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介紹六本在方法層面影響巨大的歷史譯著。它們打開了我們看歷史的另一些維度，往往讓人驚歎：歷史還可以這樣看，這樣寫。
這四十年來，在中國歷史學界乃至人文社科界影響巨大的西方著述，往往不是因為史料上的新發現，而是觀察與闡釋歷史的方法不一樣。這正應了余英時的說法：歷史不僅僅是史料，歷史是對史料的闡釋。史料保證了歷史的真實性，而闡釋的多樣性讓歷史無所謂真實不真實，而重點在於解釋是否有效。
下面介紹六本在方法層面影響巨大的歷史譯著。它們打開了我們看歷史的另一些維度，往往讓人驚歎：歷史還可以這樣看，這樣寫。
《蒙元入侵前的中國日常生活》，謝和耐著
謝和耐是法國漢學界的頭面人物。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重在經濟史與社會史。《蒙元入侵前的中國日常生活》是法國一套關於各國日常生活的叢書中的一本。
謝和耐選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來描繪中國的日常生活，描述的區域是杭州地區，當時這個大都市稱為臨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會。
中國文化在宋朝達到了巔峰。汴梁被金人攻陷之後，南宋憑藉江南的雄厚財力重建了臨安這座大都市。在這座都市於1276年落入蒙古人之手之前的五十年，臨安的繁華達到了頂峰，足以代表中國在西方文化進入之前的日常生活。
謝和耐的材料主要來自宋史文獻與筆記，後者如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癸辛雜識》，大大地彌補了正史之不足。這本書對臨安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包括城市、社會、衣、食、住、生活週期、四時節令與天地萬象、消閒時光等各個方面，許多是前人未曾注意的，如火災與消防、交通與供應等。
《蒙元入侵前的中國日常生活》為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一個範例。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著
《萬曆十五年》的名氣無須多講，它在《人民的名義》中，甚至變成了明史愛好者的交流密碼。而這本書在創作完成之初無人問津的窘況也就少人提及。
王小波曾經批評過《萬曆十五年》將“數字化管理”作為解決中國古代社會弊病的觀點“太過天真”。其實《萬曆十五年》對史學界的衝擊不在於觀點層面，而是黃仁宇的寫法：從一個看上去並不重要的年份（1587），敘說了一些常為史學家忽略的“小事”，而黃仁宇通過對這些小事的解讀，將明朝晚期的幾位重要人物萬曆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推到了前臺。這些人背後，又是作為整體的明晚期政治與社會生態的展現。
《萬曆十五年》的末段是：“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姑不論是否認同其觀點，這種以年度為切入口，通過事件與人物的敘述，將行動背後的理念，社會約束的法則，以及體制運行實際效果共冶於一爐的寫法，給後來寫史者極大啟發。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史景遷著
《王氏之死》不僅是美國中國研究的名著，也是“微觀史學”的名著。微觀史學多指對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種組織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證、排比、敘述性的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專門的。所以《王氏之死》不提供宏大的結論，而是指向王氏這樣一位生活在17世紀中國山東的普通女子。
為了實現“讓中國人自己講述他們的故事，從中國內部來觀察中國”的目標，作者選用了三種資料作為本書的來源。第一種是編撰於1673年的《郯城縣誌》，第二種是士紳黃六鴻於17世紀90年代間寫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第三種則是大家更熟悉的蒲松齡《聊齋志異》。
《王氏之死》為了幫助讀者更貼近地理解王氏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將地方文獻、私人記錄與傳奇小說並置研讀，互相參證，地方文獻描繪了大的地方史脈絡，私人記錄提供了諸多的細節，甚至包括當時的物價，同時代的《聊齋志異》則足以虛構或非虛構的故事，將當時民眾的心態，應對各種事端的方法，以及社會的性別秩序等等，生動地呈現出來。
這種資料來源的多樣，與敘事手法的生動，讓讀者耳目一新，歷史寫作能夠專注“講故事”又失其嚴謹性，是《王氏之死》的範式意義。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孔飛力著
孔飛力幾乎是憑藉《叫魂》一本書坐穩了哈佛大學教授的職位，並當選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叫魂》的故事發生在清代最鼎盛的乾隆帝統治中段，就在史稱“康乾盛世”的最高峰，一股妖風卻席捲了半個中國，從皇帝到地方官員，再到驚恐的平民，各種階層的人都被捲進了這場風波。孔飛力並非單純從民俗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待這場風波，他巧妙地將這忙忙碌碌又無事生非的半年時光，編織進了清代中葉的社會大背景中，從而嘗試理解傳統中國政治與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人口的繁衍已經讓傳統社會結構難以負荷，直接後果就是流民的增多。這就是謠言產生與散播的溫床。偏偏這個時期的統治者與輔助者，也就是皇帝與官員，彼此之間很難稱得上相互信任。官員不希望自己治理的地方出現嚴重問題，而皇帝很害怕官員用欺哄的手段來應付異族的君王。只有在這種框架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幾個地方出現的謠言風潮，會讓身在北京的乾隆帝寢食難安，而官僚體制又為什麼要製造出種種或真或偽的描述，來保持各地在皇上心目中的穩定形象。
《叫魂》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的複雜與精巧，用一起風波鎖定了整個帝國體制的普遍與特殊之處。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961年間華南社會的動亂》，魏斐德著
魏斐德與史景遷、孔飛力並稱美國“漢學三傑”，《大門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的成名作。
《大門口的陌生人》，陌生人指的是1839年開始侵入廣東的英軍，而大門口指的是中華帝國與西方初次發生衝突與博弈的華南地區。魏斐德想探討的是：後來被稱為19世紀人類最大內戰的太平天國叛亂，與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通過分析三元里抗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廣東、太平天國在廣西的舉事、二次鴉片戰爭時廣州的入城之爭，魏斐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英國的侵入，改變了華南的政治生態與社會生態。北京政府已經無法有力地控制南方的統治，異國軍隊的侵入又推動了團練制度的普遍建立，給予了地方士紳更大的權力，這種局面加上五口通商後廣東的經濟衰落，激發了華南的階級矛盾，太平天國動亂因此發生，而這場席捲半個中國的動亂又反過來推動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地方士紳的崛起。
華南只是後來中國各地動盪的一場預演。由《大門口的陌生人》，我們似乎可以解讀出晚清中國的政治運作機制如何形成，而社會生態的改變，又是如何向控制力減弱的北京政府提出挑戰。帝國的覆亡並非偶然，幾乎在七十年前就已經註定。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柯文著
柯文曾經寫出了著名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提出用“中國中心觀”來代替主流的“西方中心觀”，也就是說，看待中國歷史，使用中國內部的標準，而不是西方制定的“文明”啊，“現代”啊這樣一些預先設定的標尺。
《歷史三調》分為三個部分，帶領讀者從三條不同路徑接近“義和團”。第一部分是作為事件的義和團，講述者是歷史學家；第二部分是作為經歷的義和團，講述者是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的人；第三部分是作為神話的義和團，講述者是神話製造者們。
柯文為我們講述了三種不同的義和團歷史。同一段歷史，有了三種不同的面相，那麼，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針對同一段史實，展現不同的記錄與解釋，《歷史三調》的意義正在於印證“歷史無真實可言”的結論。柯文還在書中提出了一系列讓歷史學家頭痛的問題：歷史是什麼？歷史學家講述的歷史可信嗎？歷史學家工作的意義是什麼？你看，在這本書中，柯文挑戰了作為歷史學家的自己，甚至挑戰了歷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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