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嘴 大嘴读史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
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
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
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据郎锳《七修类稿·杭音》记载，“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靖康之耻后，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狼狈地逃到杭州，随行的皇室皇族、文武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涌向杭州，直接改变了杭州方言。
有人说，杭州那时候就挺繁华的了，有这么多本地人，就算一千万人逃到南方，真正到杭州的能有多少呢？这些人能改变整体的人口结构？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
再说了，从东晋开始，南北朝期间，唐朝的安史之乱，这些时期，不断有北方移民迁入杭州，最多也就是使江南的方言，包括杭州话，增加了一些北方话的成分而已，要想整体影响，怕是做不到吧。
我们来看看李兴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据记载，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30年间，进入杭州的北方居民人口已经超过当地人，宋朝就出现了“人口倒挂”。
“人口倒挂”的结果就是：说北方话的绝对人数人多于说杭州本地话的人口。
而且，当时来说，河南话才是被大家推崇的“尊贵”语言。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寇准在《说郛》中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陈鹄在《西塘集》也提到：“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
起先，这批身分和地位特殊的移民大部分居住比较集中，在杭州城内形成了一个开封方言区。接着，其他北方移民的方言也向开封话靠拢。然后，满城到处听得到开封话。
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德寿孝宗在御时（1162-1189年），韺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后，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门，其声皆鲍鱼音矣。”这说明宋朝皇室在1127年南渡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以开封话作为官方通行语言，开封音是朝廷标准音。
开封话是朝廷官话，也成了杭州的强势语言。这时候，杭州本地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方言成了非主流。
要融进更高一层的圈子，要和这批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就必须学说开封话。
做官、上学、经商，一口开封话，绝对是个加分项。哪怕是当佣人，会说开封话，活也好找些，工钱也多些。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
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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