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豐的秘密
喬曉光等一干偵查員當即在巴彥縣公安局對被捕者分別進行訊問，主角柳盼豐一聲不吭，問什麼或是裝做沒聽見，或是搖頭。他的兩位老兄倒是願意回答問題，但都堅稱不知道柳老三4月22日的行蹤，像是事先商約過似的一口咬定“記不得老三那天在家還是在外面”，至於他們自己，那都是可以向其家人或者鄰居、朋友調查的，打從去年夏天出去過一趟以來一直在巴彥，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的勾當，整個兒是一良民。
這樣一直折騰到天明，還是沒有結果。天明後，一直惦念著此事的殷正源從哈爾濱打來長途電話詢問情況，聽喬曉光如此這般一彙報，便作了指示，讓把柳盼豐帶哈爾濱來審查，柳老大柳老二可以釋放，但暫時得聽從縣公安局的管束。
柳盼豐被帶到哈爾濱後，專案組先找來沙莉雯請她辨認和幾張其他男子混在一起的柳老三的照片，她一眼就認出了柳盼豐，說那天在葉卡捷林娜家見到的就是此人。偵查員於是心裡有了底，尋思如果沒有問題，這主兒完全可以像他兩個哥哥那樣理直氣壯地說出4月22日的行蹤活動情況的，但他以沉默來對付警方，那就可以列入嫌疑人的範圍了。
殷正源親自主持對柳盼豐的訊問，柳老三還是跟在巴彥公安局時一個樣。專案組時停時續地跟他打了三天交道，沒有任何收穫。殷正源說看來那是我們不擅長訊問吧，市局正好從瀋陽調來一位在預審方面很有一套的老同志，我們請他出山來幫個忙吧。於是就去找了這位姓於的同志，說老於你如若幫我們啃下了這塊硬骨頭，我私人請您下館子狠撮一頓，好酒好菜隨你點！
老於答應幫忙，做了一番準備後登場了，但還是沒能撬開柳盼豐的嘴。老豐這時似乎很不耐煩了，連頭也懶得搖了，坐在那裡任憑老於問什麼說什麼，一概不理。
正在專案組諸君對此大傷腦筋的當兒，忽然從巴彥縣公安局傳來了一條消息，這條消息使柳盼豐的沉默之舉出現了轉機——
前一天，巴彥縣公安局的夜間警民聯合巡防隊在執行巡邏任務時，抓獲了一個挑了一擔雜七雜八東西的男子。這個男子叫郝老五，住在縣城大順街，是個沒有家小的單身漢。那天清晨四時多，郝老五鬼鬼祟祟溜出家門，往常這時候因為街上已經開始有行人走動，警民巡防隊已經不巡邏了，但這天正好帶隊的警員說再溜達一趟，結果和剛出了巷子的郝老五撞個正著。如果郝老五肩上沒挑著一副擔子，或者雖然挑著擔子但他見到巡防隊後的神情沒有慌張，那巡防隊也就不會跟他囉唆了。而郝老五恰恰是既挑著擔子，又神情慌張，那當然就逃不過巡防隊的盤查了。
巡防隊一檢查郝老五擔子裡的東西，馬上就意識到有鬼：擔子裡裝的東西零零碎碎總共有幾十樣，什麼紅木算盤、象牙菸嘴、半新不舊的衣服、鞋子、趕車的鞭子、中藥材，最值錢的是一整匹龍頭細布。既然有鬼，那就非得問個明白：郝老五，你這些東西是怎麼回事？是從哪裡整來的？
郝老五不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角色，著急時說話還帶著點結巴，所以當他開口說不清楚情況時，巡防隊提議請他到局子裡去說個明白也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進縣公安局大門的時候，當晚擔任總值班的一位副局長正在院子裡練拳，聽說有這麼一樁事情，就留意了擔子裡的東西，只一看就樂了，說郝老五啊，你啥也別說了，就說說肇東的事吧。
這話一出口，就把郝老五驚得臉色蒼白，腳下一個踉蹌差點馬失前蹄。這是為何呢？原來，前些日子巴彥縣公安局接到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發布的案情通報，所通報的若干起政治、刑事案件中有一起是嫩江省肇東縣發生的搶劫案：肇東縣東關一家大車店被劫，店裡以及住店客人的財物被洗劫一空，兩名搶劫犯離開時把贓物裝了滿滿一車（車馬也是搶劫的贓物之一）。案情通報的附錄裡列出了各起案件的贓物和證據情況。這位副局長要說別的也沒有值得炫耀的，練了十幾年的拳術被師傅斥之為“王八拳”，但他的記性特棒，文字材料簡直可以過目不忘。他把案情通報看了一遍，就把各個案件的大致情況都記在腦子裡了，像肇東大車店搶劫案那樣的連解放前也不大聽說過的惡性暴力案件，當然更是值得他記下的。現在只一看贓物，馬上就跟他那不凡的大腦裡的庫存記憶來了個比對，一下子就斷定眼前這個郝老五跟肇東大車店搶劫案是有關的。
這裡要對郝老五的情況作一個簡單交待：這人是盲流出身，連自己也說不清楚出生地在哪裡，父母姓甚名誰，打從記事起就從行乞開始發展到偷竊、拐騙、搶劫，後來就投奔了土匪當了一名小夥計。土匪被關東軍的討伐隊打散後，又參加了偽“滿洲國”的部隊。偽滿軍跟抗聯作戰，郝老五成了俘虜，留下當了一陣抗聯，不久吃不了那份苦開了小差，回到巴彥老家混日子。郝老五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的哲學，講究“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事衝動，不計後果，事後發現不對，做軟蛋的第一個就是他。
這樣一個角色，撞在那位副局長手裡，再加上旁邊還有幾個秋風黑臉的刑警，哪裡還有“抗拒”一說？一進訊問室就馬上跪地磕頭，奇怪的是說話也不結巴了，“我交代，我坦白”說得比唱二人轉的還順溜。
郝老五這一交代，順便就幫哈爾濱市公安局“四·二二”專案組訊問柳盼豐無法取得口供一事有了一個了斷。
