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因為人口流動自由，商品經濟發達。所以“詐騙重災區”開始形成。為此宋代甚至誕生了劃出“重法地法”這樣的特別法案來進行專門的整治（當然“重法之地”針對的遠不止詐騙）。
當時的京畿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對周圍地區產生了虹吸效應，導致其經濟異常發達，和今天的北京一樣形成了首都財富聚集區。而宋代人口流動又相對寬鬆，這導致開封府的治安一直是北宋當權者的心病。整個宋代重法區就是以開封府為中心發散出去的。開封府也當然成為了當時的“詐騙重災區”。
例如在宣和中一個叫做沈將仕的中年人來東京（即開封）做官。一日和三個友人一起逛街，看到一座華麗的宅邸。三個人就在傍晚於此屋後花園漫步。忽然聽到搖骰子的聲音。周圍也出來一群人慫恿加上眼前一群美姬不斷引誘，便下了賭局。結果輸光了錢袋被人請了出來，這才發現自己上當了。
箇中佈局就算是今天也是值得借鑑一番。騙子佈局華麗的宅邸、一群美人還有旁邊的托兒忽悠的三個飽讀詩書的士子耍的團團轉。當時開封詐騙之風盛行到連達官貴人都參與其中，甚至是宗室貴族。“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畜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識別,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利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用臨摹的假畫騙去別人的真跡然後轉手賣錢。
除了這種可能大部分人一生難得一見的精緻佈局外，更多的可能就是日常各種欺詐。當時人曾總結過京城的詐騙，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養、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
以上這些都屬於民事詐騙，在宋代按照《詐偽律》欺詐犯的量刑是“諸詐取官私已取財物者，準盜論。知情而取者，坐贓論。知而買著減一等，知而為藏者減二等。”
不過那些過於作死的就不在此例了。例如靖康之變後，開封民婦易氏為女真人擄走，有幸見過了不少宮內人。結果知道了大量的宮內秘辛，僥倖返回後就自稱被金人擄走的榮德帝姬（宋徽宗時候將公主改稱帝姬）逃回。讓在宮內當過差的人都無法分辨。最後還是被崇國夫人辨認出來。於是乎“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敢於冒充公主，騙到皇帝頭上去了，其作死程度可謂前無古人後罕來者。
相比之下可見今天的某地的詐騙集團比起當年無論膽色還是手段都差多了。北宋滅亡宋室南遷，臨安（今天的杭州）成為首都。於是杭州接替開封成為了詐騙高發地。各種詐騙犯罪屢見不鮮。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福建既非經濟重地也非政治中心但依舊是“重法”之地。而且和其他“重法”之地往往連成一片不同，是個相對孤立的存在屬於“惡弱水土”。和開封杭州有所不同，“閩、粵山林險阻，連亙數千裡。”福建號稱八山二水一分田，土地少而人口多，加之海上貿易發達，商業氣氛濃厚，導致的“無賴奸民為他路多”。
南宋時著名大儒真德秀就在當時世界前列的海上貿易大港福建泉州任官時下發的勸諭文中指出當地風俗“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溼米水肉，尤為人害”（就是買賣時買入用大斗以求多收入，賣出用小鬥以求少賣；買賣中賣出溼米和注水肉）其做法和今天某些地區完全一樣。宋代的泉州是國際上數一數二的貿易港，商業氣氛濃厚到了明代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拜金思維更加濃郁。
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口也得到了一次大發展。到了嘉靖、隆慶年間人口更是爆炸到了一億二千萬。但是人口爆發了，相應的耕地卻沒有得到同比例的增加，導致人地關係緊張。結果就是平均十個在籍的合法民眾就要對應一個非法的流民。
