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發生的時候，受戰爭蹂躪的那些地方，民不聊生，經濟活動停止，當然談不上什麼擴大需求與擴展經濟活動。但是，一方面，戰爭本身要耗費大量的資源，構成參戰方對軍火、運輸等產業的額外需求；另一方面，戰爭不僅殺人而且毀物，戰爭一旦停止，人們要重建戰爭中摧毀的一切，就形成大量的經濟需求。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危機是多種多樣的，而對危機的經濟分析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分析危機的經濟根源，因為真的會有許多危機有著或遠或近的經濟起因，比如一場氾濫洪水，可以追溯到長期以來的掠奪性採伐森林的人類行為；而擴大市場、佔有資源，可能是一場戰爭的直接動因，等等。我們還可以分析面對危機各種利益群體或個人的行為方式，可以分析危機發生時一個經濟如何應對危機、如何配置資源的方法和比例，等等。我們還應該分析各種危機對一個經濟在各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本文只是想從經濟學的原理出發，以“非典”危機作為主要實例，就幾個與危機應對機制相關的問題進行一些分析。
危機中的不確定性與應對危機的信息機制
在“非典”危機中顯示出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確定性”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和針對不確定性採取對策的必要性。
“非典”迄今為止的傳染率和死亡率，比起人類已知的許多疫病，其實是很低的，但人們之所以大量減少經濟活動，主要就是人們不知道這種疫病的傳染方式、預防方法和醫治辦法。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人們的不安全感與傳染率、死亡率不成比例，從而採取比防範其他疫病更加謹慎的預防行為。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上，人們傾向於“小事做大”——為了避免很小概率的事件發生，採取過大的防範措施。這就是所謂的“恐慌”。在恐慌發生時，人們傾向於採取“過激”的行為，過度防範，過度謹慎，過度緊張，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因為信息的不完全，也就是不確定性的存在。“非典”這種傳染病危機和金融危機等發生時，這種由不確定性導致的恐慌，都可能發生。
但是不確定性的存在，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原因。一種原因是人們的知識和信息本身受到侷限，比如對“非典”的病因和醫治方法還不知道。但也有另一種原因，即已有的信息傳遞不暢，或人為地掩蓋信息或以誤傳誤、扭曲信息（如謠言）等。比如在科學上已經知道“不發病不傳染”。因此只要採取一定的防範措施人們可以採取一些正常的活動，但這一知識沒有進行很好的宣傳，許多人不知道，誤以為傳染機會很廣，就屬於由“信息傳遞不暢”或“無知”所導致的恐慌。再比如，政府作為佔有信息較完全的權威機構明確地告知大家哪裡可能有傳染源，哪裡沒有傳染源，人們就可能較為放心也去那些沒有傳染源的地方，而不是哪裡都不去。在最初階段各方面對“非典”的知識都很少的情況下，大家採取一切可能的防範措施是對的。但隨著對“非典”的知識和信息的增加，我們現在也逐步認識到有些過去被認為可能傳染“非典”的活動，其實是安全的，或者在採取一定的防範措施的前提下其實是安全的。及時將這些信息告訴公眾，有利於大家恢復一些正常的經濟活動。
故意掩蓋信息，特別是掩蓋不利的信息，有時可能是為了防止恐慌，但是這一方面會導致本來就不足的信息變得更少，使不確定加大而不是減少，另一方面還會導致“謠言四起”，人們開始傳播錯誤的信息（這往往都是誇大壞消息的信息），從而使局勢更加惡化。總之，從經濟學的原理上看，一切加大信息不完全性的做法，從長遠來看都只會加大不確定性，從而加大恐慌，而不是減少恐慌。
這時，有效的危機應對機制應該是怎樣的？應該如何針對這種行為而採取措施以減少恐慌而不是加大恐慌？
符合經濟邏輯的建議是：信息越公開、越充分、越正確、越及時越好，越有利於減少恐慌。在危機應對機制中，首先要建立的就是危機應對的信息機制。
及時採用公共政策，提供公共物品
我們所談論的危機，只要它涉及的人群較大，都是一種公共生活或社會活動的危機，而不是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個企業的“私人危機”。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對公共性的危機事件進行定義——只要一個事件具有“外部性”，只要我們無法對這一事件中的成本與收益的承擔者進行明確的限定，這一事件就具有公共事件的意義，如果是危機，就是一種公共危機。
簡單地說，作為一種公共危機的特點就在於：它必須通過集體的、公共的協調才能加以應對，而不能僅僅依靠私人分散行事。公共協調的努力，可以減少成本，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應對危機。而在運行機制上，由於存在外部性，“私人間談判”的機會成本又太高，因此市場機制在此是不靈的，必須依靠政府機制，一方面利用政府這個現成的公共機構去進行對公眾行為的協調，貫徹公共政策，包括強制性地執行法律法規；另一方面通過公共財政，及時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
以“非典”為例，作為一種傳染疾病所引起的危機，顯然是一種公共危機，而且它具有很強的“外部性”。面對這樣的危機，顯然必須採取公共集體行動，在公共機構的協調下、甚至是強制執行下加以應對。比如，在“非典”蔓延時期對一些人群進行強制隔離，只能是由公共機構來加以貫徹執行的事情。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這類集體行動也會比每個個人都以個別方式進行的行動更有效率。比如在疾病危機暴發時，如果每個個人都“私人地”採取措施加以防範，成本會很大，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癱瘓，而由政府組織的集體行動，可以因信息較完全，只是有重點地隔離可能傳染的人群，使大多數人可以正常活動。這樣做在經濟上的一個效果就是使受影響的人實際上變少。一個“非典”嚴重的城市通過公共協調有效地隔離5萬人，成本看上去很大，但這樣可能使其他500萬人更放心地從事活動，否則500萬人都不活動，整體的成本更大。
這種應對危機的公共機制要真正發揮作用，需要有事先的、明確的制度安排，比如事先有立法，明確規定什麼事件可以定義為危機，危機發生時政府可以依據哪些法律條款，啟動哪些特殊權力，利用哪些儲備資源，進行哪些社會動員，等等。同時在財政上，也必須明確地在平時就有一定的準備。
