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3 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存在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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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梁捷新著：《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识》

他们变得不再贫穷和富有：两者都很辛苦。谁还想要统治呢？谁还想要服从呢？两者都太辛苦了。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什么是经济思想史？不妨先来考究一下思想史这个概念。

思想就是思想，为什么思想也可以有历史？美国著名哲学家洛夫乔伊在1930年代初在哈佛做过一系列讲座，后来结集成为一本大书——《存在巨链：对观念的历史研究》，非常值得一读。这也是美国哲学系学生广泛阅读的一本著作。洛夫乔伊第一次提出“存在巨链”的比喻，耐人寻味。在他眼里，柏拉图也好，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就如同一个个铁环，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联系，需要前后左右放在一起参详。等慢慢熟悉了这些人的思想，找到了环环相扣之处，那么，居高临下地看，从柏拉图一直看到海德格尔，前后相隔两千多年的古人，竟然串成一条“巨链”，笛卡儿、康德等都只是这条巨链上的一个环。

这条存在巨链并非不言自明。后来者需要一段一段拿出来认识解释，相互比较，反复揣摩，才能认识到这条巨链的存在，这也是每个思想史研究者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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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已经开始流行这种研究方法。中国较早一批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在西方接触到这种方法，大受震动，于是转回头开始撰写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史。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老子、孔子与朱熹、王阳明等人第一次同时成了思想史人物，胡适堪称始作俑者。中国社会科学受西洋方法冲击要晚十多年，但也有所成就，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史著作。如萧公权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唐庆增撰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胡寄窗则最终撰写了三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奠定了经济思想史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地位。所有这些中国各个学科的思想史，实质上都是对西方思想史的一种模仿。

内容固然可以模仿，方法仍需要反思。今日研讨西方经济思想，必须回到西方语境，回到思想源头，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与演变。已有很多教科书反复宣传，斯密、李嘉图、密尔、马歇尔、凯恩斯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线，是存在巨链上的一个个环，这套系统与今天的经济学一脉相承。对于思想史研习者而言，这种简单化的描述却最不可靠。

以奥地利学派名家罗斯巴德的教科书《古典经济学》为例。罗斯巴德持自由主义立场，所以看轻一切有强烈社会关怀的思想家，唯独对强调市场的思想家如杜尔哥特别关注。这种视角在奥地利经济学的系谱里颇有道理，但与新古典经济学格格不入。若要学习奥地利学派的学问，就需要重新学一遍经济思想史。

再举一例，即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镇。1723年的苏格兰绝非今天的英国，与南方的英格兰有着天壤之别。苏格兰与英格兰战争，分裂数百年，至1707年才达成合并协议，终成一国。从此，苏格兰人口快速增长，经济迅速发展，哲学家休谟与经济学家斯密都是在这个快速增长阶段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苏格兰思想家，和他们相距数十年的前辈如洛克、霍布斯等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别。若进一步研究，会发现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曾经游历法国数年，与伏尔泰、魁奈等法国名流交往，学习他们的思想。法国当时正值路易十五时期，由盛转衰，大革命尚未爆发，却隐藏了骚动不安的伏笔。解读伏尔泰、魁奈或斯密的思想时，这种骚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也必须时刻存于研究者的头脑中。

再来看个人经历对于思想的影响。不妨接着斯密来解读一下李嘉图。李嘉图是个证券掮客，称作银行家亦可，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大多数时段，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更不用说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终身教职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现代称谓。大多数人都只是“业余经济学家”。

李嘉图20多岁就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业余时间倾心于数学和物理学。直到27岁他才偶然读到斯密的《国富论》，顿时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尤其对用经济学阐释现实经济问题最有兴趣，而这并非斯密的兴趣所在。岁数相仿的职业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结识之后，两人开始通信。马尔萨斯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给李嘉图，同时也鼓励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图虽然对很多现实问题都有研究，但对整理出版非常犹豫。在马尔萨斯的一再鼓励下，李嘉图终于在45岁时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举成名。李嘉图本人与这本书，后来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李嘉图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这本书就是一个银行家的业余之作而已。

所以，只有把这些思想家代入那个时代，还原他们的基本生活，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环境有一个基本认识。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时候都在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发言，也只有理解了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这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甚至是深入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研究一个思想家，如同认识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先要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就是对他留下的各种著述、材料进行无尽的分析。

