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拙老友記】發佈的是口述真實故事，由陳拙和他的朋友們，基於真實經歷進行的記錄式寫作，以達到給人生續命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的故事來自一名心內科醫生，斯命。

心臟是個特殊的器官，心內科每年發出的病危通知書是最多的。跨年夜當晚，斯命一個人守著20床危重病患。最多一天做了9臺手術。

和這些病人待的久了，斯命見過很多抉擇，有些來自病患自己，或是他們的家屬。

他曾經覺得，有些抉擇的背後，是人性的陰暗。

直到那一天，有三位病人來到心內科室，他們用臨終前的96小時，給斯命上了最後一課。

最後的選擇

斯命/文

心電監護儀的屏幕上，一條筆直的線。

一下，兩下。我沒有停下手裡的動作，十指交疊，對準老人的胸口，機械地重複按壓動作。胸腔內並無跳動反應。

心臟的疾病就是這樣，跳動之間，轉瞬生死。

一個人想要活到100歲，心臟大概得跳動40億次。

可是說不準，哪一下它突然就不跳了。

我穿著心內科的白大褂，平均一週簽下3封病危通知書，每72小時就有一位病人去世。這自然是每位醫生不願看到的，但也是自然規律。

不同的是，大多數人其實都能有一個最後的選擇。有人選擇在家中永遠沉睡，有人選擇在急救臺上逝去，還有別的……

此刻，我仍然彎腰進行著胸外按壓，老人家的胸口已經冰涼。

視線裡，哭泣聲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人影都是模糊的色塊，只有心跳監護儀上的那條直線依舊不變。

心內科的我，對心電監護儀上那條直線再熟悉不過。

只是整整4天間，經歷過我的那3位病人，這條直線在我眼裡不一樣了。

在變成一條直線之前，他們都做了最後的抉擇。

心內科的病房走廊有20多米長，一個緊急病患被架上推車，拉進電梯的時間大概是30秒。

確切的說，這是我們與死神的賽道。

第一個病人，住在“賽道”的最後一間。

他看似看淡生死，不過我覺得他是在“扛著”，是個“扛爺”。一年前扛爺就被查出心肌梗死，回家照樣菸酒不誤。現在送過來胸痛了一天，不肯抽血，也不做手術，就是默默地“扛”。

更讓我頭疼的是，壓根找不到扛爺的直系親屬。

而走道另一邊的盡頭，距離出口最近的位置，住了個臭脾氣的何老伯，日常活動是逮著護士罵。他女兒脾氣更差，只要見父親不聽醫囑，她就開始大聲呵斥。我們的走廊常常充滿著這對父女的吵嚷聲。

最後一位病人王婆，住在走廊稍中間的病房，她總把頭髮梳的一絲不苟，身上的病號服洗得泛白，好像隨時要出院的樣子。而且她很愛笑，一個人也笑盈盈的，是個“笑婆婆”。她的病床正好靠著窗邊，往外遠瞭就是普通人生活的城市，也不知道能否看到她的家。

扛爺、何伯，還有“笑婆婆”，這三位病人都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他們的心跳隨時可能變成一條直線。

病情進展到這個程度，我除了根據病患的選擇，做出相對應的措施以外，幫上的已經很少了。有些意外地，這時我更多地開始暗暗觀察三位病人的“最後一個選擇”。

三人中，最先做出選擇的，是“笑婆婆”。

王婆來的第一天，我正在值班室處理病例，空蕩蕩的走廊盡頭，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主任跟我打了個招呼，直奔搶救病房。

被搶救的人就是王婆，後來她轉移到科室病房，每次我去看她，護士給她換藥打針，她都笑眯眯地說謝謝，還提醒我們“要好好吃飯”。

王婆的家人始終都陪伴在身邊，除了護工以外，床頭還圍著一大幫子人跟她說話。而我每次經過走廊盡頭的房間，都只能看到孤零零的扛爺，只有一個護工陪著他。

有親人的照顧，王婆每天都精精神神的，身上的病號服洗了又洗，透著一股泡沫的味道。

眼前王婆一家子異常和諧，但我心裡清楚，王婆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

當天下午，她完全喘不過氣，血壓計上的指數不斷攀升，經過嗎啡鎮靜等搶救，她的情況才穩定下來。

我趕過去時，王婆正攥著女兒的手，在病床上不停扭動。慌亂中她一把扯掉輸氧的面罩，微弱的呢喃傳來，翻來覆去就是那一句話——

“我不行了，帶我回去.....”