據郝老五說，他去肇東那邊搶劫大車店，是被老豐——柳盼豐脅迫著去的。柳盼豐以前跟郝老五所在的那股鬍子匪幫的大掌櫃“飛龍太歲”關係很鐵，但老豐不是鬍子，好像也不參加“飛龍太歲”的任何活動。但“飛龍太歲”一直想著老豐，每次外出行動後，所獲的贓物裡只要有他認為是稀罕的東西，必定要送一份給老豐。而因為郝老五是巴彥人，跟老豐是同鄉，所以“飛龍太歲”每次給老豐送禮品都是他的差使。次數一多，老豐跟郝老五也算是關係很好的朋友了。老豐這個人很講義氣，後來郝老五落泊了，生活拮据，只要開口，老豐總是慷慨解囊，還不讓郝老五說一字半句的感激話語。
後來，巴彥解放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共產黨發起了清匪反霸運動。柳盼豐擔心郝老五把以前“飛龍太歲”和他的那層關係向政府揭發，想殺人滅口，找了個理由把郝老五騙到了家裡，請郝喝酒。喝到一半，老豐冷不防攤了牌，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紮在桌子上。郝老五哪裡經歷過這等陣勢，當場就嚇得暈了過去。迷迷糊糊間忽然聽見耳畔有人在說話，似是在替他說好話，疑為已經到了冥國陰間，定定神睜眼一看，方知是柳家老大、老二在勸老豐饒了他。郝老五連忙磕頭求饒，發誓絕對守口如瓶不洩漏老豐的任何事情，這才僥倖逃生。
之後的日子裡，隨著共產黨政權的日益鞏固，老豐的日子越來越不自在。儘管沒有人找他算什麼賬，或者讓他說清楚什麼問題，但是，他的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郝老五知道老豐這個人除了武術、射擊、騎馬，其他什麼都不會，而在共產黨政權下面過日子，哪怕你這武術騎射方面的技藝再了得，平白無故也不會看中你讓你效力的。因此，老豐要想太太平平過日子，只有找一份正當職業做。但老豐對此沒有興趣，於是他就只好走另一條路。郝老五估計老豐沒少犯過案子，只是因為一向獨來獨往，隱秘行事，所以一直沒有失風。這次，老豐策劃搞一次跨省行動，覺得人手不夠，於是就決定帶上郝老五。據郝老五說，他知道這是觸犯王法的事兒，不能做的，但老豐二話不說手便往懷裡伸，他就只有點頭的份了。否則，他此刻也就無緣坐在縣公安局的訊問室裡聆聽領導的教誨了。
作案後，柳盼豐分給郝老五一些現鈔和雜七雜八的贓物，而把那些值錢的贓物如鐘錶、金銀首飾等都留給了自己。郝老五還沒來得及把他獲得的那些贓物賣給收雜貨的小販，就聽說老豐被捕的消息。郝老五想當然地認為這必是肇東那案子發了，擔心老豐頂不住警方的訊問把他供出來，就決定把他分得的贓物藏到城外一座破窯去。因為這事不能讓鄰居發現，他特地起了個早，哪知還是沒能逃過。
郝老五所交代的那起肇東大車店搶劫案的發生時間，是1949年4月22日夜間十時。
“四·二二”血案發生於4月22日晚上八時半左右，而哈爾濱距肇東七十六公里，柳盼豐、郝老五沒有汽車這樣的交通工具，因此，如果郝老五這個交代內容屬實的話，柳盼豐是無法在短短的一個半小時內完成兩起犯罪活動的。
這是哈市公安局“四·二二”專案組接到巴彥縣公安局的上述情況告知後所作出的判斷。
那麼，柳盼豐究竟是否參與了肇東大車店搶劫案呢？專案組當即決定連夜派員驅車前往巴彥去調查。調查內容比較簡單——搜查柳盼豐的住所。
這一搜，就解決了問題。當然，對於專案組來說，這是一個失望，但偵查工作就得一是一二是二的實事求是，況且，柳盼豐身上另有3月間去找葉卡捷林娜的疑點還沒獲得答案，因此，專案組在柳盼豐身上還有工作要做，也許有可能獲取滅門血案的線索也說不定。
把郝老五的口供和抄得的贓物往柳盼豐面前一放，這個頑固的傢伙方知共產黨的警察本領是很大的，終於不得不開口招供了：“肇東搶劫案是我作的。沒錯，還叫上了郝老五那孬種！”
可以理解，這就是他不肯開口吐露4月22日晚上行蹤的原因了。
那麼，今年3月間去葉卡捷林娜那裡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由於警方對於滅門血案的高度保密，柳盼豐還不知道葉卡捷林娜已經發生了不測，一聽這個問題，臉上便露出了不勝驚奇的神態，說我犯的就是肇東大車店那案子，你們怎麼扯上葉卡捷林娜了？我已經說過了，肇東那案子是我起的念頭，是我叫上郝老五去幹的，跟其他任何人沒有什麼關係，你們不必亂懷疑的。
這番說法當然不被專案組所接受，堅持要柳盼豐說清楚去找葉卡捷林娜的那件事。最後，柳盼豐自然只好遵命。
柳盼豐的人生經歷是比較富於傳奇性的，這個祖上當過清朝武官出身於武術世家的主兒，一直沒有從事過正業，少年練武，16歲開始一直到抗戰勝利，幹過護院家丁、私人保鏢、國術教師、土匪情報員、大煙販子等多份職業。由於柳家在江湖上的那點兒名氣，柳盼豐在社會上有三教九流數不勝數的結拜弟兄和朋友，“老豐”的名號一度在哈爾濱地區叫得當當響。
由於這個原因，柳盼豐被潛伏哈爾濱從事秘密工作的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小組看中，別爾夫什卡親自出面跟老豐攀關係，結交為朋友。別爾夫什卡跟柳盼豐套近乎，並非想向其宣傳馬列主義，發展他參加布爾什維克，而是要利用老豐那江湖名頭和一身功夫，一邊相幫搞日本人的情報，一邊直接下手幹掉被列入鋤奸名單的日偽情報人員。當然，老豐這種參與是要收費的，他才沒有那份覺悟和閒空替布爾什維克從事義務勞動哩。別爾夫什卡每次找老豐幫忙，兩人都像商人談生意一樣，對於價錢咬得緊緊的，一輪一輪談判。
從1942年到1945年別爾夫什卡犧牲，柳盼豐一共和別爾夫什卡特工小組合作了十七次，其中收集情報十二次，鋤奸五次，趟趟成功，沒有一次失風，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兩人一直都覺得合作得不錯，已經產生了一種很牢靠的信任關係。但是，最後一次合作卻發生了裂隙。1945年2月下旬，別爾夫什卡找到了老豐，交給他一張不大清晰的照片，要求他在半月內把照片上的那位幹掉。
