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日在《求是》雜誌撰文稱，要堅守幣值穩定目標，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文章系統地介紹了新時代我國貨幣政策的使命與擔當。
進入新世紀後，在“GDP主義”的影響下，經濟高速增長被視為一種不可動搖的目標，為此不惜長期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因此也積累了過多過深的結構性問題，不僅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還會產生系統性風險。
如果考察歷史，就能清晰看到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後果。就像易綱在文章中所說，從世界歷史上看，貨幣政策曾被用作追求經濟增長的手段，甚至希望通過容忍高一點的通脹來換取更高一些的經濟增長。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利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最終出現了嚴重的“滯脹”，產生難以治理的結構性問題。美國極其幸運地因為冷戰意外結束以及信息產業革命而越過了滯脹危機。
2008年後，為了穩定金融體系以及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繼續採取更加激進的量化寬鬆的政策。廉價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股市，很多公司甚至通過融資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這導致了美國公司債務率創出歷史新高的同時，美國股市也不斷創下新高。現在，正在實施退出政策的美聯儲為了穩定金融系統，不得不重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應當說，美國貨幣政策再次被資產泡沫綁架。
大量資金流向資產市場後，會讓資產持有人的財富大幅增加，從而使那些缺乏資產的人得不到增長的好處，甚至要為住房等付出更高支出。因此，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加劇財富分化，固化結構扭曲，使危機調整的過程更長。甚至，整個國家可能因為貧富分化而陷入社會危機。
中國曾經為保增長而採取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因此，也積累了一些結構性問題與資產價格過高問題。如果繼續依賴貨幣刺激，會不利於結構性問題，並不斷抬升資產價格，所形成的後果更為複雜。
在2008年後，中國的結構性問題就非常明顯，一些依賴財政與信用擴張而支持基建和房地產的做法，導致資源不斷流入這些低效的部分，製造業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終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並被投機者用來炒作房地產或股票。因此，發展實體經濟以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這是改變結構扭曲、避免金融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辦法。
房價過高造成的危害很大，首先，會在大城市制造大量“無產”的青年人，居住空間的閉塞或導致結婚率與生育率降低，讓老齡化加速。更為突出的是，中國主要人口高度聚集於城市，幾乎所有服務業都在市區內，房價不斷上漲會導致商業租金不斷上漲，每年商品與服務價格也會剛性提高，漲幅超過人們的收入增幅。直接的後果是導致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增加，“錢變毛了”。這種狀況會產生剝奪感，曾經導致日本出現“中產下流”，美國大量中產滑向中低收入階層。
在現有環境下，必須堅守幣值穩定目標，避免出現滯脹現象。既要避免政策過緊加劇總需求收縮和經濟下行，也要避免政策過鬆固化結構扭曲，推高債務並積累風險。為此，央行應該實施穩健貨幣政策，保持鬆緊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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