在沒有地緣和相應血緣作為紐帶的情況下，社會道德對這些人的規範就非常差。從而導致明代中後期詐騙的頻繁。毫無疑問到了明清最發達人口最多的便是江南了。這導致了江南除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文人美譽外，日常生活中當地從百姓到官員都備受詐騙的困擾。明人葉權就對此作出了抨擊“今時貨物奸偽，兩京為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爛可愛，無一枝真者；楊梅用刷彈墨染紫黑色；老母雞撏毛插長尾，假敦雞賣之。”
假花不會害人，雞隻要沒有得瘟疫，楊梅只需要洗乾淨都不會致人死地。這些還能算是天良未泯。還有一個惡習綿延至今——賣假藥。
《折桂令.生藥譜》中就記載了“助醫人門面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在那個迷信的年代巫醫其實並沒有完全分家《金陵瑣事》就記錄了南京城中一個借觀音招搖撞騙的故事。一個人在市場賣藥，車子上載著大觀音像。如果有人要問病於他便讓人手裡拿著藥從觀音手上經過。有留在觀音手中的，便是“大士許服此頁”。自然“市上皆神之”。有人對此感到很好奇便邀請賣藥人去酒館喝酒。酒過三巡賣藥人便吐出了真相。原來藥丸裡面有鐵的粉末，而觀音像的手掌是磁石做得，結果自然會黏住。
如果說賣假藥是黑心商人，那麼騙色騙人就更是喪盡天良了。
比如明朝萬曆戊子年間的杭州就發生了這樣一個案件。一個喪偶的老頭有著兩個兒子和兒媳。一天門口發現一老太太從早晨一直站到中午，好像在等什麼人，而對方好像一直沒有來。老頭出入門口好多次，可憐老太太站立太久，就收留老太太住了十天，期間凡是日常家務，都是老太太一手料理，女工尤其精巧。於是在兩個媳婦的勸說下娶了這位老太太。又過了十多天，才看到老太太的兒子和姐姐的孩子尋來，被邀請喝酒。老太太的兒子還拜老頭為繼父。最後老嫗的孫子邀請他們一家去參加婚禮。藉口說習俗規定女眷要前往迎親，讓老頭的兩個兒媳婦穿上盛裝和他們一起走了，之後一去不歸（當然是老太連同同夥將兩名婦女拐賣了去）。老頭最後為了償還兒媳婦的衣飾傾家蕩產不說。媳婦的家人因為女兒失蹤還把他告上法庭，最後父子三人自盡結束，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家破人亡。
時間到了清朝，人口進一步膨脹。到1794年，人口增長到了令人咂舌的三億一千三百萬。同時由於攤丁入畝廢除了人丁稅，其人生依附程度被大大鬆弛了。清代人口的遷徙相比前明更加自由，但這導致了大量人丁從傳統的農業環境中脫離了出來成為了流民。
成書於清初的《養民》就吐槽“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這種大規模人口流動自然會導致騙子基數更勝以往。
這導致清代江南地區的詐騙犯罪越出越奇，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很多人以為食品安全問題是今天特有的嗎？錯了古代其實更加離譜。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就記載了作者從兄萬周買了一隻烤鴨，結果回去一看“內傅以泥，外糊以紙，染為灸爆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為真。”這種能被及時發現的還好
瀨水（今江蘇潥水）有人買了市場上的乳餅作為早飯吃了。他的朋友黃君到了急忙說不能吃。問他為什麼，原來這是商家把草放在陰暗的地方用汙物漬養。然後“久之生蟲，蠕蠕然漸大如蛹，形狀可畏，壓其汁充乳。”結果這位可憐的客人聽罷自然是吐得天昏地黑，人都萎頓了。當然這種升斗小民的財富是大騙子們不屑一顧的。
古玩市場的騙子才是大詐騙犯。清人錢詠記載“吳中既有偽書畫，又造偽法貼，謂之充頭貨。”其價格也遠非蟲子餅能比“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總視裝滿為華美。”總之那時候江南地區製造假古董那才是高價值詐騙。
從宋代的開封杭州到福建到明清的江南，我們能看到這樣的經驗：古代，在人員流動便利，人口聚集集中，人地矛盾較大的地區，容易藉助商業的繁榮產生詐騙行為，從而使當地飽受詐騙犯罪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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