照片上的人是一個妙齡美女，穿著一套和服，一看便知是日本人。別爾夫什卡知道老豐之所以願意和他合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所要求老豐做的，都是跟抗日有關的，應該說，老豐雖然跟土匪有過合作，但這人的愛國熱情還是比較高的，否則，像他這樣的人物，早就可以去關東軍那裡當密探或者行動人員了。因此，別爾夫什卡每次向老豐交待使命時，都會把該使命的背景、意義交待清楚。這次也是這樣，別爾夫什卡告訴老豐，照片上的這個日本女人是剛從日本派過來的特工，真名不詳，代號叫“白虎”，精通俄語，是專門前來協助關東軍特高課對付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工人員的。老豐說我知道了，只要是日本方面派來的人，管他是什麼來頭，我腦子裡沒有“可憐”兩字。
然後就照例談報酬，一番拉鋸後，達成口頭協議：幹掉“白虎”，老豐可得到五兩黃金。按照慣例，先付二兩作為定金，剩下三兩待完成使命後一次支付。老豐對於當時的局勢還是有所察覺的，他知道日本人大勢已去，失敗是早晚間的事了，因此他有點擔心像別爾夫什卡這樣的蘇聯特工人員是否會忽然消失——奉召回國去了，於是就提出需要擔保。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別爾夫什卡沒有思想準備，稍一考慮說這樣吧，我把我的店鋪抵押給你，我可以給你一件信物，如果你找不到我了，可以把店鋪拿過去，一切都算是你的了。老豐表示同意，於是別爾夫什卡就給了他半枝撅斷的鉛筆作為信物。
老豐終於幹掉了那個日本女特務。因為生怕關東軍特高課查摸到線索，他下手之後就離開了哈爾濱，逃往阿城去避風頭。五天後，老豐安排的眼線給他捎來口信說沒有什麼問題，於是他就返回哈爾濱，第一件事當然是去找別爾夫什卡要那三兩黃金。可是，別爾夫什卡已經出事，那家俄式滷味店鋪也關閉了。老豐向人打聽，得到的信息是別爾夫什卡被捕後，他的中國妻子張冬娜把店鋪賣掉了，帶著兩個兒子離開了哈爾濱，不知去向。
老豐當時雖然感到很是失望，但這是料想不到的意外，人家已經倒了大黴，別說張冬娜已經賣掉了店鋪，就是沒賣掉他也不好開口把滷味鋪子拿過來了，否則他日後還怎麼在江湖上混？老豐想這件事看來就到此為止了。他擔心著別爾夫什卡被捕後是否會供出他姓柳的曾經相幫，做過不少令關東軍恨之入骨的事情。考慮到自己的安全，便立馬離開了哈爾濱，也不敢回巴彥老家，而是去了其他地方混了一段日子，直到日本投降了才敢回巴彥。不久他去過一次哈爾濱，這才聽說別爾夫什卡被捕後沒多久就讓日本人給殺害了。
對於老豐來說，替別爾夫什卡特工小組乾的那最後一次活兒的報酬問題就不存在了。民主政府治理下，也不容他像以前那樣四處亂竄了，只有老老實實待在巴彥老家過他的日子，政府不來找他算舊社會時的那些賬已經算他走運了。但他沒了經濟來源，以前弄的錢鈔來得快花得也快，並沒有什麼積蓄，這樣，日子就過得緊緊巴巴的很不好受。老豐哪裡受得了這份艱辛，尋思自己有著一身本領，不用也是白不用，何不偶爾施展出來搞些收入解決燃眉之急。這樣，他就尋找機會作案，乾的都是搶劫的活兒。當然，兔子不吃窩邊草，為保自身安全，巴彥以及周邊縣份是不下手的，要幹也得跑哈爾濱什麼的地方。今年3月間，老豐又一次去哈爾濱，想找一個適合下手的目標幹一票。
那天，老豐正在香坊區的一家小酒館獨個兒喝著酒盤算幹一樁什麼樣的“活兒”，忽然有人招呼他。這個人姓劉，比老豐大幾歲，老豐喚他“劉哥”。老豐跟劉哥可不是外人，當初別爾夫什卡找到老豐請他協助對付關東軍特工，就是劉哥牽的線給介紹的。由此可想而知這人跟別爾夫什卡的關係該是多麼近了，據說別爾夫什卡當初被捕後，關東軍特高課接著要抓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這位劉哥。但劉哥朋友多，消息靈通，立馬逃跑了，也是在外面一直躲到光復了才敢返回哈爾濱露面的。
老豐跟劉哥之前的最後一次見面還是在別爾夫什卡那裡，屈指算來距今已有整整四年時間。當下，兩人自是不勝感慨，馬上坐在一起喝酒。喝過酒後，當然，老豐也不必去借旅館住宿了，讓劉哥一把扯住了就往家裡拉。到了劉哥家裡，劉哥說酒館裡喝得不過癮，咱們還接著喝，於是就讓老婆炒了兩個菜，打開一瓶燒酒再喝。
酒喝多了，話也就說得多了。兩人不知是誰先把話扯到了別爾夫什卡的犧牲上，然後又說到了各自替別爾夫什卡幹過的活兒。老豐既然沒把劉哥當外人，自然要說到他替別爾夫什卡最後一次乾的那樁活兒——幹掉日本女特工“白虎”，並說了只拿到了二兩黃金的情節。
劉哥聽著便說，得了，兄弟，另外那三兩黃金，你現在有望拿回了！
此話怎說？
劉哥便告訴老豐：別爾夫什卡的那個中國妻子，當年我們都喚她“冬娜”的，如今是蘇聯國籍了，用的是那時別爾夫什卡給她起的俄國名字，叫葉卡捷林娜。葉卡捷林娜現在是蘇聯烈屬，由蘇聯僑民協會養著他們一家三口，給了她一幢花園洋房，吃喝玩樂上學看病全花的是僑民協會的錢。
老豐聽了初時不以為然，說人家一個寡婦，帶著兩個孩子，當年丈夫被日本人割了腦袋，她逃了出去，躲了下來，真正是不容易了，我怎麼好意思去問她討當年那三兩黃金呢？
劉哥說老弟若是這樣想，那就是你的不對了。我聽說，當年別爾夫什卡出事前，已經有了預感，他就把對那滷味鋪子如何處理作了安排，所以他被捕後張冬娜逃跑前就把那店鋪給賣了。聽你剛才那說法，那店鋪該當是你姓柳的才對嘛。因此，你應該去向她討還這筆報酬。你說呢？
老豐沉吟道：“這……這樣做不妥當吧？顯得不仗義啊。”
