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嘴 大嘴讀史
對於杭州話，有個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兒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兒，老頭兒、瘋婆兒、小伢兒”。
無獨有偶，河南話，尤其是開封話，同樣含有大量兒化韻尾詞，以至於有人把開封話稱作是“河南味兒的北京話”。
那麼，杭州話的兒化音究竟是與河南話同出一源，還是和北京話沾親帶故呢？
應該說都有關係。
杭州話的發展演變中，受過河南話的影響，也受過北京話的薰陶。
在歷史上，曾經有一個時期，杭州人以說河南話為榮。
據郎鍈《七修類稿·杭音》記載，“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
靖康之恥後，建炎南渡，宋高宗趙構狼狽地逃到杭州，隨行的皇室皇族、文武官員、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湧向杭州，直接改變了杭州方言。
有人說，杭州那時候就挺繁華的了，有這麼多本地人，就算一千萬人逃到南方，真正到杭州的能有多少呢？這些人能改變整體的人口結構？能改變根深蒂固的語言習慣？
再說了，從東晉開始，南北朝期間，唐朝的安史之亂，這些時期，不斷有北方移民遷入杭州，最多也就是使江南的方言，包括杭州話，增加了一些北方話的成分而已，要想整體影響，怕是做不到吧。
我們來看看李興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據記載，從建炎元年（1127年）到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的30年間，進入杭州的北方居民人口已經超過當地人，宋朝就出現了“人口倒掛”。
“人口倒掛”的結果就是：說北方話的絕對人數人多於說杭州本地話的人口。
而且，當時來說，河南話才是被大家推崇的“尊貴”語言。
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說：“中原惟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寇準在《說郛》中說：“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陳鵠在《西塘集》也提到：“鄉音是處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
起先，這批身分和地位特殊的移民大部分居住比較集中，在杭州城內形成了一個開封方言區。接著，其他北方移民的方言也向開封話靠攏。然後，滿城到處聽得到開封話。
南宋張端義在《貴耳集》中說：“德壽孝宗在御時（1162-1189年），韺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鍾，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後，多是明、臺、溫、越人在門，其聲皆鮑魚音矣。”這說明宋朝皇室在1127年南渡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還是以開封話作為官方通行語言，開封音是朝廷標準音。
開封話是朝廷官話，也成了杭州的強勢語言。這時候，杭州本地人突然發現自己的方言成了非主流。
要融進更高一層的圈子，要和這批處於統治地位的開封人打交道，土生土長的杭州人就必須學說開封話。
做官、上學、經商，一口開封話，絕對是個加分項。哪怕是當傭人，會說開封話，活也好找些，工錢也多些。
於是，杭州人開始以說開封話為榮，很有些趨之若鶩的意思。
葛劍雄在《人在時空之間：穿越千年時空體驗人文意境》一書中說到，“北宋南宋之際，大批河南人隨宋室南遷，由於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鉅商、富戶，在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舉足輕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視，還學著說河南話，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還帶北方味。”
當然，影響是相互的，原本的開封話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話的影響，形成了一個既有別於杭州話，又和開封話有些差異的“杭州開封話”。
杭州話，毫無疑問屬於吳語的體系，但和大多數吳語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調，北方的字眼；吳語的發音，官話的用詞。
劃重點時間到。（免得被杭州人噴）
第一，我們說杭州話受到河南話的影響，說的是南宋時期的杭州話，不是現在的杭州話。那時候，不管是開封話，還是杭州話，估計我們現在都聽不懂。《七修類稿》的記載說的也是明朝時的杭州話有開封話的痕跡，對現在的杭州話有影響，但談不上一脈相傳。
第二，我們說杭州話比較官是因為南宋遷都也是不對的。事實上，現在杭州話的官腔特點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漸形成的，杭州話更接近明清官話，這一點對比一下宋朝的《廣韻》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據此說，現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後代，那更是大錯特錯。要知道，太平天國的時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後來的杭州人都是吳越周邊地區移民的後代，其中紹興人最多，俗話說“杭州蘿蔔紹興種”就是這麼來的。
杭州人一直不願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聯繫在一起。據說，有一年過年，《錢江晚報》有個記者說餃子是杭州人過年的傳統食品，結果犯了眾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視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經風光過，河南話也曾經大行其道，風水輪流轉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還以會說河南話為榮呢。只是，那時的杭州人和現在的杭州人關係不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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