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基層工作千頭萬緒。考驗的是責任、擔當和勇氣。
身處聯防聯控的末端，承擔著直面潛在感染風險的壓力，基層社會工作者挺身而出，守住家門口、護好父老鄉親。
做好基層防疫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們看到無數的民警、鎮村幹部、社區工作人員堅守崗位、夜以繼日、迎難而上，為的是織密織牢疫情防控保護網，守衛千家萬戶的平安幸福。
在基層的社會工作者中，自然也少不了海歸。“村官”、民警……他們雖工作崗位不同，但選擇是相同的——回國後投身基層，將根深深紮在中國的土地上。
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4位身處基層一線的海歸，且聽他們的戰“疫”的故事。
民警排查除隱患——
病毒雖不是刀槍，危險卻絲毫不低
2月29日凌晨4點，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華路派出所民警張其幸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對他來說，這早已是工作常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他和同事要幫助中華路附近的社區做好基層防控工作。
中華路地處老城區，小區內中老年居民佔多數，疫情防控期間，仍有個別居民對病毒防護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也讓張其幸時常覺得無奈。
前幾天，社區內就有位60多歲的大叔，跟家裡人鬧了彆扭後“一氣之下”決定“翻出”全封閉的小區，自己出去找住處。沒承想，他還真找到了“翻出”小區的辦法。
“小區裡常有那種藍色的隔離防護鐵皮牆，有時因地面本身不夠平整，下面可能就會有露出口子的地方，這個大叔就是從鐵皮牆下面鑽出去的。”高僅有40釐米左右、寬不過1米，在這麼一個缺口遇到了“負氣出走”的大叔，張其幸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人出來了，就得給勸回去。“可大叔還在氣頭上，說自己‘四海為家’，我就陪著他走。”大叔年輕時候傷到了腿，走路跛腳，速度比常人慢許多，張其幸就跟著他，邊走邊勸，直到大叔回到了居住的小區。
以往與同事打擊違法犯罪，現在張其幸有了新的敵人——病毒不像刀槍，能被肉眼看到，但危險程度卻一點也不低。
2014年，正在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讀大三的張其幸申請前往英國阿爾斯特大學留學，攻讀外國刑事司法學。2016年，他考入武漢市公安局，圓了自己的“警察夢”。
這位“90後”警官曾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就在3年前，張其幸在武漢街頭勇鬥持刀歹徒，在腹部被劃出一道大口子的情況下，仍與同事合力將歹徒制服。20釐米長的傷口，縫了22針。但當記者問起時，他卻已不想多談，“要是放到現在，我既能制服歹徒，也能保護好自己。這本身就是我們的日常工作，誰都會這樣做。”
大年初三，所裡緊急通知已在浙江溫州老家過年的張其幸返崗工作。飛機、火車都已停航、停駛，那天，他借了輛車，自駕開回武漢。
讓他沒想到的是，車入湖北省內，當隔離檢查站的工作人員得知張其幸是返鄂參與一線防疫工作的警官時，不僅連聲道謝，還反覆叮囑他做好個人防護。
“快喝口水吧。真的辛苦你們了，一定注意安全！”說著，隔離站的檢查人員將礦泉水從車窗遞給了張其幸。
這水不熱，喝著卻暖暖的。
下沉到社區——
“將心比心”才能彼此信任
對於在青島市市南區政府軟件及動漫產業發展中心工作的侯曉露來說，這是她第一次下沉到社區，參與疫情防控工作。市南區政府機關的所有部門都已下沉到街道，每個部門出一半左右的工作人員，八大湖街道的開放式小區太湖路社區由侯曉露負責。
從澳大利亞南澳州福林德斯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後進入區政府工作，侯曉露主要負責對接包含海外人才在內的軟件類高端人才引進工作。對社區工作並不十分熟悉的客觀情況，意味著新的挑戰，工作要求她迅速轉換角色，克服困難，加入基層疫情防控的隊伍。
70多歲的袁大爺，老伴過世、家裡僱的護工年前已離開，孩子在外地由於道路封閉無法趕回青島，這些是侯曉露在社區摸排中掌握的情況。老人出門不便也不安全，侯曉露便與社區工作人員一起，買好糧油蔬菜，給老人送到家門口。
“你們這咋上來了！”面對一手拎著油、一手提著菜的社區工作人員，袁大爺又驚又喜，推脫了好一陣，才終於答應收下社區送來的補給品。