王婆的女兒拉著母親的手，兩隻眼睛看著我。

我一邊搶救，一邊和家屬解釋了病情：王婆隨時可能病情惡化，甚至死亡。如果到了最後一步，只有兩個選擇：第一，繼續插管搶救、轉ICU。第二，送回家裡，再多看一眼。

鴉雀無聲，現在輪到我看著王婆的女兒了。

有時候，不光是病人在抉擇，病人家屬也會有自己的傾向。

可這個決定誰也沒法輕易說出口。

主任認真地翻著王婆的病歷，扭過身和家屬耐心地講解，討論的聲音很小，家屬們不住地點頭。

“還是要尊重老人家的意見。”主任朝病房裡望了一眼，緩緩合上病歷。

他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趁王婆意志能保持清醒的時候，讓她自己做主。

家屬點了點頭，同意了。

我有些不理解，等王婆的生命體徵穩定下來，還是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真的要那麼急嗎。

趁著眾人討論，我走到王婆的床前，她的女兒起身衝我點了點頭。老太太安詳地坐在病床上，女兒往她腰後面塞了一個枕頭。

一切都很安靜，除了心電監護儀不時發出滴滴的警報聲。

王婆的眼睛慢慢眨了一下，看得出精神有點疲憊，但整個人還像之前一樣，慈祥平和。

“醫生，謝謝你啦，這幾天多得你的照顧。”王婆笑著對我說。她的眼神平靜，不像一個剛剛經歷了多次搶救的病患。

“王婆，為什麼要回家呀，想家啦？”

王婆慢條斯理地說：“人老啦，要回家啦，咳咳咳......”話被咳嗽打斷，她的女兒輕輕拍著她的背。

她告訴我，自己是鄉下人。吃那片土裡的莊稼，現在要回到那片土裡。

走出病房，主任跟我交代，“這是我好兄弟的媽媽，你幫他們叫輛車，給她辦出院吧。”

醫院的救護車一般不送病人回家，接這種活的都是一些“黑車”。費用往往非常貴，遇到那些很危重的患者，他們還會獅子大開口。

車到了，是白色的，後廂很長，足夠放下一個人。

我給王婆測了最後一次血壓，拆掉了心電監護，拔除了尿管，跟家屬合力，把她挪上了一個小車床。

王婆做出了最後的選擇，我也做了最後能為她做的事。

“她們想她媽死，沒良心”。王婆的護工突然沒了工作，在病房外面嚷嚷。

王婆只是回過頭來對我說：“謝謝你啊，醫生。”