“得了吧，老弟！我看你現在跟你劉哥我一個樣了，也是過了今天還不知明天的錢在哪裡吧？都到這一步了，你還客氣什麼？仗義不仗義，如今共產黨坐天下了，誰還管得了這個？再說，你也不想想，你去向張冬娜開口，她三兩黃金拿得出也罷，拿不出也罷，都不可能是她自個兒掏錢的。這件事是當初別爾夫什卡辦的公事，公事就應該公家掏錢，所以她只要去對僑民協會一說，僑民協會肯定會把這筆報酬交她支付給你的。”
老豐聽著覺得不無道理，於是就點頭，說劉哥你告訴我張冬娜她如今住在哪裡，我登門去拜訪她一趟。如果這事僥倖弄成，三兩黃金我給你一兩。
就這樣，老豐決定去找葉卡捷林娜。他還念著以前跟別爾夫什卡的那份情誼，次日沒有去找葉卡捷林娜，而是先回了趟巴彥，弄了兩樣當地的土產作為禮物，重新來到哈爾濱，對葉卡捷林娜正式拜訪。
葉卡捷林娜很客氣地接待了老豐，但當她聽老豐說明了來意後，就說類似這樣的事情以前也有人來找過她，她沒有能力處理，就向蘇聯僑民協會說了，僑民協會關照她以後如果還碰到這樣的情況，就到僑民協會去處理——怎樣解決？她就不知道了。老豐聽著，認為這是對方有意推託，很是惱火，一怒之下轉身就走。自此，他再也沒去找過葉卡捷林娜。
當下，專案組聽柳盼豐如此這般說了一通，決定馬上去找那個劉哥調查。
一小時後，偵查員勞啟明、黃濤在道里分局跟劉哥——大名叫劉福明——見面，瞭解下來，跟柳盼豐說的沒有出入。
這樣，柳盼豐的作案嫌疑就給排除了。
迷宮之門由此打開
當天晚上，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青驅車來到專案組駐地，一是關注案情，二是慰問偵查員。
黃局長抵達時，殷正源正主持舉行案情分析會。黃華青說你們繼續進行吧，跟平時一樣該說什麼還是說什麼，我在旁邊聽著，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說著就在一旁坐了下來。
案情分析會開到這時，已近尾聲，前面發言的偵查員都認為這個案件之所以到現在還未能查摸到有效線索，可能是我們沒有對症下藥。也就是說，本案作為一起很有可能是有預謀的惡性暴力大案，兇手顯然預先對於怎樣作案是有過考慮，甚至是來過現場察看的，問題是我們至今還沒有能夠獲得這方面的相關線索。這麼大一起案件，不相信兇手沒有留下什麼破綻，所以，有必要對本案重新進行一番梳理。黃華青局長抵達後，專案組長在發言中為使局長了解情況，把之前一些同志的觀點簡單拎了拎，然後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表示贊同前面偵查員的發言內容。
殷正源發言後，黃華青給大家發了一圈香菸，然後說他聽了大家的發言，也想說幾句，他特地聲明這是他個人的觀點，並非領導指示。時年34歲的黃華青是出生於安徽大別山區的一位老資格的領導，他早在1929年14歲時就已經參加革命，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經歷過舉世聞名的長征。在出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前，曾先後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晉察冀軍區擔任過保衛部門要職。因此，黃華青對於偵查案件絕非外行。他此刻的發言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如若從兇手的角度來考慮，他為何選擇在晚上八點半左右這麼一個時段下手？他是否還有別的選擇？比如深夜？比如清晨？
黃華青說到這裡時，接到了一個電話，市委請他馬上去參加臨時決定舉行的常委會議。於是，他便起身跟專案組告別，說他的發言是一家之言，不過是想到了就說一下，同志們還是按照正常思路討論這個案件。
黃華青離開後，殷正源說我覺得黃局長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之前誰也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想過，大家就接著黃局長的這個話題聊聊吧。
黃華青局長的這個話題確實很有意思，專案組眾偵查員順著這個話題聊著，覺得兇手把作案時間定在晚上八點半左右似乎不是一個最佳選擇。之前勘查現場時，偵查員從兇手打碎廚房窗玻璃後進入洋房現場作案這點上作出的判斷是：兇手可能是一個跟被害人不認識的陌生人，否則他完全可以通過正常途徑進入現場的。但是，現在問題來了：如果兇手跟被害人不熟識，那麼，他為何選擇晚上八點半這個時間來作案呢？當時被害人一家三口都在客廳裡，他難道不怕在打碎廚房玻璃窗時被主人發現嗎？他可以在更晚的時候潛入現場，那就大大增加了成功潛入的可靠性。但是，兇手卻作出了這樣一個似乎與常理不合的決定。
這說明了什麼？
偵查員馬上得出了結論：這說明兇手可能是跟被害人熟識的一個什麼人！
偵查員喬曉光一躍而起：“還愣著幹嗎？趕快勘查廚房！”
這個提議是對頭的，既然兇手是跟被害人熟識的人，那他就不可能選擇打碎了廚房玻璃窗這樣一條通道進入現場，而是通過正常的叩門手段進入了葉卡捷林娜的洋房，作案後為矇蔽警方，再故意偽造了一個從廚房潛入的假象。
專案組徵用葉卡捷林娜一家生前居住的這幢洋房作為辦公駐地後，因為自己不開伙，一天三頓飯食都是南崗分局食堂送來的，所以廚房、儲藏室就沒有使用。當時殷正源也沒有考慮到竟然還會第二次勘查現場，但從老刑警的職業習慣出發，還是讓人把廚房、儲藏室都封了起來。所以，儘管已經時隔多日，但還是具有重新勘查的價值的。
不過，勘查結果卻還是未能發現什麼。案犯在作案後離開前很留心地擦拭掉了現場可能會留下的所有腳印，廚房這邊當然也不例外。
殷正源這下傻眼了，苦笑著自言自語：“難道是一個空歡喜？”