有一点须牢记，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材料永远匮乏不足。斯密生前留下《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两册书，这两册书本身经历过许多次的修订，大有变化。斯密生前还写过修辞学、法学、天文学等许多本书，只是自己都不满意，在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们一般探讨的斯密，主要都围绕那两册书，只是触摸到一个我们愿意如此认识的斯密，远非真实的斯密。如何准确理解和认识斯密，这正是经济思想研习者需要投入努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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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误区后，下一步就可探讨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特点。我认为有四个特点值得一提。

第一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并未固定。前面已经讨论过，经济思想的研究，从研究的时间、空间、对象等很多方面看，都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古代的经济思想，过去已有充分讨论，但仍有诸多盲点，比如关于古希腊的思想研究。过去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从词源看，最早的来源是柏拉图同一时代作家色诺芬所著的《家政学》。今天的古典学已有很大进展，大家对色诺芬的认识也深刻许多，很容易发现《家政学》与今天的经济学关系不大。与其在色诺芬的书里打转，不如更深入地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在接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存在大量认识上的误区，这两人都没有直接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但读一下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发现大量今日经济学正在探讨的命题，如善、节制、公平等。这本书很值得经济思想研习者研读，而过去很多学者认为这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而轻轻放过了。

又比如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过去学界把这一阶段命名为“黑暗的中世纪”而将其完全忽略。但近年来涌现出大量中世纪研究成果，不管是中世纪早期还是晚期，都产生了丰富成果。经济思想研习者应当重视经院哲学中极为丰富的经济思想，阿奎那亦是在那个时期复兴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后来的经济思想亦有启发意义。我们在研究斯密及更早学者的经济思想时，神学背景总是他们的思想底色，这与经院哲学更是分不开了。

第二点，西方经济思想研究与其他历史学科应该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不断更新我们对各个时期经济问题的认识。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更新的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原有结论。欧洲经济史的进展最为充分。教科书上说，斯密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较为含混；而稍晚一点的李嘉图坚决反对《谷物法》，支持对粮食的进口；而马尔萨斯则支持《谷物法》，主张设定粮食进口的壁垒。英国在斯密时期，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随着工业进步，农民进城，英国粮食生产逐渐减少，需要进口粮食。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更是严重影响了欧洲粮食的供给与需求。这就是发生在李嘉图时期的经济社会现实。英国从何时起，从粮食过剩转为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粮食规模又有多少？这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史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随着现在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这些问题，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分歧所在。

再举一例。经济学家在谈论美国19世纪经济思想的时候，都非常犹豫。美国内战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美国辉格党创立者亨利·克莱与内战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为“北美唯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思想都很有特点，而且极不同于李嘉图、密尔这一系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称为“美国学派”。两人的共同特点都是主张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充满同情。1970年代以后，福格尔等经济史家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高效率的论点开始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史家用各种方法衡量内战之前南北双方的经济效率，观点分为两派，互不服气。但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当时同情南方、主张关税壁垒的主流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

第三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做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亦不能离开对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论罗宾斯还是熊彼特，都已为我们做出优秀榜样。熊彼特认为，理论、历史与统计，是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的三种工具。而在近些年里，经济学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进展，即经济史的意义，前面已经提及。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亦有很大进展，不仅有大量新兴模型被发明出来，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对很多重要问题、传统问题的新的研究方法。例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及一系列重要美德，如善、正义、节制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经济学里难以得到解释，以至于罗宾斯希望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划清界限，互不往来。时至今日，经济学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正义、节制等问题的方法，虽与古典研究方法不同，但问题意识并无差别。所以，研究古典经济思想亦需要关注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经济思想研究的另一分支，也是现在的热门方向，即研究比较晚近的经济思想。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再到阿马蒂亚·森，甚至更晚近的、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作者，也已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例如，一部最新出版的宏观经济思想研究专著，研究“卢卡斯之后的宏观经济思想”，那么就从卢卡斯一直写到现在热门的宏观DSGE模型。这些自然都是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但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比较危险。如同当代史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一样，历史学家一般都主张与研究对象拉开一段距离，“隔代修史”就是这个目的。举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2000年，即千禧年前后，人们都觉得是个重要的时代标志。