沒有那些線路和儀器的束縛，老人家顯得輕鬆許多。她坐在車床上揮手向我道別，露出一排牙，中間還掉了幾顆，兩頰紅撲撲的，笑得安詳。

我定定地看著，她的笑一直留在臉上，沒有變過。

王婆走後，我負責的病人還剩下兩個——走廊入口的臭脾氣何伯，另一頭的扛爺。

與何伯整日在病房吵鬧不同，扛爺在走廊盡頭總是很安靜，每次我路過他的房間，這種安靜都讓我心慌。

入院兩天了，扛爺的家人還是沒有露面。我急得焦頭爛額，最壞的結果隨時都可能發生，可他的病危通知、搶救同意書上，一個家屬簽名都沒有。

走進病房，扛爺正一個人在床上愣愣地坐著，見我進來，咧著嘴憨憨地衝我笑。

扛爺也愛笑，不過很少說話。我記得第一次見面，是護士推著他在走廊裡快速穿行，這老頭坐在車床上，看到穿白大褂的就憨笑著。

我叮囑他不要下床活動，不舒服馬上按鈴。

扛爺患了心肌梗死，說不準哪一下心臟就會停。

“醫生，我好啦！沒事啦！”只要胸口不痛，他就是這副樂呵呵的樣子。

我伸手扶他過床，剛一靠近，就聞到他身上怪異的味道，酒精、汗臭，可能還有排洩物。

扛爺太沉了，他的左半身好像吃不住勁，眼看著要從床上掉下來。我一個箭步，穩穩地接住，臉貼上了他油膩膩的外套。

“我、我的手、手廢廢的”老頭含糊地咕噥著，費勁地吐出一句話。

這是他多年前中風留下的後遺症。

這時再仔細打量扛爺，60多歲，頭髮白了一半，油膩膩的堆在耳後。大冬天的，身上只披了一件皺巴巴的黑色外套，下身是一條秋褲，上面還帶著不明液體幹了的痕跡。

邋里邋遢，也沒見到老婆孩子，我第一次見扛爺的時候，還以為他就是個單身漢。

結果一問他，老婆跟人跑了，大兒子在外邊打工，小兒子還在上大學。我猜想到了他為什麼那麼扛著，那麼安靜了。

現在，扛爺呆在走廊深處的這間病房，已經孤零零躺了48小時。

我不知道，留給他做選擇的時間還有多少。

對這些危重患者來說，藥物和設備只是輔助，自身的意願和家人的態度，有時會決定命運最後的走向。扛爺需要有一個人來幫他做選擇。

打頭第一間病房裡，何伯的情況稍微讓我安慰一點，至少他女兒還陪在身邊，互相拌嘴。

何伯從住進來就是我們科室的“重點關照對象”。他脾氣很臭，又是風溼性心臟病的老病號，“病齡”比我的工齡還長。

第一次見何伯，護士正在給他換針水，他自顧自地叫嚷，“木頭腦袋！叫了這麼久都不來！”

每次症狀稍微緩解了一點，他就坐不定了，走廊、病房到處亂走，邊走邊嚷嚷：“我要出院！”

能“治”他的，只有脾氣更倔的女兒。

何伯病了十幾年，女兒就照顧了十幾年。我們的辦公室，她一天能來十幾趟。

“你爸爸這種情況，我們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要有準備。”

今年何伯的情況急轉直下，上半年就住了三次院，中間的間隔越來越短。

像扛爺一樣，留給何伯做出選擇的時間，也不多了。

“醫生，扛爺心跳過快！”一個護士衝進辦公室，上氣不接下氣，我應聲衝向走廊的盡頭。

只見扛爺癱在病床上，身體像洩了氣的皮球，雙眼上翻，面色暗了下去。

旁邊的心電監護儀上，心跳節律的圖像就像小孩子的塗鴉，雜亂無章。

“室顫了！趕緊清場！呼吸機拉過來，準備氣管插管！”我跳到扛爺身側，把床頭放平，扯開上衣，對準胸骨下段開始按壓。

主任左手把面罩球囊扣在扛爺臉上，右手用力的捏著球囊，高流量的氧氣一股股輸送到了扛爺的肺裡。

護士拉上了床簾，隔壁床位的患者連床帶人被轉移到了外面的走廊。曾經有患者看到隔壁床搶救，自己嚇到心律失常的。

很快，各種針水藥劑一字排開，呼吸機的調試球囊隨著通氣規律地一漲一縮。除顫儀的電極板上塗滿了導電糊，發出尖銳的“滴！滴！滴！”一切準備就緒。

這時心電監護上的心跳節律突然恢復了正常，主任放下了手中的除顫儀，指示推注腎上腺素。

扛爺的生命體徵仍然不平穩，主任看著扛爺暗沉的臉色，喊了一聲：“上插管！”