一旁的喬曉光盯著被破壞的玻璃窗上的那塊碎玻璃。案犯當時是這樣下手的：在這塊玻璃的外面貼上了條狀白色膠布，然後弄碎玻璃，取下可以伸進半個手掌的碎片面積，伸進半個手掌輕輕拔起了窗戶插銷。喬曉光看著看著，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膠布是哪裡來的？”
偵查員黃濤說：“案犯是在外面進行這個動作的，所以膠布是他自己帶來的。”
殷正源說：“我記得勘查現場時，曾經在客廳裡看見過一個家庭醫藥箱，當時也沒有在意，現在有必要檢查一下，箱子裡有膠布嗎？”
檢查下來，醫藥箱裡有家庭內外科的常用藥物，有消毒用的酒精棉球等，也有整卷的脫脂藥棉、繃帶，獨獨就沒有醫用膠布。
殷正源問：“這是偶然的嗎？”
喬曉光忽然說聲“等等”，一個轉身直奔樓上。眾人正覺不解時，他又急匆匆地返回客廳，手裡多了一件東西——葉卡捷林娜的那本臺歷。
檯曆上的4月13日那一頁上，赫然記著當天的開支，其中有“購膠布一卷”！
於是，懷疑終於得到了證實：兇手是熟人，他在通過正常途徑敲門進入被害人家裡後，跟主人一家三口坐在客廳裡說話，冷不防突然下手作案，製造了這起滅門血案。然後，故意製造了從廚房潛入的假象，以迷惑刑警，轉移偵查視線。
於是，專案組重新開始考慮另一個問題：兇手的作案動機是什麼呢？
謀財吧？女主人的金銀首飾、鈔票都在，存摺也沒動。
情殺？被害人之一葉卡捷林娜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緋聞和跡象。
那麼，難道是仇殺？
聯想到那兩個對別爾夫什卡有著刻骨仇恨的日本人中村大郎和兵部娟子，專案組又重新把思維觸角轉到了日本人方面。這回應該增加了一個條件：這個日本人應該是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
本案發生伊始專案組剛開始工作時，就已經通過廣泛調查收集了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各類對象，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現在，這份名單攤到了眾人面前，發現其中有日本人，一共有三人，都是女性。之前，專案組曾找過這三個日本女子，但當時是為了詢問在跟葉卡捷林娜的接觸中是否發現過有什麼異樣的跡象，並沒有對她們本人以及家庭進行過調查。現在，專案組決定對這三名日本女子進行重點調查。
這種調查屬於外圍調查，跟被調查的對象本人並不接觸。據查，這三位日本女子以前都是在一家日本人在哈爾濱開的私人醫院當護士的，戰後因為中國這邊缺乏醫務人員，就動員她們留了下來，現在其中兩人已經當了醫生，另一人做了藥劑師。她們跟葉卡捷林娜的結識要追溯到九年前葉卡捷林娜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當時是難產，去了那家日本醫院施行剖腹手術，跟那三位日本女護士的友誼就是那時結下的。這三個日本女子，當時都未婚，戰後留下後兩個已經出嫁，丈夫都是鐵路局的技術人員，另一位還是獨身。據她們所在單位以及居住地派出所提供的情況看來，她們都沒有可疑表現。
殷正源說：“那就排除這三位吧。”
排除後，偵查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偵查員正在煩躁時，忽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到來使案情偵查發生了變化。
滅門血案發生後，警方將勘查現場時整理出來的財物移交給了蘇聯僑民協會。僑民協會負責處理此事的伊萬諾夫先生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蘇聯人，他認為這些遺產應該由別爾夫什卡和葉卡捷林娜雙方有資格繼承的親屬繼承，於是就分別跟雙方相關親屬聯繫。跟葉卡捷林娜的丈夫別爾夫什卡的親屬是通過電報與其故鄉明斯克市政府聯繫的，明斯克政府很快就發來了回電，說經徵詢別爾夫什卡親屬的意見，他們表示願意放棄繼承權，請將遺產就近交由葉卡捷林娜中國長春的親屬處置。與此同時，伊萬諾夫也給長春市政府發了函件，請市政府跟葉卡捷林娜——張冬娜的姐姐張嫣娜聯繫此事。
張嫣娜的姓名和地址還是專案組提供的，諸位可能還記得，本文開頭曾經出現過一個綠衣郵差，說女主人這幾天正在等候一封來自長春的信件。這封信件葉卡捷林娜沒有等到，在信件送抵之前十幾小時，她已經被殺害了。於是，該信就到了專案組手裡。
該信寄自長春，寫信人就是張冬娜的姐姐張嫣娜。張氏姐妹出生於長春的一個醫生家庭，父親張震世是留英醫學博士，當時是長春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姐姐張嫣娜比張冬娜大八歲，當年張冬娜追求進步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被挑選支援蘇聯在華情報組織而“失蹤”時，張嫣娜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由於張冬娜所從事的工作需要嚴格保密，根據規定她不但採取“失蹤”方式離開了長春，而且之後不能跟家庭、親友等所有熟人聯繫。這樣，她的父母只有將此行為理解為驟然遇害了。當時，不但在報紙上刊登了尋人啟事，還向警察局報了案，並出資僱請了私家偵探尋找。所有努力均無結果，最後，全家人只好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心中留下了一份永遠的悲痛。張冬娜的母親因此而染上了疾病，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幾年後，張氏姐妹的父親張震世因為同情抗聯，應邀秘密前往抗聯部隊的密營為負傷將士診治，返回長春後事情敗露而被關東軍殺害。張震世犧牲後沒多久，原就已經身染重病的張氏姐妹的母親也去世了。這樣，長春就只剩下另立了家庭的張嫣娜了。為躲避日偽特務的追查，她甚至不得不改姓換名，從夫姓鬱，用了一個很男性化的名字：鐵林。對於當時的張嫣娜來說，孃家的意識已經是一個一想起就會使其傷感不已的概念了。