根據危機的不同性質和特點及時採取經濟政策以穩定局勢
無論是哪一種危機發生，首先要做的是如何控制危機，減少其本身的災難效應，然後要做的（也許是同時要做的），就是如何保持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特別是要採取措施儘可能地保持經濟活動的進行，防止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無論如何，經濟活動是使社會得以運轉的基礎。因此，應對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針對不同類型的危機採取有效的經濟政策。
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方面對危機進行分類。在這裡，可根據我們的特殊分析角度，將危機分為兩類，一類可以稱為“需求刺激型危機”，一類可以稱為“需求抑制型危機”。
戰爭和洪水，可能是所謂“需求刺激型危機”的例子（相似的還有地震、颱風等）。以戰爭為例，戰爭是人類之間的相互殘殺，因此它是一種危機。在戰爭發生的時候，受戰爭蹂躪的那些地方，民不聊生，經濟活動停止，當然談不上什麼擴大需求與擴展經濟活動。但是，一方面，戰爭本身要耗費大量的資源，構成參戰方對軍火、運輸等產業的額外需求；另一方面，戰爭不僅殺人而且毀物，戰爭一旦停止，人們要重建戰爭中摧毀的一切，就形成大量的經濟需求。洪水也是這樣，在洪水暴發的那幾天，當然經濟活動是停止的，但一旦洪水退去，人們災後重建的需求，就構成當期經濟總需求的一部分，而重建工作本身，則構成當期GDP，即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洪水和戰爭在這裡的一個共同點在於，它們是破壞性的，但它們破壞的是過去的GDP（所積累起來的財產），而增加了當前的GDP，擴大了當前的總需求。儘管現實生活比我們這裡的分析要複雜一些，比如一場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影響是不同的（勝者總是獲利方），戰爭時間的長短對當期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財富的破壞會因“財富效應”而減少戰敗國的需求，等等。但是畢竟，當年若不是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經濟還不會真正從大蕭條的泥坑中拔出來；而世界大戰發生時歐洲經濟自然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但大戰後的重建，又可以說是使它們能持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軍火工業集團的利益是戰爭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戰後重建的大蛋糕，又可能構成歐洲（包括最初支持戰爭的英國和西班牙）與美國發生利益衝突的原因。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我們當前所經歷的“非典”這種傳染性疫病危機，它屬於另一個類型，即“需求抑制型危機”。除了增加一點對醫藥的需求以外，這種危機的經濟影響基本上可以說是徹頭徹尾地在減少需求！這種危機不僅因奪去一些人的生命而減少人類的經濟活動，而且它使大量的人因懼怕被傳染上疫病而減少甚至停止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需求，甚至減少資源的消費。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少外出、少購物、少旅遊、少開會，還表現在許多貿易和投資的項目，會因人們減少旅行和開會而推遲甚至取消。人們對生命的珍惜，使人們減少其可能被傳染上疫病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活動，加在一起，這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間，它可以使GDP的增長率大大下降。總之，“非典”疫病這種危機與戰爭等危機的區別在於，它既沒有因當前人們活動的增加（儘管是戰爭一類的破壞性活動）而增加當前的需求，也不會因破壞過去積累起來的任何財產而提出“重建的需求”，它只是簡單地減少人們當期的活動！與此相類似的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並不提出額外的當前需求，也不因破壞任何物質財富而提出今後的需求，它只是可能使一個經濟的“金融資產”受到破壞（也就是所謂的資產“縮水”），而金融資產的價值是不計入GDP的，計入GDP的只是當期在一定需求下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和服務。而且，金融資產縮水對需求的影響一定就是負面的“財富效應”——人們因收入預期的降低而減少當前的消費。
因此，對於像戰爭、洪水那樣的需求刺激型的災難和危機，相應的經濟政策是防止物資短缺，鼓勵增加供給，防止通貨膨脹；而針對“非典”這樣的危機，相應的經濟政策就是如何擴大需求，如何防止經濟衰退。比如，就目前應對“非典”危機來說，相應的經濟政策包括：
——在某些產業的需求還不能很快恢復的情況下，及時採取政策，鼓勵其他一些受影響不大的產業的需求有所增長，以保持總需求水平的適當增長。比如，在旅遊、交通、服務業等活動一時還很難恢復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政府應加緊落實鼓勵住房、汽車、醫療保健、環保、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需求的具體政策措施，使這些領域的需求有所增長，以抵消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
——對於受直接打擊較大的產業中的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政府應適當通過減免稅費徵收、提供貸款貼息等方式，幫助它們渡過危機的階段，不使由此導致的一些企業的倒閉和失業過多，影響下一階段的正常增長。
——適當加大政府支出，彌補總需求的不足。特別應加大公共衛生方面的支出，這不僅有利於彌補當前總需求不足的缺口，從長期看有利於通過改善醫療衛生條件而改善我國的投資環境。
總之，及時正確地分析不同的危機類型及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不同影響，才能採取正確有效的應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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