扛爺的頭向後仰去，我將喉鏡的鏡片伸入他的口中，順著咽部的弧度一點點推送著鏡片，直觸到舌根才停下。

向上提起鏡片，正看到鏡片裡反射出一個白色的小孔，一開一合，那是聲門。人發聲就靠這裡，直通向肺。

我閉上眼睛，調整了一下呼吸。

再睜開眼，我將導管對準扛爺的聲門，手上微微用勁，在它打開的瞬間快速送進了小孔。那裡聯通的是扛爺的氣管，第一次導管插不中就很容易導致喉頭水腫，之後的成功率都會降低。

通氣了，扛爺的胸廓隨著呼吸機有規律的起起伏伏，心電監護上的參數漸漸恢復到了正常的範圍。

這是一場無聲的成功搶救。床位的四周還是空空蕩蕩，陪伴老頭的，是床頭的心電監護儀、呼吸機、還有床尾不間斷輸送藥物的微泵。

扛爺的眼睛睜得老大，直勾勾地看著頭頂上方。我順著他的目光往上看，是一大片慘白慘白的天花板。只有心電監護儀上跳動的波紋讓我意識到——他還活著。

他的嘴巴里插著氣管，臉被固定氣管的白色膠布纏繞著，旁邊的呼吸機規律地發出“呲....呲......”的通氣聲。

扛爺扛的更安靜了，也再無法衝我笑了。他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像堆快要燃盡的木頭。

短短的一段透明氣管，成了扛爺和這個世界的唯一通路，也是他繼續扛著的唯一支點。

行醫的經驗告訴我，此時此刻的他就像一座瀕臨奔潰的大壩，身體裡的洪水已經在翻滾肆虐，隨時可能把他衝得七零八落。

沒有人站在堤壩上和他一起共渡難關。

然而我們整個科室都沒想到，扛爺的兩個兒子很快就要來了，還帶著他們做出的選擇。

當晚我來接班時，整個辦公室都吵成一團。

“扛爺的兒子居然要我們把他爸的氣管給拔了！”

聽其他醫生說，下午的時候，扛爺的兩個兒子都來了。一開始要求把維持的藥物給停了，後來直接要求把父親的氣管插管拔掉。

扛爺的病情我們都非常清楚，那根氣管就是他僅存的一點命。

“這不是要醫生殺人嘛？”我不明白，他的兒子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要求。醫生的職責是救人，拔管實在不合情理。

當班的護士也加入了討論，大家群情激憤。我瞄了一眼走廊，起身把辦公室的門關上了。

“他就是想他爸死，還提了一個特別奇葩的理由”，值班醫生忿忿不平，“他要讓爸爸和小兒子說最後一句話。”

“現在都病危3天了，為什麼早不來！”我越聽越氣憤。

“可能是家裡還有房子？所以昨晚才同意搶救。”另外一個同事用拇指杵著下巴，說出了自己的猜測。

我心想，要是今晚扛爺的兒子過來是找麻煩的，我非要教訓他一下不可。

與此同時，走廊的另一頭，臭脾氣何伯在病房裡鬧翻了。

我趕到何伯的床位，眼前的景象讓我愣住：地上一灘紅色的液體，何伯手裡攥著從自己手臂上拔出的針頭，他不停地掙扎，另一隻手在身上抓來抓去。大塊紅色的皮疹滲著血，像一張張怪獸的猩紅大口。

“好痛啊！”何伯像個孩子，皺著眉頭向我哭訴。

“痛你還拔！”身邊的護工阿姨被何伯整得非常煩躁，一邊用棉籤緊緊壓著他手臂上的針眼，一邊訓斥他。

病床的空隙裡，橫七豎八地鋪著幾張彈簧床，有些是陪床的家屬，有些是護工。我在床與床之間狹小的空隙裡費力地邁進，邁出，到護士站拿了碘伏和繃帶。

“這個壞傢伙，搞得大家都不能休息”，護工阿姨忍不住在病房裡罵起來。

我拿著工具幫他包紮，這時何伯突然變得非常煩躁，抽出手猛地去拔尿管。

“你傻啊！”護工阿姨眼疾手快，急忙按住他的手，下意識地在何伯背上拍了一巴掌。

“你憑什麼打我啊？你憑什麼打我啊！我要回家啊......”何伯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也顧不得病房裡睡覺的其他人，徑自哇哇地哭了起來。