上述情況，張冬娜是不知道的。她參加蘇聯情報系統的工作後，嚴格遵守工作紀律，不能跟以前所有的親友聯繫，當然也不能去長春。當然，想家想親人那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但張冬娜不會用悲觀的思維去猜測家人發生了什麼不測，而只是一次次地在心裡默默地送上一份祝福。這樣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張冬娜才敢把這份思念正式地對友人、對組織（蘇聯方面）亮出來，要求跟親人取得聯繫。但由於當時局勢未穩，這個心願未能實現。又過了兩年，那時蘇聯紅軍已經回國，張冬娜的組織就是蘇聯僑民協會，她向僑民協會提出要求：希望跟長春的父母、姐姐取得聯繫。蘇聯僑民協會同意她的要求，讓她將此事交給協會辦理，也就是由僑民協會方面出面替她打聽清楚長春方面的親屬情況並跟其親屬取得聯繫後，再讓張冬娜跟親屬直接聯繫。
不難想象，由於張家上述的巨大變故，哈爾濱蘇聯僑民協會要想跟張家在長春的唯一親人張嫣娜（已改名叫鬱鐵林）取得聯繫的難度是何等大。哈爾濱蘇聯僑民協會先是通過哈爾濱市民政局、公安局跟長春方面取得聯繫，要求尋找目標。幾個月後長春方面回覆告知：張家父母已經去世，兩個女兒張嫣娜、張冬娜不知下落。然後，哈市這邊的僑民協會又派員專門前往長春市，請長春市蘇聯僑民協會設法打聽此事。如此一直折騰到今年3月下旬，長春那邊不知通過什麼路數竟然打聽到了張嫣娜——鬱鐵林，寄來了幾張照片。
張冬娜看到照片後，馬上確認鬱鐵林就是她的同胞姐姐張嫣娜，這項歷時數年的尋親工程終於有了結果。張冬娜於是就按照僑民協會給她的姐姐的住址寫了一封信過去，4月10日，她收到了同樣激動萬分的姐姐的回函。接下來，這對分別了十八年的同胞姐妹自然迫切希望儘快會面。從後來寄達時因為收信人已經遇害而到了專案組手裡的那封張嫣娜的回信內容來看，張冬娜已經擬定了一個計劃，準備在最近帶著兩個兒子前往長春探望姐姐，當然，還有其他比如拜祭父母等等的內容，詢問姐姐是否可行。張冬娜在被害前兩天就開始等候的那封信件就是張嫣娜的回函。當然，誰也沒有想到，張冬娜最終未能讀到姐姐的回信。
張冬娜遇害後，蘇聯僑民協會負責處理其善後事宜的伊萬諾夫致函長春市政府請求轉告葉卡捷林娜之姐張嫣娜前來哈爾濱領取葉卡捷林娜的遺物。這種事情並非好事，長春方面當然需要張嫣娜所供職的單位協助做好死者親屬的安撫工作，確認不會發生什麼不測之後方能告知噩耗，最好還得有人陪同張嫣娜一起前來哈市。長春方面把工作做得很到位，最後由張嫣娜所供職的醫院指派了兩名女同事陪同她來哈爾濱了。
案情的轉折，就是隨著張嫣娜的到來而呈現的。這裡不說張嫣娜面對著妹妹以及兩個從未謀面的親外甥的遺體時的悲痛情景了，單交待她在接收遺物時的一幕：
張嫣娜打開伊萬諾夫交給她的那個木盒，裡面放著三枚戒指、兩根項鍊、兩根手鍊、一副耳環。看了看，她問道：“伊萬諾夫先生，請問哪件首飾是我妹妹遇害時所佩戴的？”
伊萬諾夫是一個很細心的人，他在登記遺物時都一一作了登記並在遺物上做了相應的旁人難以察覺的記號，當下便挑出了項鍊、戒指各一，說就是這兩件。張嫣娜馬上搖頭：“錯了！”
為什麼錯了呢？張嫣娜拿出了妹妹寫給她的信說，這封信裡妹妹明明寫著，在這十八年裡，她經常思念著父母和姐姐，夜深人靜時每每對著她過十八歲生日時母親贈送給她的戒指項鍊垂淚不已。這些年來，她一天也沒有取下過母親所贈的那兩件首飾，一直到現在。張嫣娜說著，出示了自己的項鍊和戒指，說那是她十八歲生日前媽媽特地去銀樓定製的兩套首飾中的一套，另一套就留給妹妹了。這兩套定製的首飾上，鐫刻著姐妹倆的生肖，她的一套是龍，妹妹的一套是鼠。但是，眼前這幾件首飾中並沒有鐫刻著妹妹生肖的那一套，因此，這裡面可能有問題。
蘇聯僑民協會當即給專案組打電話，未說張嫣娜轉述之語，只是請專案組負責同志馬上去僑民協會，稱有急事相商。
專案組長殷正源叫上喬曉光、勞啟明驅車急赴，聽說情況後立馬一個激靈，當即請張嫣娜前往市局單獨談話，瞭解情況。張嫣娜又提供了另一重要情況：她在得知張冬娜還活著的消息後，曾給她那未見過面的兩個外甥寄過兩對金木魚作為禮物。可是，在遺物中，卻沒有金木魚。
跟張嫣娜談話並看了她所帶來的其妹生前寫的函件後，殷正源倒抽了一口冷氣，作出了一個決定：對這幾件首飾進行鑑定。
哈爾濱幾家最著名的銀樓的頂級首飾專家被緊急召至市局，受命分別對那幾件首飾進行鑑定，結果是一致的：這些首飾都是假貨！
迷宮之門由此打開！
血案，原來是這樣發生的專案組舉行了緊急會議，重新分析案情，一致認為兇手肯定是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人，作案動機也很清楚，就是謀財。
殷正源終於長長地噓出了一口氣：行了！既然有清晰的作案動機，那就可以確定調查方向了。
調查方向是：追查贓物的下落。
專案組立刻全體出動，分赴哈爾濱全市各大小銀樓、首飾店鋪、寄售店家，不查別的，就查具有明顯贓物特徵的鐫刻著張冬娜生肖的項鍊和戒指，以及張嫣娜送給外甥的金木魚。
下午，專案組偵查員戚榮向殷正源報告：發現符合上述特徵的贓物！