当时《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也以此为由头，约了一批稿件，请各个领域最出色的学者，畅想一下自己这个领域在新千年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赫克曼等很多著名学者都应邀写稿。过了几年，我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批文章，发现预测几乎全都错了。他们当时预言的发展方向，没过几年就被人抛弃，反而是一些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领域如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研究方向。我并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并不能很有效地判断这些领域是否真正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即使是各个领域的牛人，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判断也未必准确，学术研究的范式和风潮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充满了困难。

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富有价值。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弗里德曼、贝克尔等曾经时髦的学者，几乎不会在论文中被引用。最新发表的论文一般都引用近10—20年的论文，如果引用更早的文献，也许会被批评不了解当前的学术进展。如此一来，1950—1990年的经济学研究似乎脱离当代经济学的范畴，进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30年前的经济学已与今天的经济学极不相同，对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第四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历史材料、历史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材料涌现出来，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可以说，很多材料原本就在那里，只是由于过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匮乏，我们无法利用这些材料而已。

今天，有很多历史上的手稿、档案已经电子化，大家有机会直接研究档案，这些工作可能对于做具体历史研究的人很重要，但对经济思想研究也不无启发。此外，今天交通成本极大降低，使得我们有可能去欧洲、美国、日本等各个地方，去查看相应的材料。比如，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晚年把自己的藏书、笔记（包括手稿）全都卖掉，被日本一桥大学购入。所以，今天要深入研究门格尔的思想就一定要去日本。熊彼特也有很多藏书留在了日本，所以今天日本的熊彼特研究非常活跃，足以与欧洲相抗衡。同样的道理，如果要研究“二战”后的经济思想，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那一定要去美国。欧洲人比较骄傲，所以现在真正研究当代美国经济思想的学者还比较少，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开展。

同时，历史研究中大量出现新方法。除了经济史中普遍采用的量化方法之外，还有质性研究的方法、地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语言文字分析等，材料越丰富，可以研究的空间就越大。需要我们研究者在阅读经典的同时，掌握各种新工具，把它们引入传统的经济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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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介绍两本精彩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极多，但多为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富于创见的反倒罕见。熊彼特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熊彼特是近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凯恩斯可以并列成为古典或新古典时代最后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的学生、也是凯恩斯忠实信徒的萨缪尔森，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熊彼特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无所不知，这种通人在今天已看不到，而在经济学中更早已看不到了。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晚年一直在撰写他的《经济分析史》，前两卷基本写完，第三卷只写到一半就去世了，最终是由他夫人为他整理出版的。

这本《经济分析史》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很多学者受罗宾斯的影响，认为经济思想中应该把这些内容砍掉。许多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有这个倾向，我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熊彼特的思考路径才是正确的。尤其对于青年人而言，一定要先广泛阅读，认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而非追求什么“纯粹的经济学”。

另一本是海尔布鲁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英文原名叫《世俗哲人》，也曾被很多学校选作教材，1994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这本书。

海尔布鲁纳是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的教授，2005年去世。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还只是个研究生，就展示出强大的分析能力。这本书从斯密写到熊彼特，写得深入浅出，非常贴近古代思想家的真实生活，真正漂亮地研究思想史的进路。这本书在美国极为畅销，修改了好几版，最后的第七版于1999年出版。这本书不像其他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但对于初学者学习斯密至熊彼特这一段最核心、最精彩的经济思想则大有助益。

深入理解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学习当代的经济学。纵观这几十年顶级学术期刊上的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范式经历了先收窄、再放宽的过程，目前正处于一个后现代即“什么都可以”的阶段。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在做卫星遥感，有的在用语义识别，有的在贫困国家做田野调查，差异太大，很难有共同语言。所以目前要对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进行划分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按照马歇尔与凯恩斯的传统，也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1948）中的传统，我们会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类，这一分类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前些年，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研究》又推出了四个子刊物，分别进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研究，认为划出这样四个子刊物能比较好地容纳现在的学术研究。我们都知道，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研究与前面两者并不属于一个理论层面，所以这是一种权宜做法，相对平均地分配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而已。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喜欢以研究领域来划分经济学，例如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资源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等，很多著名的研究手册都采用这种分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学界也采用研究方法来为经济学命名，如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拍卖理论等。这两种命名法同时存在，而且后者正有逐渐取代前者的趋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主要与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同行进行交流，而不是以研究对象划分，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迅速运用到诸多看似完全无关的领域。与此同时，那些仍然采用传统分类方法的学者，发现一种名称在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某些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可能远大于发展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家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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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回顾一下当代经济学自凯恩斯之后直至今天的演变过程。

