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想把我们七兄弟组个“钱家班”
钱浩樑在家中七兄弟里排行老二，虽然其名字因历史原因或字库找不到，曾有过浩亮、钱浩梁等多个版本，但近些年常用的“浩樑”其实才是其本名。“老大钱浩栋、老三钱浩森，包括我，前面几个还有讲儿，到后面也就没有再延续，有点兴亡衰落之意。本来我父亲还曾想把我们几兄弟组个钱家班，除了老大、老四不参加，其他都来，但是后来我到了北京，本来老五长得漂亮唱小生，但后来也去世了，自然也就散了。”七兄弟中子承父业的本就不多，而钱浩樑虽不是科里红，但也一路顺风顺水，“我父亲钱麟童在上海唱麒派，是磕了头拜过周信芳的，他的麒派用现在的内行话说，唱的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他去世早，不到60岁就走了。我从6岁开始跟父亲学戏、练功，1949年解放时，我刚16岁，基本功都有了，武戏也还可以，就是不敢唱整出。那时我父亲一直有个想法，他虽然唱麒派，但一直认为唱还是北方好，毕竟有谭派、马派，而他自己也总是对唱不满意，所以就希望我能到北京。于是我放弃了在上海挣小米的生活，带着艺进了中国戏校。”
在学校时，我是狮子老虎狗，什么活儿都来
虽然后来扮相、工架一直是钱浩樑引以为傲的资本，但他却说自己1.78米的身高其实条件并不好。“16岁以后我一直在北京，那段时间，我年龄合适，没成家无牵无挂，一天到晚就是练功、学戏、看戏，每天的生活都如此。人家放假，自己不放，人家休息，我不休息。否则我的条件很不好，个儿高翻跟头沉，人家都很轻飘，练功要费人家一倍的劲，拿顶、腿功都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而且他对角色大小不挑不拣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进入中国京剧院，“都说时势造英雄是逼出来的，但我是没有人逼，自己逼自己。在学校时，我什么活儿都来，无论大小活儿，狮子老虎狗都来，从不挑角色，有活儿就上，慢慢也就有了一些机会。一直到中国戏校实验剧团，在这里我也仍然是这风格，就连《刘海砍樵》里的小生我都唱过。到了中国京剧院后，才不这么干了，原因是领导发话今后我只能唱主演，不能再玩花活儿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海和李少春的主意。”1962年，钱浩樑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任务就是傍着李少春、袁世海演戏。“那时李少春的嗓子稍稍有了些问题，袁世海说我这花脸净陪着杜近芳唱《霸王别姬》了，没什么其他的戏唱，他很着急，为了选演员天天跑剧场，而年轻演员也有些青黄不接。最后，他是让文化部调我、张曼玲几个人来，加强演员队伍。当时让我过来后，不唱别的，就排这出《战渭南》，这是一出新编历史剧，李少春来韩遂，袁世海来活曹操，我来武生马超。没想到这个戏一炮打红。”
我想用演李少春的戏，来体现我对老师的尊敬
《野猪林》是李少春教的，《柯山红日》原来就是李少春的戏，《红灯记》的唱腔更是李少春创的，李少春与钱浩樑这对师徒如果不是结识于动荡年代，或许将为京剧留下更多的舞台传奇。“早在1953年去罗马尼亚演出时，李老师就是团长，而我还是个学生，那时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后来我演的很多戏，原来都是李老师的，特别是《红灯记》。李玉和的腔基本都是李老师创的，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当时不仅要学腔，更要学他的方法。后来再改也是在其原调的基础上，把偏低的地方扬高，因为李少春是根据他的嗓子创作的，比如浑身是‘胆’的‘胆’字我唱时就把它扬上去了。而很多低沉的、双关语的唱段设计就都保留了李老师的原腔，一点没动。”这些年，钱浩樑演出的机会不多，可但凡有机会，他大都会选择李少春的戏，比如他与老伴曲素英常唱的《白毛女》。“我特别尊敬李少春老师，我唱得比较多的戏，如《野猪林》、《将相和》、《响马传》等等都是他的。而我最近正陆陆续续开始唱他所有唱过的戏，多年来，我跟他学的东西最多，从唱腔到身段，我跟有些人不同，我想用演他的戏来体现我对老师的尊敬。”
《红灯记》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但是这样的创作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
从传统戏到现代戏，从武生到老生，钱浩樑形容这个过程“也艰难也不艰难”。“一般人认为我过去不会老生，其实我会，只不过没有专业从事，是‘业余票友’。我父亲很注重唱，从小让我学的，比如《乌盆记》、《文昭关》、《战樊城》，都是北方的戏，相反我很少学麒派的戏。而武戏上父亲则让我注重腿功、腰功，他的理念也促成我日后能在北京站住脚。”在戏校时，钱浩樑几乎没唱过文戏，最“文”的一出就属《岳母刺字》里的岳飞了。“我知道我的形象为我加分不少，1.78米的工架，大都是《金钱豹》这样的长靠武生戏。短打我唱得很少，演不了《三岔口》，只能唱些《武松打店》这样的。对于文武兼备的戏我能占点便宜，因为文戏的基础相对好些。”
关于《红灯记》的记忆中，钱浩樑一手提灯一手放在身侧的剧照不仅成了这出戏的视觉代言，更是京剧程式在现代戏中变形提炼后的精华呈现。“很多动作既要像工人，又要像传统的步伐，这个太难了。当时我们去北京火车站体验生活，有了生活还得把它舞蹈化、程式化，要做到似像非像。首先台步要把生活化提炼到程式化，提炼后还要有规格，手、脚、脸都要配合，要投入进去，还要抽离出来。哪怕一个喝酒的动作都需要有工架，手肘要圆，另一只手还要配合，设计感一下就出来了。而在《红灯记》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但是这样的创作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此次《红灯记》50周年复排，钱浩樑和刘长瑜等当年原班人马全程参与，但钱浩樑从不对年轻演员品头论足，“一说年轻人就好像要贬低人家，就要得罪人，所以一般不说，说了也达不到。但戏是要活生生给人看的，要给人看懂了、看服了，看得人家回家了还会琢磨、回忆，艺术不能靠解说。现在的传统戏为什么不抓人？这我不好多说。一个国家剧院拉开大幕就要代表最高水准，唱念做打任何一个细节都要讲究，一个小兵都马虎不得。翻跟头也得高轻飘，现在常常是捋胳膊挽袖子，看着挺铆的，一落地，扑噔一下子，美感全没了，再翻得多也没有意义。”
（来源 北京青年报 2014.4.28，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閱讀更多 聽戲AP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