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家訓是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工具，從其由來與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核心是圍繞著治理家庭、教育子弟、修身做人等方面展開的。它在本質上可以起到倫理教育和人格塑造的作用，因此家訓家範在古代家庭教育、家族的延續與發展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而在宋朝，家訓家範的家庭教育與社會教化功能發展到頂峰，甚至成為朝廷控制民間思想的重要手段。為何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家范家訓偏偏是在宋朝發揮出這麼大的作用，宋朝又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經濟根源：新興地主階層的興起，社會控制難度加大
宋朝時期，曾發生過一場驚天動地的“土地改革”。原有的均田制遭到破壞，封建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土地買賣頻繁，土地商品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導致官田逐漸私田化。而當時的政府又推行不抑兼併的政策，新興的地主階層通過租佃制對農民進行控制與剝削。這些新興的地主階層與氏族門閥相比，有三個顯著特點：
- 沒有對勞動者有直接控制權。
- 沒有得到官方政治制度的保障。
- 流動性強。
而從新興地主階層的內部關係來看，又有兩個明顯特點：第一，士族與平民之間的界限被打破；第二，地主階級內部階層間升降沉浮的現象比較頻繁。 宋代不僅在地主階層內部之間，甚至在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都存在著相互轉化的可能。這種社會現狀使得宋人十分重視家庭教育，而正在興起的官僚地主為子孫能夠早日進入仕途，維持並提升家族富貴狀態和政治地位。家長們煞費苦心地寫出一系列家範、規章，作為家範的內容，令其子弟時時翻閱，以反省自己的行為。
顏氏家訓
而對於朝廷而言，這一部分新興地主階層並不像傳統的世家大族那樣，受到最早的文化傳承和學校教化，要想在短時間內提高這部分人的思想文化素養，僅僅依靠學校的教育和官府的宣傳，是遠遠達不到理想效果的，於是朝廷把目光放到了可以細化到個人的家教家範身上。
政治需要：防微杜漸、鞏固統治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宋朝大環境的開明，工商業者社會地位提高，社會中不穩定因素的增加，統治者急需統一的思想來鞏固朝廷統治。
宋朝在建國前，社會經歷了五代的“分裂割據和禮崩樂壞”，雖然在政治上走向統一，但禮儀敗壞的局面仍然殘留，難以迅速改變，百姓生活中違背禮儀的事十分常見。朝廷很多官員認為維護封建禮制是朝廷的首要大事，要防微杜漸。在政治生活中，強調君君臣臣，上下尊卑的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孝慈、仁義、忠信、禮樂”，使之能內化為每個人的思想行為習慣。
在儒家宗法血緣社會中，治家是要嚴格依禮行事，毫不苟且。而宋代的家訓家範就是以儒家主流文化作為核心的封建倫理規範，因此，家長對待家庭成員，要像國君對待臣民一樣，具有絕對的權威，嚴格依照禮制進行規範。可見，治國治家道理相同，工具相同，所用的方法也相同，其目的也都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了實現天下大治。所以，治家對於治國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麼朝廷就一定不會忽視家庭這個重要陣地。
思想傳承：古代家訓家範是儒家倫理傳統在家庭教育上的表現
儒學作為我國封建社會里具有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與歷代的統治者的利用與提倡分不開。但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其適合傳統社會的國情，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具備了相當程度的民族性，是中國特色的具體體現。
而作為儒學思想核心之一的“禮”，可以說是中國倫理秩序的最為集中的體現和概括。在西周時期，社會中的文明秩序就來自於氏族社會的習俗法規；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針對“禮樂崩壞”的社會背景，對禮進行了倫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實現禮的二次轉化；兩漢時期，董仲舒進一步將禮轉化為三綱五常的觀念，統一了社會禮教，這是第三次轉化；宋明時期，新的社會矛盾和倫理危機，促使新儒學把“禮”轉化為神聖的、絕對的“天理”。
而宋代的家範也就是在這種起著“準宗教作用”的禮治倫理中繁榮起來，促進禮制秩序的下移，把以家族為本位和家族血緣的情理上升並擴充為社會倫理的原理和國家政治的原理，構建起身、家、國、天下四位一體的倫理系統。家範是儒學向民間深入的一座橋樑，它以俗文化的形式傳播雅文化的內容，為社會的進步化、為儒學的普及和傳播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當時的許多家範都用淺近通俗的語言，向家庭成員灌輸儒家的忠孝節義，中庸之道，立志學習，交友處事等思想，這些實際上都是加強人們對人倫規範認同的內化過程。無名氏的《太公家教》、呂祖謙的《少儀外傳》等則直接摘錄了大量的儒家格言，作為人們修身處世的原則。對家訓家範的宣揚就使儒學真正走向了千家萬戶，併成為全體公民修身齊家的準則，而
朝廷則可以通過推行以儒家倫理為主要內容的家訓家範來實現文化控制，從而達到封建專制主義的穩固。
宋代家訓家範興盛，為統治者控制民間提供了工具
家訓家範文化發展到宋朝，達到空前繁榮，一方面是因為時代風氣與統治者的推崇，另一方面又為統治者利用家訓家範提供有力工具。
宋朝家訓文獻豐富。僅專著性作品就有司馬光的《家範》、呂本中的《童蒙訓》、《官箴》、劉清之的《戒子通錄》，袁採的《袁氏世範》……除此以外，在宋人的隨筆中關於家訓家範的內容也隨處可見。
宋朝家范家訓在家庭教育理論和思想上又有新的發展。比如司馬光的《家範》對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做了系統總結，並提出了更完備的封建倫理道德為中心的家庭教育體系；袁採的《袁氏世範》被人稱為“顏氏之亞”；陸游的《放翁家訓》利用詩歌的形式進行家庭教育，成為婦孺皆知的教子詩文精品。此外，以歐陽修、三蘇為代表的的文學家群體家庭教育詩文，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家群體的家庭教育理論，都在當時及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關於家庭教育的文學作品的泛濫中我們可以得知，宋代的家訓家範已經走出了“私人話語”的空間，成為了“社會話語”，通過詩歌文章廣泛彌散於民間社會，從而實現了主流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對接，成為宋朝統治者控制民間社會的一種無形的、無孔不入的工具。
家訓家範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精華，並對儒家學說做了世俗化的解釋，通俗易懂，再加上宋朝出現新興地主階級、工商業者地位提高，統治者需要在短時間內實現思想的控制，就必須藉助某種手段。而家訓是自古以來就是宗法家族社會的綱領條目化，統治者利用這套工具，一是遵循歷史發展中的宗法家族屬性；二是治大國如烹小鮮，對於底層民眾的治理不能用法家思想，而是要以儒家思想循循善導，而執行這種思想的一把好手就是“家長”。所以，本為一家之教的家訓家範，經過時代統一化之後，成為了朝廷控制民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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