“對待轄區內的居民，就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這樣才能更好地完成防控工作。”這是侯曉露實實在在的體會。換位，設身處地地為居民思考，彼此間才會有更多理解與信任。
社區內疫情防控工作剛開始時，並不像侯曉露想象中的那樣順利。
“下沉到社區第1周的時候，特別難做工作，因為我們跟居民不認識，居民也不相信我們。”回想當時的情景，侯曉露難掩苦笑。
面對社區裡跳著廣場舞的大媽、湊在一起圍著小桌子下棋打撲克的大叔，侯曉露跟同事們一撥一撥、苦口婆心地勸導，讓大家別聚集、少扎堆，“回家待著才最安全！”這話，已經不記得說了多少遍。
留洋“村官”抓防控——
“我們的工作是‘保姆式’的”
在江蘇常州溧陽市竹簀鎮餘橋村，黨總支副書記朱蓉與婆婆的居住地只有六七公里，開車十幾分鍾。但這段路，卻隔著手機屏幕被拉長很遠。
餘橋村臨近江蘇中關村科技產業園，是一個擁有近3700名村民的集鎮村，企業眾多。江蘇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後，餘橋村立即摸排了14個自然村，設立13個進出卡口，對村裡每一戶人家做摸底排查，特別是過年前從外地返回的村民和外來承租戶。
“大致算算，基本上每天都得走兩三萬步。”朱蓉說。從外地回來正居家隔離的村民，朱蓉得每天上門測量體溫、跟蹤督查；微信群裡，不定時視頻或位置共享居家隔離人員的情況，及時發佈地方政府的通告信息；為減少村民外出，還得代買物資，按需送貨上門。這一趟一趟下來，朱蓉每天的大多數時間都在路上。
“抗擊疫情期間，我們的工作是‘保姆式’的。每位村民遇到的實際問題可能都不一樣，我們都儘可能地予以滿足。”她說。
“咱們朱書記，是留過洋回來的高材生吶。”村裡的不少人談起朱蓉都會這樣說。
2007年從英國德蒙福特大學畢業回國後，朱蓉決定報考“村官”，這個決定在當時曾讓不少她的朋友感到不解。“我就是溧陽人，要是能為家鄉做點事，我很開心。”考試順利通過，朱蓉在基層紮下了根，這一晃就是13年。
每天參與疫情防控排查，接觸人員眾多，確實有潛在的感染風險，朱蓉心裡也沒底。想了想，她索性將12歲的兒子送到了婆婆家，丈夫跟兒子在一起，她自己在家隔離。1個多月，每天就通過視頻看看孩子。
復工復產企業逐漸增多，外地返回的務工人員也日益增加，這讓朱蓉跟同事們時刻繃緊著“防疫、復工兩不誤”這根弦。“一旦進入村裡的道口，就會有專人做人員登記，上下班的人需要有企業開具的復工證明，我們再對其發放通行證。若是車輛，不僅要登記姓名，甚至要確認車中有幾人，以免‘空車出去，滿車歸來’所帶來的安全隱患。”
眾志成城，將疫情防控的每個環節做實做細，才有了餘橋村截至目前無一例確診和疑似病例的局面。大喇叭、無人機……傳統方式與高科技都用上，父老鄉親們理解朱蓉及其同事走街串巷的苦心，“村民們都很配合、支持我們的工作。這份理解，就是我們一起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最大的底氣！”朱蓉說。
輔警守好省道口——
送不出去的口罩讓他欣喜
從大年初二到現在，魏豪的泡麵已經吃了1個多月了。晚上能回所裡吃頓正常的飯，其它時間，泡麵就是最慣常的食物，方便、省時。這段時間，他與同事們基本都是這樣解決三餐。“這泡麵啊，可算是吃頂了！”他笑著說。
車停、測量車內人員體溫、進行往來登記、酒精消殺、予以放行……這是魏豪每天的工作。2010年曾前往日本兵庫縣三木市深造的他，現在是湖北丹江口市公安局三官殿派出所的一名輔警，他的任務是在省道卡點執勤，負責引導行人、檢查車輛。
晚上6時到9時是魏豪的休息時間，從早上8時開始，他一直在省道關卡上工作。很快，到了晚9時整，他要再次接班上崗。好在後半夜卡口基本沒有往來車輛，魏豪可以與同事輪流在車裡眯一會兒。
“現在啊，沾枕頭就能睡著。”他又笑了。
辛苦是真的，但電話那頭的魏豪絲毫不覺得苦。“基層疫情防控工作繁重又人手緊缺，我們大家都是在崗位上認真做好自己的事，習慣了，沒啥累的。”
魏豪有隨身多帶幾個口罩的習慣。剛到達卡點執勤的時候，他偶爾會碰到出門沒有戴口罩的大爺大媽，有的是思想上不重視，還有的是確實買不到口罩。魏豪看著心疼，便總是多揣幾個，見到沒有口罩的居民就送一個。
“剛開始，我身上帶著七八個口罩，一天也就送完了。”
“後來，帶著四五個，還能留下一兩個富餘。”
“很快，明顯感覺出大家都重視起來了。我帶著四五個口罩出去執勤，但一個也送不出去。”
這送不出去的口罩讓魏豪心裡高興，來來往往的居民對於疫情防控打心眼裡重視，他的工作便更容易開展。守護安全這件事兒，缺了誰也不行。
“我們平常大多數時間就是跟群眾打交道，解決鄰里糾紛。鄉里鄉親的，那些看起來雞毛蒜皮的小事，對老百姓而言卻是大事。矛盾解決了，大家重歸於好、握手言和，這就是我最高興的時候。”
魏豪說，鄰里街坊開心了，就說明自己的工作做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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