戚榮是南崗公安分局的刑警，因此殷正源分派任務時讓他去了南崗區。下午兩點多，戚榮走進了位於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寄售商行。該商行的老闆姓李，戚榮原在該地區派出所幹過，跟李老闆也算是點頭成交的熟人。他也不去查看店鋪櫃檯裡擺出寄售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首飾，而是直接找了老闆。
李老闆也是江湖上混的角色，知道警察登門絕對不會閒得無聊來聊天侃大山的，必定有事，不等戚榮開口便主動發問：戚同志，有何見教？戚榮說也談不上什麼見教，只是想了解一下貴號最近進過些什麼首飾。李老闆不敢怠慢，立刻喚來一位店員讓把櫃檯櫥窗裡的所有首飾，不問真假，統統都拿進來給戚同志過目。
戚榮這一看，就發現了情況：這些首飾中有張嫣娜所說的鐫刻著張冬娜鼠形生肖的那條項鍊和一對金木魚。他一陣激動，表面上卻聲色不露，問賣出去過什麼沒有。李老闆說賣出去過幾件，拿來登記簿一一說了一下，張冬娜的那枚生肖戒指和另一個金木魚也在其內。
戚榮便立刻向殷正源打電話報告了情況，殷正源當即帶著另一偵查員小張趕到寄售商行，問了問情況，讓戚榮、小張向李老闆瞭解相關情況，做個筆錄，自己帶著疑似贓物立馬奔張嫣娜下榻的賓館。
張嫣娜確認項鍊和金木魚確是張冬娜之物。
當然，這還不夠，於是那幾位頂級首飾專家又被請到了市局，將張嫣娜提供的自己佩戴的生肖項鍊、戒指與疑似贓物進行了比照鑑定，並辨認了金木魚上的製作店家的記號，一致確認張嫣娜的認定是準確無誤的。
寄售商行那邊，李老闆提供的相關情況也已經制作成了筆錄，情況是：那幾件首飾是勞動節前夕的中午，由一個婦女拿來的。李老闆和商行的一位老店員鑑定首飾後，確認是真貨，且成色都是24K的足赤金。於是就議價，寄售商行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東西寄售，售出後雙方分成；另一種是商行直接收購，之後以多少價格出售跟另一方無涉。這位婦女選擇的是後一種方式，於是雙方簽了合約，當場銀貨兩訖立馬交割。
那位婦女留下的姓名是：謝翠珠。當時寄售商品還沒有規定必須出示戶口本，住址也可留可不留。因此這位謝姓女子沒留住址，李老闆也未曾提出異議。
李老闆對於謝翠珠的印象是：三十五六歲樣子，長相一般，肥胖，膚色白皙，操哈爾濱本地口音，談吐和穿著打扮看上去像是非勞動人民家庭的成員。
專案組於是著手調查這位謝翠珠。
先是抱著良好的願望，指望謝翠珠用的是她的真名，這樣就可以通過戶籍檔案比較容易地查到她。可是，這個希望被事實無情地證明不過是一個肥皂泡。那就只好通過全市各派出所分頭進行查摸了。一份由哈爾濱公安局的名義發出的緊急協查通報悄然發往全市各派出所，要求每個戶籍警都行動起來，迅速查清各自管段裡是否有一個符合通報所列出特徵的中年女子。
至次日上午十時，共有香坊、道里、南崗等五個分局向專案組通報說管轄範圍內發現符合緊急協查通報中所說的對象，一共竟有八位。殷正源說我不嫌多，你們把她們的照片給我送過來。
八張照片彙總後，讓李老闆和那個老店員辨認，他們用鑑定首飾真假的認真勁兒反覆查看過後，指著其中一張照片說就是這個女子。
這個女子，是香坊區的一個家庭婦女，名字中倒是有個“翠”，但不姓謝，戶口本上寫著叫“王翠庭”，是個寡婦，丈夫原是關東軍的翻譯官，光復後被蘇軍逮捕，沒幾天就死在看守所裡了。王翠庭靠著丈夫以前弄得的不義之財還是過著不錯的日子，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一份職業做。據街坊反映，說王翠庭的生活作風有點問題，經常有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她家進進出出。
那麼，4月22日晚上王翠庭是否有作案時間呢？專案組對此進行了悄然查摸，最後收集到的確鑿證據表明王翠庭沒有作案時間。
當天晚上，專案組在派出所的配合下，悄然將王翠庭拘捕。隨即連夜對其住處進行搜查，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物品。這邊剛開始搜查，那邊對王翠庭的訊問已經在進行了。王翠庭起初矢口否認去寄售商行出售過首飾，專案組事先已有準備，把等候在局子裡的李老闆和那位老店員叫過來當場作證，又提醒王翠庭可以將其在寄售商行登記本子上留下的簽名送交市局進行技術鑑定，王翠庭這才不得不承認是她去寄售商行出售了那幾件首飾。
那好！咱們接著往下談吧——你拿去出售的東西是從哪裡弄來的？
哪裡弄來的？撿的唄！
撿的？是從哪裡撿的？
王翠庭是一個說謊不會臉紅的女人，而且腦子反應很快，眼珠子一轉就是一個謊，當下便臨時編造了一段情節，倒也有時間有地點有事件還有人物，也不缺結果，說得有鼻子有眼。
可是，此刻王翠庭面對著的是刑警，她這一招不可能起作用。不過，專案組這邊一時卻也找不到戳穿她的謊言的證據，訊問就這麼進入了僵持狀態。一直到天明，也沒有什麼突破。殷正源尋思這麼硬撐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另外設法尋找證據，於是就讓把王翠庭送到看守所關押，關照要將該人犯看管好，不能出現任何差池，否則破不了案子大家臉面上都不好看。
據說王翠庭一進看守所倒頭便睡，而且睡得很沉。專案組幾位可就沒這福分了，自殷正源以下一個個雖然都是哈欠連連，可誰也不能休息，用冷水洗把臉後便集中到專案組駐地客廳裡開起了案情分析會。偵查工作進行到這當兒，目標已經牢牢鎖定了，王翠庭的所謂“撿來的”說法顯然難以掩蓋其對於該案兇手知情的事實。現在需要的是她的口供，以順藤摸瓜查清楚誰是兇手。鑑於王翠庭的抗拒態度，看來光靠單純訊問可能難以使其招供，還得蒐集證據。這種蒐集證據的過程也許同時又是尋找兇手線索的過程，所以大家必須認真對待。