首先要提及的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兴起，这场运动对于经济学非常重要。1931年，22岁的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来到美国工作，此时他已经初步具有博弈论的想法。“二战”爆发后，冯·诺依曼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应用数学，研究诸如导弹弹道、气象预测、密码破解、计算机运算等问题，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惊人的突破。1947年军队的嘉奖令赞扬他是物理学家、工程师、武器设计师和爱国主义者。

冯·诺依曼在研究这些问题的间歇，也开始琢磨战争中各方实际可能的策略选择。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博弈论这种工具正式诞生。他发现，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果对每种可能的博弈策略，都考虑了可能遭到的极大损失，从而选择“极大损失”中最小的一种策略，那就是最优策略。从统计角度来看，他能够确保该方案是整体最佳的。这一发现被称作“最小最大定理”，成为当代博弈论的基础，也是博弈论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自博弈论诞生起，冯·诺依曼就意识到它能用于分析寡头垄断等市场机制，也能用于分析个人决策机制。当时已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他的工作，但并未意识到他的工作会对经济学造成革命性影响。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提交了“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提出重要的“纳什均衡”概念。后来的经济学和博弈论基本都是沿着纳什均衡的思想发展下去，但冯·诺依曼却对天才的纳什表示反对。纳什很快陷入精神分裂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恢复，并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博弈论在1950年至1970年还不是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但是许多学者都投身其中，陆续发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博弈论工具。例如夏普利等在1952年提出合作博弈的“夏普利值”；1950年代有几位学者开始研究重复博弈；1960年，谢林把博弈论应用到军事等诸多需要策略研究的领域；1965年，泽尔腾提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概念；1967年，海萨尼提出“贝叶斯纳什均衡”概念；1973年，海萨尼又推进了混合策略的研究；1972年，演化稳定策略被提出，演化博弈论成为可能；1976年，以色列经济学家奥曼提出“共同知识”的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到了80年代，博弈论已经趋于成熟，开始被应用到诸多经济学领域，博弈论的教材也开始大量涌现。

博弈论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法国经济学家蒂若尔的工作就是其中典范。20世纪八九十年代，蒂若尔先后出版了两本教科书，一本是《博弈论》，另一本是《产业组织理论》，马上就成为欧美各个大学的指定教材，经久不衰。他的工作重构了产业经济学，使得今天我们认识产业问题的角度与美国哈佛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大相径庭。大家都以为蒂若尔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家，他却在2002年出版了《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危机问题；2005年出版了《公司金融理论》的教科书，讨论公司金融问题，一步跨入金融研究。深入解读蒂若尔《公司金融理论》就会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一些金融现象如资本结构，而在于他一直研究的委托-代理模型、不完全契约等理论。他意识到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些核心议题与产业组织、契约理论的核心议题具有同构性，于是再一次用非合作博弈工具重写了公司金融的学科框架。蒂若尔的工作很好地诠释了现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

博弈论本身仍在深入发展过程中，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此处，我们不再进一步介绍博弈论的各个应用领域，而是转向另一个现在极为热门的领域——行为经济学。博弈论专家在1950年代就深入研究了“囚徒困境”，并且用纳什均衡来破解囚徒困境。我们都知道，囚徒困境的标准解是双方都背叛。按照理性人假设，在非合作博弈中，博弈双方不应该相互信任。

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怀疑这种假设。1982年，德国经济学家古斯等开展了一个经济学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从而揭开了行为经济学的序幕。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两位被试者瓜分4马克。其中一个人扮演提议者（Proposer），提出分钱方案，他可以提议把0和4之间任何一个数的钱归另一人，其余归自己。另一人则扮演回应者（Responder），他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若是接受，实验者就按他们所提方案把钱发给两人；若是拒绝，钱就被实验者收回，两人一分钱都拿不到。按照标准的博弈论模型预测，提议者应该只分0.1马克给回应者，回应者也应该接受。但事实上，相当多的提议者提议平分。同时，大量低于1马克的分配方案被回应者拒绝。这个结果与博弈论的预测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实验方法来检验经典理论；第二，发现人的行为中存在与经典理论不符的特征，即“非理性”特征。从此以后，大量类似实验被开发出来，不断得到验证。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社会偏好理论”，即承认人在理性决策之外还有信任、追求公平、追求合作等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是在对博弈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者相互融合，才能比较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现在这个领域非常热门，人的行为特征还被应用到其他领域，如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乃至宏观经济学等。但也有人批评说，行为经济学只破不立，批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却没有提出替代性的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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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博弈论这种由内而外改变经济学的工具之外，经济学也一直在尝试着突破边界。自古希腊至近代，多数时候，经济学都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开始独立于道德哲学，而到了杰文斯那里，他希望进一步用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来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既是在讨论方法，也是在讨论经济学的边界。1932年，罗宾斯出版《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后，就把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容都从经济学中剥离出去，使得经济学基本变成今天的样子。

