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一家不起眼的蛋糕坊，迅速扫了一眼冷柜，我给自己挑了一块朴素的奶油蛋糕，蛋糕上的红樱桃让我记起十八年前的今天。
我的十岁生日聚会，父母为了给我庆生操办了二十几桌宴席，彩色的“10岁”蜡烛插在三层蛋糕的最上层，旁边也点缀着几颗艳红的樱桃。
印象中，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生日。随着年龄增长，我不喜热闹，不爱交际的性格越发明显，加上离家在外，生日这样特殊的日子，慢慢成了我生活里平凡的一天。
我在这之前裸辞了，度过了一段不长不短、漂浮不定的日子。诚实地说，裸辞之后的日子闲适、自由，我似乎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承受着巨大的不安和焦虑，尽管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读书、旅行、写作，但靠微薄的稿费收入很难支持生活所需，渐渐地，我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开始结结实实地感受到没有固定收入的压力，我的那些理想和热情，在现实面前开始毫无底气。
二十八岁，我度过了顺风顺水的二十八年，裸辞的十个月之后，我无可避免地进入了自我怀疑期。
六年前大学毕业，因为本科成绩不错，我拿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而相比于艰苦的研究生生活，毕业之后的择业更为不易。三场面试之后，我收到三份offer：深圳外企，香港NGO，云南支教项目。
一番纠结，我选择进入外企，理由是前辈的指点：大公司有好的资源，这之后，你可以再去做帮助别人的事，会更从容，也更得力。我至今仍肯定它的正确性，生活与现实之中，空谈理想绝非易事，况且，我自问还没有牺牲个人幸福的准备。
工作四年后，我离开深圳去往上海，虽然转岗初期压力很大，但也算是顺利进入了事业上升期，不出意外，再过两三年，我大概是外企一个小小的中层了。可触手可及的职业天花板让我不安，制度完善的大型企业中，人来人往太过常见，缺了谁都能平稳如初，即便做到管理层，我还是一颗渺小的螺丝钉，而被另一颗螺丝钉替换，不过是十份拷贝在U盘里的文档。
辞职十月，两篇被公号录用的文章帮我赚到了很有限的外快，除去旅行和生活的支出，户头上的余额还能撑上一年半载，但我慢慢丧失的，是最初辞职时的无畏和勇气。
越是接近自由的生活，便越是能看清自己的平庸。周围才华出众的大有人在，大家都还在做一颗卖力又称职的螺丝，我凭啥敢过这种自由的生活呢？
才华无法支付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在告别农耕时代的商业社会，这或许就是大部分人的宿命。而再回头看看，裸辞之前，我对自己的认识尚且浅薄，以为抵挡住朋友亲人的追问是容易的，能把理想、兴趣做成赚钱的事业是可行的。
可当我面对“你现在怎么赚钱？你做什么工作？”这些提问时，用理想主义的答案敷衍其实的确有些滑稽可笑，不赚钱就等同于不工作，这是普遍适用的逻辑。无法解决初级物质需求的勤奋，注定不会得到理解和褒奖。
裸辞之后，没有人在意你花在学习、写作、投稿上的时间，没有人在意你每天修图、码字到深夜，大多数人眼中，不赚钱的你就是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仅此而已。当然，我不认同金钱和地位是衡量他人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准，但某种无形的压力仍然实实在在地压在我胸口，这是我曾经低估的来自真实生活的挑战。
二十八岁的生日，我许下了一个愿望，很简单，希望能在二十九岁之前重新过上有钱赚的日子。
也许这是我这辈子许过的最庸俗的生日愿望，但在保证生存的同时，依然不忘理想，才是这愿望最终的指向吧。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18年第18期更多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责任编辑：彭姝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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