我放下了手頭的工作，呆愣地看著這一切。

壓抑的病房裡，狹小的病床就是何伯的整個世界。他進食排洩都要在床上，褲子上的穢物不能及時換洗，身體被心電監護導線、吸氧管、尿道插管、尿袋，還有密密麻麻的輸液管所纏繞，轉個身都是奢望。

他全身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貼著各種線路的手把自己抓得血肉模糊。

何伯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電視機壞了，掛在牆上像一面深不見底的黑洞。他不會用智能手機，只有一部老舊的諾基亞，裡面就存了一串號碼，是女兒的。

女兒能陪他的時間，是每天吃飯那一小會。女兒不在的時候，何伯只能呆呆地坐在病床上，看著這些發出怪異聲響的儀器和來來往往的醫生護士。

病房就像一座無形的牢籠，困住了何伯的身體，也鎖住了他的心氣。或許他的臭脾氣也是對抗這種牢籠的一個出氣孔。

少有人會在意，這樣一個危在旦夕的老人，真正想要做出的選擇。

離開病房時，看著這些平時搶救賴以為計的器械、設備，我第一次覺得陌生。

我們的努力，是為了維持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和指標嗎？

包紮好何伯的傷口，我拿來了新的病號服讓護工阿姨給他換上，又把地上的血汙處理乾淨。

看著安靜下來的何伯和整潔的病房，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但很快又想到，距離他和女兒做出選擇的那一天，越來越近了。

現在，我必須回到辦公室，扛爺的兒子今晚會來找我，帶著他為父親做出的選擇。

夜深了，我埋頭整理著病歷，一個人影推門進來。

我抬頭，是個小夥子，30來歲，面容疲態。他穿戴還是很整齊，雙手交疊，侷促地放在身前，靜靜地立在門口，不時抬眼朝屋裡望。

同事示意我，這是扛爺的兒子。

我停下手頭的工作，長久地打量著面前的年輕人。他的眼睛有點紅腫，吸溜著鼻子——看起來剛剛哭過。

等了這麼久，也想象過很多次，扛爺的兒子會是個什麼樣的人，以及我會怎麼樣罵他。真見著面了，我卻困惑了。

“醫生你好，可不可以麻煩你再請示一下主任，把我爸爸的氣管拔了。”他哽咽著嗓子，語氣裡都是哀求。

我拒絕了他，解釋說醫生不能這樣做，下午的時候主任也說得很清楚了。

即便接觸的每一個醫生都已經明確拒絕過他，他還是翻來覆去提這個要求，和同事說的一樣，特別執著。

我更加好奇，為什麼他選擇一定要給自己父親拔管呢？

我把他領到走廊裡單聊。他告訴我，昨天小兒子回來的時候，父親的精神狀態還不錯。眼睛睜得很大，眼眶裡蓄滿了淚。

“當時我真的非常著急”，他看著病床上的父親抬起手臂，張開手掌，像要從空氣裡抓住點什麼，隨後又緊緊地握成拳頭，緩緩地垂下。

“我想讓父親說出最後的話。”他強忍著說了這麼一句，背過身去。

扛爺的情況越來越差，我明白他的意思。

插管的病患無法說話。

雖然扛爺原本就是安安靜靜的扛著的人，但畢竟隨時可以言說。現在，那條插管維持著扛爺的生命，卻讓他的話堵都在了心裡。他已經無法選擇說不說話了。

“為什麼不早點過來？”我看著他抽動的肩膀，話語間有點質問。

“我在外地打工，多幹一天活就能多拿一點錢。”