專案組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圍繞王翠庭的社交圈進行廣泛查摸，於是當場進行了分工，兵分數路立刻投入工作。另外撥出兩人繼續對王翠庭進行訊問，政策攻心，指望能夠奏效。
偵查工作大多數時候其實是一種無聊的徒勞式勞動，出動多名偵查員進行長達數天甚至半月一月的調查，最後還是什麼線索也沒有摸到。這次王翠庭的社交圈調查就是這樣，三天之內偵查員總共接觸了上百人，但查來查去還是沒有收穫。對王翠庭的連日訊問也沒起到什麼效用。
案子辦到這份上，就像煮了一鍋夾生飯。於是繼續分析案情：如前所說，兇手應該跟被害人葉卡捷林娜是熟人。而他所獲得的贓物又是通過王翠庭銷出的，那麼，他就必須具備一個基本條件：既跟葉卡捷林娜熟識，又和王翠庭具有非同一般的關係。
那麼，王翠庭是否認識葉卡捷林娜呢？
偵查員勞啟明腦子裡忽然電光石火似的閃過一個念頭：葉卡捷林娜常去教堂，王翠庭是不是教徒呢？如果王翠庭也常去教堂，那麼，她們就可能相識。
勞啟明一說，殷正源點頭道：“對！順著這條線查一查！”
偵查員去了葉卡捷林娜平時經常光顧的那個教堂，瞭解下來，教堂方面說不知道王翠庭這樣一個人。
這個推斷看來不存在。教堂接待偵查員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華人神甫，姓鍾，他在送偵查員出門時微微嘆息道：“太可惜了！”
偵查員小張問鍾神甫可惜什麼，鍾說：“那個葉夫根尼是個多麼聰明的孩子啊！”
小張暗吃一驚，尋思葉卡捷林娜滅門血案是保密的，鍾神甫怎麼知道了？一問，鍾神甫說這事幾乎全體教徒都已經知道了，教堂甚至還準備為死難者舉行祈禱儀式呢。
小張回去向殷正源一彙報，殷正源說時間已經有點長了，這麼大的案子當然是紙包不住火會洩露出去的。稍停，殷正源忽然說：“鍾神甫嘆息說葉夫根尼聰明，為什麼他對一個九歲的孩子有這麼深刻、直觀式的印象呢？這需要了解一下。”
殷正源親自去教堂拜訪了鍾神甫，這才知道原來葉卡捷林娜經常去教堂其實倒也並非對東正教有什麼特別的興趣，而是她請鍾神甫教大兒子葉夫根尼俄文。因為她認定兩個兒子以後肯定要回到他們父親的家鄉去成長的，因此必須學好俄文。鍾神甫跟葉夫根尼接觸下來，發現這孩子簡直聰明絕頂，才學了幾個月，就已經能用俄文夾著中文造句甚至寫短文了。
這回，輪到殷正源電光石火了。他的電光石火內容是：葉夫根尼的造句和作文裡會有什麼線索嗎？兇手既然是熟人，那麼，孩子是否會在漫不經心間寫到他？
於是就去查看葉夫根尼的書包，裡面果然有一個硬封面本子，上面寫著“俄文學習記錄”。本子裡果然是如同鍾神甫所說的以俄文為主、中文為輔的造句和短文，還夾雜著顯然是葉卡捷林娜加進去的漢語，估計那是葉夫根尼沒有學過的字。把本子交專案組配備的那位市局外僑科派來的翻譯，他看下來，說葉夫根尼在本子裡幾次提到了一個人：季叔叔。說這人來他家拜訪，給他和弟弟帶來了玩具。
可是，之前訪問到的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所有好友、鄰居，誰也沒有說到過有這麼一位姓季的男子。這人可疑！
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用這位“季叔叔”作為磚頭去砸王翠庭那顆硬核桃。
王翠庭一聽到“姓季的”，臉色就變了。堡壘終於由此攻破，王翠庭承認那幾件首飾是她的一位最近剛結交的名叫季耕的男子交給她讓她去出售的。
季耕何在？王翠庭供稱住在哈爾濱落馬湖一帶，具體地址她也不清楚。
專案組於是立刻去調查，當晚，季耕就落入了法網，隨即作了交代。
滅門血案終於真相大白：季耕，34歲，早年當過東北軍排長，後以做小生意謀生。當年別爾夫什卡小組開展秘密工作時，他曾被別爾夫什卡發展為外圍成員，提供和轉送過一些情報。後來，日本人實行了嚴厲的經濟政策，季耕的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別爾夫什卡就讓他到他的店鋪裡當雜工，做了大約八個月後才離開。之後，季耕就沒了消息，他去瀋陽謀生了。哈爾濱解放後，季耕返回哈市，還是做起了小生意。他在瀋陽時就已經聽說了別爾夫什卡被關東軍殺害之事，也就沒關心別爾夫什卡的妻兒的下落。不料今年春節過後的一天，他忽然在街頭與葉卡捷林娜不期而遇，雙方都是一陣驚喜，葉卡捷林娜熱情地邀請季耕去她家坐坐。這樣，季耕就知曉了葉卡捷林娜家的住址。
之後，季耕又去拜訪過葉卡捷林娜，每次待的時間不長。大約從第三次拜訪時開始，他就起了殺人謀財之意，因為他吃喝嫖賭開支很大，做小生意的收入根本不能滿足需求。為此，他就開始暗做準備。他的思維很是縝密，不但考慮了作案後如何偽造打碎玻璃窗從廚房進入現場的假象，還想到了如何轉移偵查視線的伎倆，於是就準備了數件假首飾，作案時進行掉包；另外，取現鈔時還故意剩下一部分，並“忍痛割愛”沒劫取女主人的手錶。專案組果然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很長的時間，如果不是後來想到了查葉夫根尼的記錄，還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查摸呢。
1949年9月，季耕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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