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新
1928年生于天津市，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科，1949-195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任北京市美术工作室创作干部。油画《在少年之家》获文化局奖。参加石家庄烈士陵园、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辛亥革命组的雕塑创作。参加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习。1956年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0世纪50-60年代代表作有《工程列车》《间苗》《鲁迅像》（雕塑）；70-80年代油画《巍巍太行》获文化部奖，中国美术馆收藏；巨幅油画《一往无前》《战友》被军事博物馆收藏；80年代创作大量风俗画、风景画和肖像画，作品走向世界。
1987年赴美讲学，为格林维治出版公司画家、 丹佛《美国艺术家》、奥克拉荷马“西部大奖”参展画家。在怀俄明州立博物馆、费申研究所等举办个展数十次。于阿尔桑那美术学院、丹佛美术学院、杰克森学院讲学。被誉为“艺术家中的艺术家”，艺术评论杂志《Art Talk》称其为中国活着的米开朗基罗。1994年应邀为美国油画家协会荣誉会员，1995年转为大师会员，连续十年十次获人民票选奖。
2004年归国，油画《悲歌》参加“全世界庆祝战胜法西斯60周年美展”获奖。于中国美术馆举办“张文新艺术回顾展”，于国家大剧院举办“艺慧文新展”。《百团大战中的彭德怀》被石家庄美术馆收藏。参加文化部中国古代文明历史重大题材创作《祖冲之和圆周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2008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授予荣誉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美术学院聘为顾问。
出版有《旅美画家张文新油画选》等七种画册，《我的艺术历程》中、英、韩文版及《张文新美术全集》等。
采访地点：北京张文新工作室
采访者：《美术档案》主编伟子
艺术火种萌芽于民族危亡时期
我出生在天津，我的生活很曲折，在我22个月大的时候，年仅27岁的母亲临终时把我托付给了外婆，从此我在外婆家开始了我人生的起点。外公常带我和表弟去看火车、轮船还有天津泥人张铺子里涂了色的泥人，他还买彩色粉笔让我和表弟在铺地面的方砖上画画。也许，我画画的启蒙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吧。
工程列车
油画
125×280cm
1957
间苗
油画
149.2×50cm
1963
战友
油画
300×600cm
1979
军事博物馆藏
巍巍太行
油画
200×300cm
1979
获文化部奖 中国美术馆藏
一往无前
油画
300×600cm
1980
军事博物馆藏
九大
油画
1973
大寨博物馆藏
悲歌
油画
145×200cm
2004
行进间的小分队
油画
1981
海林杨子荣纪念馆藏
王二小(天明-他等待着敌人到来)
油画
120×200cm
2015
百团大战后期的彭德怀
油画
200×130cm
2013
祖冲之
油画
300×300cm
2016
张衡
油画
150×115cm
1972
我在大直沽上小学的时候，有幸受到美术老师刘季伍先生的教育。可以说我的蜡笔、铅笔素描、速写、木炭和炭粉擦笔画、水彩等，其初始的知识都是来自刘先生的教导，甚至连油画这个名词也是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
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令我难忘的老师杨辕先生，当时的天津正处于日本占领的时期，他不但教绘画、木刻，而且讲到鲁迅先生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帮助和关注。谈到艺术的灵魂，我听得热血沸腾。我用套色木刻刻印了孙中山先生像。杨辕先生办了一个绿川艺术研究社，有素描班和色彩班，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艺术社团。
我在杂志上见过日本画家小机良平画的关于大东亚战争侵略中国的一些画，他的画，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之后，我认为中国要有油画，我决心要做中国的油画家。我生活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期，所以民族的意识比较浓厚。1943年，外公已经把家产变卖得精光，我们不得不搬到已经沦亡了十几年的东北。
1944年我考入了牡丹江师范学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从战争的废墟中得到许多介绍欧洲绘画的画册，艺术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震撼成为我日后艺术信念的有力支持。东北解放了，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征集禁烟宣传画，我和张德庆老师送画应征，分别获得了一、二等奖。之后我别了我的第二故乡东北，到天津市立艺术馆学习。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美国教会5美元的奖金。此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告诉我，可以介绍我到解放区去，那里也有大学，而且是“公费”，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于是我兴奋地摔掉了用于画画的墨水瓶。
从华北大学到北京大学物理系
1948年初冬我到了解放区，被编入华北大学第一部27班，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马、恩论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美学和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华北大学第一部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要求进入第三部。第三部是文艺系，有美术和戏剧等。罗工柳老师看了我的速写之后同意接收我。于是我们来到刚刚解放了的北京城，由于当时处于大变革时期，所以主要还是以讲授政治课为主，美术课少得可怜，这令我很失望。虽然如此，华北大学毕竟是我一生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华北大学第三部集中了来自延安的一大批创作骨干，他们没有参加教学，正在创作一批历史画，这是建国早期全国油画创作最活跃的地方。我每到王式廓家访问，他总是拿出正在构思的草图和其他画给我看，并且讲解关于任弼时的油画构思思路。张松鹤更是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和朋友，他创作浮雕时，边工作边给我讲解浮雕的创作原则。期间我还看了徐悲鸿的大型画展。总之，这些观摩比任何课堂都能使我的绘画知识得到提高。
