襲幷包圍了會場。不過反動當局並不知道這是一次共產黨員的重要集會，只當作是一部分青年過激分子組織的會議。軍警們此次的目的是想抓從外地來的會議頭目。這使周恩來處於十分危險的境遇之中。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貽謙，就讓一位被家人保釋出去的同志幫他帶個口信給三伯。
周貽謙的小舅子錢能訓曾任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和代國務總理。“攀”這棵大樹，周貽謙也曾在他的蔭庇下擔任一些收入可觀的職務，如鐵嶺稅捐局局長、天津長蘆鹽運司榷去科科長等，並經常在京、津一帶的重要場合出現，以至認識他的人很多。但他對周恩來這個鬧共產革命的侄兒並不太看好。
周貽謙接到周恩來遇險的口信後，大驚失色，立即穿起長袍馬褂，並讓家人從車行要了一輛汽車，趕往周恩來出事地點。
行車路上，周貽謙再三忖度：十幾年了，當年稚氣未脫的孩子早已長大成人了，見面能一眼認出來嗎？在這種節骨眼上，如果稍有遲疑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最後他決定寫一個字幅放置於車前。一邊想一邊就讓車停到一個書畫行前。周貽謙和書畫行的人很熟，可字幅上寫什麼呢，如果寫“接周恩來”，無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寫“接侄兒”吧，能引起周恩來的注意嗎？臨提筆時，周貽謙寫下了“接周大鸞”4個字，果然，車一到會場門口，機靈的周恩來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躍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來給您拜壽，可我被一個朋友拉來聽一個什麼人講話……”
軍警們一見是周貽謙出面，而且伯侄之間彼此熟悉，親密無間，只好放人。
據說，反動軍警們放走周恩來之後，也不放心，連忙派軍警日夜守候在周貽謙的住宅周圍。周恩來的警惕性很高，他見軍警們對周家女眷出入基本不管不問，所以只在三伯父家呆了兩宿，第3天一早，他就穿上高領旗袍，帶上假髮頭套，化妝成一位闊太太，坐上黃包車，在一位“女傭人”的陪侍下，從憲兵、特務們的眼皮底下遠走他鄉了。
天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險的地方，還是他與他的另一半相識、相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對天津就多了一份熱愛。
第4把骨灰撒濱州 親山親水報母親
周恩來的最後一把骨灰是撒在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的。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周恩來生前無數次表達過他對母親的熱愛和懷念。無論是他在天津坐牢期間寫下的《念娘文》（該文現已失傳），還是他留學日本時記下的念娘日記，無不充滿對於生他、撫育他成長的母親的感激之情。
1992年3月8日，周恩來轉戰陝北時期的警衛員王還壽同志在北京接受我的採訪時回憶說：“1948年3月23日（戊子年二月十三日），按農曆算是總理的50週歲生日，那天我們中央縱隊從陝北的吳堡縣川口鎮東渡黃河。總理登上渡船後，一邊和船工舵手們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感謝你們今天把我們送進母親（指黃河）的懷抱，享受母愛的溫暖。’”王老還說：“當時我們還不太懂總理話的意思，後來才知道。”
周恩來12歲離家，從讀書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無產階級革命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未能再回故鄉一趟，“想來母親墳前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親恩未報。”他期望死後將骨灰撒進“母親河”，以報答生他、養他的母親；同時，祖國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他迴歸了母親河，也就回歸了大地，回報了祖國。周恩來生前曾說過：“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後骨灰撒在祖國的山水大地上，落在山頭田野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落在水裡的可以餵魚蝦，營養水生植物，還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這是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韓福裕同志在1991年10月25日親口對我講述的。
此外，1997年我在訪問周恩來生前最後召見的羅青長同志時，他還告訴我，周總理的骨灰撒到黃河入海口，還有另外一層含義：他是想通過海水把他的骨灰帶到臺灣海峽，祈盼著祖國的早日統一。
骨灰撒進江河，豐碑樹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研究室原主任。圖片由作者提供。）
轉自：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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