但仍然有许多学者的兴趣在这边界之外。因为我们缩小了经济学的范畴，所以才把这些领域称为交叉学科。后来芝加哥大学贝克尔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毫无顾忌地将新古典方法运用到社会学各个领域，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贝克尔的研究经常能给人启发，但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后现代方法，表演性质似乎高于理论性质，它对理论研究的实质推进是颇为可疑的。

而公共选择理论可能是经济学方法拓展得比较成功的领域，代表人物

公共选择的基本思想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涉及大量大家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如公务员以权谋私、俱乐部理论、利益集团、宪法形成、民主投票等。

布坎南指出，政府亦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经济理性人构成，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抽象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能出现政府失灵，进而导致严重后果。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不管涉及协议达成、协调冲突，还是制定规则，所有行为无不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之上，类似市场中的自由交换。选择永远不可能事先决定，而总是作为选择存在着，所以个人会要求最大化地选择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任意替代方案的自由。因为人与人的偏好不同，主观评价是外在观察者完全无法预测的，所以自由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交换的前提则是产权清晰，承认产权的过程中，还必须引入讨价还价机制，最终才可达到一致同意。这样的“同意的计算”才能最优化全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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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法经济学”。法学是最古老的科学，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而一些法学家认为，近百年来，法学一直尝试从其他学科借鉴工具，经济学就是对法学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法经济学又叫法律的经济分析，曾经是一个极为热门的领域，它的兴起与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有着密切联系。科斯在1960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发现了“科斯定理”，直接挑明了经济效率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科斯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参照系，法学就可以运用个人主义、个人理性的方法，对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

很多制度经济学家都参与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所以它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教科书，已经出到第九版。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法学家桑斯坦也非常活跃，主张将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法经济学的分析，拓展了波斯纳所主张的新古典分析方法。

而在社会学领域，实证的社会学几乎已经与劳动经济学融为一体。近年来，随着实证方法的提高和调查数据的爆炸，大量经济学家都在诸如就业、工资、婚姻、子女、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如诺贝尔奖得主赫克曼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这也是今天相当比例的经济学家正在从事的工作。

同时，经济学与社会学另一个重要的共同关注点是“社会资本”，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存在颇多争议。1960年代，一批芝加哥大学学者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即将教育投入视作劳动者参与劳动时所持有的资本。这种做法并未被所有学者接受，如哈佛的里昂惕夫就根本不愿承认有什么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概念在应用中会遭遇很多困难，例如很难被客观衡量，也很难明确它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些英国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资本不能从价值理论中推演得出，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承认人力资本这个概念。

只有芝加哥经济学家坚持使用人力资本概念，有一些核心问题并未真正被解决，但大家慢慢也接受了。而近年来，社会网络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热门方向，社会学中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这比起人力资本可能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诺贝尔奖得主阿罗与索洛曾围绕这个概念展开过争论。这个概念至今仍没有厘清，但随着数学工具的发展，结合了社会学、博弈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社会网络分析确实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学中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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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一谈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的兴起。连《美国经济评论》都开辟了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子刊物，可见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这无疑是经济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颠覆了延续数百年的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就是在最近十多年里实现的，2000年以前开始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人恐怕都有很深的感触。

发展经济学自“二战”以后才开始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随着世界政治趋于稳定，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成为经济学家的关心对象。最初阶段，经济学家一般就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何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穷国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着实热闹了一阵，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各式理论模型。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等，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一般化的概括，提出均衡发展理论，保证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区域之内各个地区的同步发展，平衡分配生产力资源，实现共同增长。他们认为，只要国家采用这些理论，就能实现有效经济增长，从而迅速缩小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这些理论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此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可以缩小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水平差异，这正是许多左翼学者的理想目标。