在华北大学第三部毕业时，学校曾选出一批比较年轻，可以培养的同学送到即将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但我谢绝了学校的好意，宁可自己去考“旧”北京大学。我认为一个美术家应该具有现代科学知识，我对我的这一抉择至今无悔。我于是便到北大做旁听生了，在那里学物理。在取得助学金之前我必须为了生活去“画领袖像”，每画一幅大像可以赚10块钱，当时北京大学的伙食费是每月8块，生活很容易得到了解决。我也做雕塑，我做过列宁胸像和白求恩胸像。
石家庄烈士陵园与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创作1950年夏天，我的数学、电磁学、理论力学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但也是这个时期，北京市文化局成立了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那里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美术创作。另一方面，部队画家高虹的油画《董存瑞》在杂志上发表，我感到油画有其生存的空间，此时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抉择。我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而且不得不需要对自己另一方面知识的渴求做出牺牲。但当我真的拿起画笔时，还会在夜里梦见教室黑板上看不懂的物理公式。
我到美术工作室工作的时候，当时的美工室有三个组：油画、雕塑和版画，室主任胡蛮问我愿意参加哪个组。看到我有些犹豫后又说，组和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严格。曾经短视的极左思想把油画归为大、洋、古，远离普及之类的论调使我不敢提自己要画油画，于是选择了工作起来又是泥又是水，像个工人的雕塑组。
1953年，张松鹤建议我去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作，那里集合了全国最好的画家和雕塑家。我和画家董希文、雕塑家邹佩珠同在辛亥革命组。
自从我走进美术工作室，创作大型主题性油画的义务就压在我的心上。雕塑工作给了我为未来油画创作构思的时间。两年的工作，我实际上早已跨出了雕塑的范围。在北海画舫举办的历次画展上，我都是以绘画参加的。
关于《工程列车》
1954年，朝鲜战争进入尾声，和平年代已经到来，国内正在开始大规模建设。铁路建设正在全国各地展开，我计划先去北京西面的丰沙铁路。为了接触时代的脉搏以寻找创作的素材，我步行到高原。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了解铁路建设，收集建设者的形象。一路走在刚刚铺好的路基、施工中的山洞里和未完成的桥梁上。住在建筑队的工棚里，吃在冷风中露天的饭堂，我感到人们的生活都是乐观的。人群里有铁路工人、民工、技术人员，也有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工地附近还有前来探望亲人的家属和青年测量队员。我必须把这些当代英雄结合起来。1955年春天，因为我要去参加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学习，这张油画不得不停止。我在训练班的创作课上又提起这个构图，得到马克西莫夫的赞许。
1956年，我参加了由全国文联和统战部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去西安、兰州和敦煌参观访问。那时兰州和老君庙之间尚未通车，路局专为我们挂了一节软卧。专车前后露天货车上则坐上了一些工地的旅客。行车间我爬上这趟车，突然心头一亮，因为这正是我《工程列车》需要的场面，那场景太使我兴奋了，它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总政治部的黄丕星正在筹备建军30周年美展，他愿意支持我画《工程列车》，于是我到正在兴建的铁路线上继续深入生活。我去了内蒙古正在兴建的包石线和福建鹰厦线。《工程列车》的创作时间是1954年—1957年，这幅作品实际上画的是我们进入和平时代的建设。《工程列车》完成后参加了建军30周年美展，发表在《美术》、《新观察》等刊物上，原作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
六十岁后走出国门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画院退休时，中国的油画还没有市场。那时候，我已经工作40年了，却只有一个用油毡做墙的4．8平方米的画室。我没有地方画画，退休后我面临的就是到大街上和其他的老头一起去晒太阳。我不能什么都没有，至少我有我的艺术和生命，那时候我想，如果油画不能在国外市场上换来美元，就不会有人承认它的价值。
我觉得中国油画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展示自己，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通过艺术交流向世界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使自己摆脱闭塞的状态，在各方面取得进步，这既是作为中国艺术家开展对世界广泛交流的责任，也是艺术发展的必需以及历史的要求。我们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外环境，画家自己的艺术才能生存，才能逐渐通过各种媒体使他的艺术被接受，他的市场与艺术才会得到发展。这是我当时到国外去的动机和想法。
美国油画自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流行，到了50年代写实绘画已跌入低谷，70年代人们逐渐觉悟到他的破坏性，于是思潮转向，写实的作品逐渐恢复。不久也正是我们这批中国画家来到美国的时候。在20世纪的美国，现代绘画占据学院，把持着那里的讲坛和职位，不少学校已经有几代的教师不曾教授传统的写实技法，所以学生宁可到社会上参加各种学习班，这种学习班叫workshop，凡是在艺术界活跃的画家只要他的技术令人信服，不论学历如何都可开班授课。这种短期课堂在美国如此繁荣，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
摆在80年代踏上美洲大陆的中国画家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规范的经营方式使这些在国内受过写实技法教育，对各种题材有着广泛适应能力的画家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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