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9 有哪些歷史真相讓感覺不一樣?

有哪些歷史真相讓感覺不一樣?

一:大清買官容易,當官卻難

清王朝一樁歷史悠久的“生意”,正是賣官,學名“捐官”。這樁“生意”早在康乾盛世時,就是十分常見,道光年間以後,大清落後捱打,“賣官產業”也更加火爆。以至於道光皇帝本人,都發出“捐班(賣官)我總不放心”的哀嘆。可不放心為何還要賣,道光皇帝另一聲哀嘆說的好:無奈經費無所出——沒錢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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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千萬別以為,在晚清花錢買了官,就能搖身一變當“官老爺”,絕大多數的情況是,買了官也只能眼巴巴“候補”:因為“官兒”忒多了。

晚清落後捱打的七十年,大清朝天災人禍不斷,既然缺錢缺紅了眼,“官兒”也就敞開了賣,雖說白花花的銀子不少收,“官位”卻成了狼多肉少。清末宣統年間,單是一個南京城裡,“候補道臺”“候補知府”都各有四百多人,“候補知縣”更多達一千四百多人。照著江南民謠的說法,那真是“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大街上撞見“官老爺”的概率,真跟瞧見驢差不離。

這還只是南京一個地方,放在清末全國範圍裡,花錢卻只能乾等的“候補官”,以清末學者李伯元的估算,最少也有好幾萬人。參考清末的官員編制,這些人裡的絕大部分,眼巴巴等一輩子也“候補”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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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晚清年間,也就出現了很多咄咄怪事:晚清“聖人”曾國藩一次上街做衣服,發現那縫衣服的裁縫,竟都是個為買官傾家蕩產後,苦苦等了半輩子的“候補提督”,惹得曾國藩灑了一把老淚後,掏一百兩銀子把他的“提督”官職買過來。沒碰上曾國藩的,命運當然更悲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記載,一名叫陳仲眉的候補知縣,由於等了七年還沒“補”上,鬧得家徒四壁,竟一氣之下上了吊。

可倘若幸運“候補”上了呢?正如道光皇帝的哀嘆:“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本身就是為了發財買的官,又苦苦等了這麼多年,一朝大權在手,當然就像眼冒綠光的狼,玩命的狠撕猛撈,晚清王朝的吏治,看看這群“等肉”的狼,基本可以想。

二:皇帝“殺不了”內務府官員

大清君主專制,皇帝收拾個官員,理論上該是分分鐘的事兒。但光緒皇帝就非常堵心:朕怎麼就殺不了個內務府官員。

這位叫光緒“殺不了”的官員,就是內務府郎中慶寬。

大清的內務府,掌握皇家生活用度等事務,成年大把的錢手裡過,“忽悠皇帝”的套路也從來深。道光年間時,道光皇帝想吃碗片湯,內務府官員就敢報價數萬兩。到了光緒年間,光緒皇帝想表下孝心,給慈禧太后打四個鐲子,問經辦此事的慶寬需要多少錢,沒想到慶寬有樣學樣,張口就要四萬兩白銀。要知道,當時光緒皇帝七攢八攢,才攢了四萬兩白銀私房錢,慶寬這一開口,當然就把光緒皇帝鬧悲憤了:“豈不是要抄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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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很悲憤,後果當然很嚴重:別看朕沒什麼實權,還收拾不了你慶寬?攤上大事的慶寬,很快就被御史彈劾,扣了“舉止不軌”“假冒太監”等幾個大罪,全都是殺頭的大事。光緒皇帝也咬牙切齒,非要這個慶寬死。可折騰來折騰去,慶寬的條條大罪,坐實的根本沒幾條,最後只是以“違制”的罪名“革職抄家”,不久後又外放為鹽法道,笑嘻嘻上任去了。差點被坑了四萬兩白銀的光緒帝,竟也只能乾生氣沒辦法。


因為別看是個小小內務府郎中,但這個級別的官員,不但能撈也能送,官員之間更彼此打斷骨頭連著筋,一出事誰都跑不了,所以當然能糊弄就糊弄,哪怕光緒帝眼鏡噴火,照樣糊弄沒商量:你皇家的吃穿用度,本身就是大家發財的食物鏈,慶寬倘若保不住,大家的財去哪發?

三:“中興”背後的“丁戊奇荒”

說到1876年,近代史迷們會想到啥?這年看上去是大清“國泰民安”的年月,“洋務運動”等大事業也紅紅火火,歷史上還有個稱號叫“同光中興”,似乎一切看上去很美。可就是這個“中興”時代,卻在這一年爆發出一場大災難: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爆發於1876年,是一場持續時間長達三年,受災範圍包括山東河南山西河北數省近三百個縣,受災人口突破兩億的空前旱災。三年的時間裡,山西全省死亡五百萬人,河南受災人口數百萬,陝西“赤地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直隸“不見穀食者,十室而五”。中國北方逃荒流亡的難民多達兩千萬,死於飢寒瘟疫者多達千萬。這是一場堪稱“二百年未有之災”的空前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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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場大饑荒,並未隨著自然災害的結束而消停,相反給北方經濟帶來重創。以受災嚴重的山西為例,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夜時,許多“丁戊奇荒”前有近百戶人家的村落,也只恢復到十幾戶人家的規模,農田大面積荒蕪。也同樣因為這場破壞力空前的饑荒,外國公司甚至教堂,更趁機在北方災區圈佔土地。19世紀末的許多災難,早在這場“奇荒”裡,就已埋下伏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荒”?比起看上去嚴重的天災來,更讓人痛徹心扉的,卻是“人禍”。面對天災,當時清政府所想的,哪裡是什麼安撫民生?相反是變本加厲的盤剝。

比如受災嚴重的山西,當山西全省陷入糧荒時,清政府卻在山西大量推廣種植鴉片,山西有六十萬畝農田,都開出了觸目驚心的罌粟花。結果朝廷發足了財,民間卻糧食儲備稀缺,鴉片“收成”越好的地區,卻是“餓斃者最多”。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為此發出怒喝:山西的饑荒“實由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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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樣災情嚴重的直隸,當災民們“倒斃滿路”時,當災區的孩子們“面色青黝,兩眼發直”時,直隸單每年用於官府釀酒,仍然要消耗掉數百萬石糧食。戶部官員們為了釀酒的“飯銀”分紅,堅決反對把釀酒糧食用於賑濟災民。戶部尚書承恩過境山西災區時,面對餓殍遍野的慘景,仍然大肆索賄撈錢,每過一處,都勒索白銀“數千百兩”。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場旱災,就會給中國北方帶來如此空前的災難。所以更可以理解,為什麼如此觸目驚心的災情,放在當時大清朝的官方記錄裡,卻只有寥寥幾筆。大清“中興”的年代裡,就已發生瞭如此不顧民生死活的醜劇。這個王朝最終的命運,一場奇荒,早已預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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