扛爺病了十幾年，偏癱之後就失去了工作，家裡的開銷都靠大兒子撐著。現在母親也在另外一個科室住院，還有一個弟弟在讀書。

他每天多工作一點，父親就能多“扛”一點。

要是讓他停下手頭的活兒，弟弟沒法上學，更沒法給父母治病。

這也是他無法給父親辦理出院的原因。如果父親在家中過世，後面的手續和流程都非常繁瑣，這個脆弱的家庭甚至耽誤不起開死亡證明的時間。

更糟糕的是，扛爺生病後就變得自暴自棄。不按時吃藥，整天還要抽菸喝酒、暴飲暴食，這些惡習對心梗病人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這十幾年，我們和母親的眼淚早都流乾了。”他說去年父親心梗的時候，醫生也建議放支架，但是支架需要藥物的維持，父親藥都不按時吃，自己也沒條件成天看著他。

“我真的支持不起了”，男人用手捂住了臉，只聽到聲音打著顫，看不到表情。

我知道了，扛爺的背後，他的兒子也在“扛”。

他告訴我，爺爺當年也是心梗去世的，拼死拼活搶救了三天，鉅額的花費幾乎瞬間把這個家壓垮。

心梗有一定的遺傳幾率。先是爺爺，現在又是父親，接連看著兩位至親經歷了同樣的痛苦，這個家裡唯一的頂樑柱害怕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患上心梗，重蹈整個家庭潰變的覆轍。但命運肯不肯放過他，還是一個未知數。

“萬一我和爺爺一樣……”他沒有說下去。

我拍拍他的肩膀，嘆了口氣。

他看著我點了點頭，眼神複雜。可能這麼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聽他說這些。

他每分每秒承受著的，是我無法想象，也不能妄加評斷的苦。之前覺得“奇葩”的那些理由，在具體而微的現實面前，不再難以理解。

他舒展了一下肩背，埋下頭，走進了父親的病房。

看著他瘦削的背影，我甚至沒有換位思考的勇氣。

醫生要面對很多的人，患者會遇到很多醫生，雙方在與病魔的抗爭中筋疲力盡，留給對方的理解也越來越少。

有病人家屬因為沒錢，挨個舉著吊瓶針水，哭著問我，這個能不能停。也碰到過家屬非要出院，出院三天後患者突然猝死，家屬要告我，說親眼看見我們用有煙霧的面罩（那是緩解他父親咳嗽、氣喘的霧化藥物）毒害他父親，最後甚至打了市長熱線。

此刻，那條正在輸送氧氣的管子突然變得刺目，我盯著環繞在扛爺身邊那些不間斷工作著的儀器。扛爺說不出話，我也說不出話。

“師兄。扛爺心顫了！”

晚上十點，師弟推開辦公室的門喊我，語氣好像只是在說血壓計壞了。

這是我從醫以來聽到的，最平靜的搶救呼叫。

我趕到扛爺床邊，他的身體開始抽搐，雙眼上翻，心電監護儀上的圖像劇烈波動著。

“胸外按壓”，我回頭衝著師弟喊了一句。

扛爺的小兒子也在，一張學生氣的臉上此刻充滿了驚恐，眼睛裡的光不安地跳動著，他躬著上半身伏在父親的肩頭，手裡緊握著父親枯槁粗糙的手。

大兒子站在床邊，沉默地看著父親的臉。

突然，扛爺的嘴角開始抑制不住地抖動，大滴大滴的眼淚毫無徵兆地落下。我繃著臉，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強打起精神和他商量是否需要繼續搶救。

扛爺隨時可能再次心臟驟停。

白剌剌的燈光把“放棄搶救知情同意書”打得慘白。

扛爺的兒子狠命地抿著嘴唇努力抑制情緒，但還是忍不住小聲地抽泣。定定地看了三秒鐘，他用胳膊抹了把臉，接過那張紙的時候，手一直在抖，強撐著頓了頓。

他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又顫了！”師弟指著心電監護上凌亂的圖像，我沒有下指令繼續按壓。

扛爺的身體輕微地抽動著，大兒子倚著牆，遠遠地看著父親，淚水把他的臉蟄得通紅。

“醫生，醫生，我爸爸的手在動”，小兒子拉住我的衣襬，扛爺的手臂向胸部收縮，身體開始微微卷曲。

我知道，扛爺的時間不多了。

“你們有什麼話快點和爸爸說！”