可人们逐渐发现，许多采用类似政策的国家并未如预期那样走上发展道路。倒是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不看好的国家，纷纷创造了经济奇迹。有经济学家不禁追问：为何有些国家早早就踏上了发展之路，有些国家却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为何有些国家获得国际援助后经济起飞，有些国家却迟迟不见起色？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当时经济学家的能力范围，红极一时的发展经济学也因无法指导现实而逐渐被人抛弃。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出生在1947年独立之前的印度，尤其是亲历了1943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这是他童年的重要记忆，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他在1950年代赶赴英国，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早年主要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代表作有《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尤其是他发现了“森不可能定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萨特斯怀特不可能定理”共同构成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石。

但森很快就把注意力投向更具体的发展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森注意到有些国家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很高，如巴西、墨西哥，当时人均GDP已经轻松超过2000美元大关，但人均期望寿命却不及中国或斯里兰卡，婴儿死亡率也更高。而当时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人均GDP都不过两三百美元。由此可见，单纯以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存在着许多弊端。

森认为，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根本目标不应是最大化国家总体财富，而应是最大可能地发展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简而言之，评价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指标必须是人，不是钱。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大量人口，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本。可实际上，这些人往往缺乏教育，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营养和卫生医疗条件。在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下，人力资本模型便无从谈起。

所以森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导向扭转为能力导向。他还据此理论设计出一套“人类发展指数”，为联合国所采用，目前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森在成名之后就转而关注印度本土问题，甚至开始思考梵文等传统文化问题，也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8

随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掌握新的技能，对发展经济学重拾兴趣。与半个世纪前的状况相比，199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发展问题仍然严峻，人民还在为温饱而努力，甚至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与此同时，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耗竭也出现在经济学家亟须解决的问题清单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尚未发展，但它们同样要处理此类问题。

19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与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萨克斯曾经主导过南美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颇有名望。他在1990年代野心勃勃地推出了一个“千禧村”计划，即在非洲寻找1000个村庄，根据当地状况推行脱贫政策试点。等这1000个村庄成功，影响会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从这个角度看，“千禧村”计划与当年的平衡发展理论有些不同，逐步向非平衡发展理论靠拢。

可伊斯特利反对萨克斯的计划。伊斯特利曾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全面总结了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在全球推行扶贫政策的失败教训。伊斯特利这本书以翔实材料证明了国际援助的普遍失败，触目惊心，可惜他也未能找出失败的普遍原因。伊斯特利认为，从经济学家几十年来的失败教训看，我们对扶贫所需知识极度欠缺，萨克斯在这些方面并没有显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实验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贝纳基、杜弗罗以及周围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萨克斯与伊斯特利的争论关键在于大家都对具体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所知太少。扶贫政策是不是管用，必须试了才知道。过去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和检验政策的手段，只能抽象地从理论上加以推导。到了今天，贝纳基等经济学家已经可以采用来源更广泛的调查数据以及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策的有效性。

他们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原以为有效的大量政策都会失灵，这与当地的自然、社群、历史、风俗等诸多因素都有联系。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同，没有百试百灵的药方。很多在局部有效的经验，都需要一步一步地谨慎推广，尤其要重视“最后一公里”问题，即具体实施操作的细节。只有在每一环都做好，发展计划才可能顺利施行，促进区域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反过来，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对总体目标造成致命打击。过去几十年无数发展计划都失败了，实在一点不奇怪。

所以，数据来源的变化和实证方法的进步，彻底复活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问。今天对这个学科的主要驱动力并非理论发展，而是实证数据的可获得性。这时候，我们又能联想到经济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之争。不妨把目前实证导向的研究方法与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领袖施穆勒的想法做一个比较。施穆勒从不相信任何普适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主张研究者必须从浩瀚史料中提炼归纳出一些局部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施穆勒也特别强调统计调查方法，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数据，也没有足够管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今天，大规模实证研究的兴起，并不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之上，从某种意义上看，反倒是历史学派在今天的复活。这也正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之体现。

以上，我们对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做了一番介绍，挂一漏万地举了一些例子，本书的很多篇章将对一些细节做进一步的阐释。不过这并不是一本全面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只是希望借助过去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研究，吸引读者一同进入对经济学及其相关思想的探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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