大兒子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床頭，兩兄弟一起俯下身，把頭貼在父親的耳旁，輕輕拍著父親的肩膀，“爸，爸......”呼喚一聲接一聲。

心電監護上的圖像從劇烈地波動逐漸變慢，最後在視線里拉成了一條直線。“滴——”尖銳的報警音響起，好像在向屋子裡的每個人宣佈，一條生命剛剛離開了。

我給扛爺做最後一次體格檢查。

心音消失，皮膚冰涼，眼睛黯淡無光，他像一具雕塑放在床上。

我去護士站拿病例，看見有兩個人影垂頭喪氣地坐著，我到跟前的時候，他們雙雙投來驚恐的目光。我認出他們是扛爺隔壁床的患者，不敢回病房。

回到病房，護士在給扛爺拔針，微泵、心電監護、電極片被一一撤下。我走到扛爺身邊，關掉呼吸機的開關，插在扛爺喉嚨裡那條短短的管子此刻顯得特別不和諧。

我放掉了氣管導管的氣囊，扯掉粘在他嘴上的膠布，將那條管子拔了出來。它本就不屬於扛爺。

小兒子脫去扛爺的衣物，用毛巾擦掉他身上的血漬和汙垢。扛爺的大兒子給他穿上壽衣。

扛爺再也不用扛著了，他看起來比入院的任何一天都顯得乾淨，都舒服。

大兒子憂鬱的面龐也坦然了很多，處理好一切，他靜靜地看了父親一會，從容地給父親蓋上一塊紅布。

扛爺的兒子說，這是他們當地的習俗，“蓋上去以後，我爸爸下輩子就不會再受這種苦了”。

隨著扛爺的離去，另一頭病房裡的何伯，也即將做出自己的選擇。

他的病情越來越差，陷入了病危、搶救的無限循環。

何伯的脾氣已經不臭了。不再和女兒吵嘴，護士換針水不吭聲，護工偶爾的粗暴對待也不反抗。

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澤，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牛氣沖天，逮人就罵的勁頭了。多數時候，他都縮在自己的床位上，像一尊石膏雕塑。

或許是聽聞扛爺去世時的樣子，何伯女兒的臉上越來越難看到笑容。

好幾次我經過病房，何伯的女兒在床邊一動不動，木訥地看著父親。像是守著，又像是等著。

我彷彿又看到一個生命沿著既定軌跡，一點點滑落。

4天后的晚上，我回到辦公室，桌子上放著一張白花花的文書——

“放棄搶救同意書”，看清上面的字，我湊近了一些。

家屬簽字那一欄，是何伯的女兒。

人的一輩子不知要做多少選擇，或喜或悲，或激動或平淡，你都必須選擇。而在這裡，上天給了每個人最後一個選擇的機會。

其實，無論何種選擇，人只有還有選擇就是好的，即便是最後一個選擇——選擇如何離開。

很多天後，我突然想起何伯那天在病房哭泣，呢喃著想要回家。我一直在琢磨，或許早在那時，何伯就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陳拙說：

斯醫生後來告訴我，何伯去世的當天，一直陪伴著他的女兒沒有來。

這曾招來很多議論。

但斯醫生覺得，這沒什麼難理解的，那是一個女兒和自己父親告別的方式。

作為旁觀者，人們總是習慣於用自己既定的想象去驗證別人的生活，當這個想象與“死亡”相關時，神經又會變得格外敏感纖弱。

但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選擇”這個動作也有它的意義。何伯選擇怎樣走完最後一段路，女兒選擇怎樣走接下來的一段路，這些，其實都是很私人的事。

不對別人的痛苦妄下評斷，是對那些最後的抉擇，最好的尊重。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事件名稱：最後的選擇

親歷者：斯命

事件時間：2017年11月

記錄時間：2019年1月

插圖：@蕪菁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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