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擴張的疆域
“元以寬失天下”的說法，在明初君臣中實際上是一個共識，上至朱元璋，下至劉基、宋濂、葉子奇，都對元朝的政治“寬”有表述。
《明太祖寶訓》：
帝曰：“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宋濂、王褘主修的《元史·刑法志》：
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其實對於元朝歷史，由於本身原始資料就有限，所以大眾化的通俗說史的傳播，往往不太摸這一塊，普通人對於元史的瞭解，就一些名詞解釋，比如說四等人制、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對了，還有杜撰出來的初夜權、殺頭胎。
極端民族主義勃興是一個背景，這個誰也扭轉不了，各種這個粉那個粉的，你逆著說，他還要罵你，所以，只能簡單科普一二了。
明初人所謂的“寬”，既有“寬縱”的意思，也有“寬厚”的意思，這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元朝確實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蒙古人在它的政權體系裡，就像八旗在清朝的政權體系裡，是有一定的特權身份的。
但是，舉個例子，嘉慶年間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竟然有四品旗人官員參與，鬧得嘉慶大為光火，審訊後得知，這位旗人官員家境貧困，以至於家人沒有衣裳出門，天理教的頭頭林清給了他幾百兩銀子還債，後來還承諾他打下江山，給他提拔成二品官，他就幹了。
所謂“特權”，並不意味著一個集團內部就沒有三六九等，隨著元朝的立國穩固，其上層以“根腳”（也就是家族家資）為基礎，有一群二十幾歲就能當上一二品高官的勳貴之後，同樣也有需要賣兒賣女的底層蒙古人。
“特權”最終的落實，往往只惠及集團的最上層，而非整體普惠，那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也不可能。
其次，元朝的“四等人”，並非法律、制度意義上的制度，更確切地說，是四種人、四圈人，比如地方任官上，明文規定蒙古人任達魯花赤、漢人任總管、色目人任同知，在品級地位上，總管比同知還要高。
這是四等人本身並不是嚴格分等的一個旁證。
事實上，元朝的統治本身有著強烈的遊牧帝國特徵，採取的是以族群，或者說集團為單位的“因俗而治”，也就是說，元朝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各個集團自身的傳統，而不是以“等”為基礎來看待人。
元代戶籍制度的特點是“諸色戶計”，分類方式可以依照職業：例如民戶、儒戶、軍戶、站戶、匠戶、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戶、畏兀兒戶、回回戶等。
比如色目人，細化為集團就有二十多種，比如唐兀、 乃蠻、 汪古、 回回、 畏兀兒、 康裡、 欽察、阿速、哈剌魯、 吐蕃等等。
在戶籍上已註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並未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四個簡單劃分。基本上，元代戶籍分類方式以區分外來戶(僑寓戶、北人戶) 和土著戶為主。
而部族劃分最重要的作用，其實也是“因俗而治”，因為不同部族的“賦稅、勞役”傳統完全不同，比如元初在滅南宋後，在其地繼續實行兩稅法，在金朝故地則採用分封+流官收稅的“五戶絲”制。
當集團之間，比如汪古人和南人（原南宋統治區居民）發生爭訟，就採取“約會”的裁判制度，在解決統屬機關或習慣相異的集團（職業戶、民族或宗教） 間發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個集團的頭目或長官合同協議裁決。
第三，元朝的“寬”作用在誰身上了？看了上面的這些敘述，其實已經可以看到輪廓了，元朝在他的統治區內，採取的是間接統治，即與“大族”、“頭目”合作的管理方式。
這種合作不僅僅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同樣施加於漢人和南人。
而其“寬厚”則可以從幾次減免賦稅來看出來，也可以從元朝大量減少的“死刑案件”看出來，這種統治模式，是非直接化的，即不再直接干預到每一個國民的人身之上。
元世祖忽必烈談刑法：
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
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元朝的法律原則是“慎刑”、“慎殺”，年判死者十幾人、幾十人，未嘗過百。
明人官修的《元史·刑法志》的評價是：
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
然而，這種管理方式最容易將社會中的“貧富矛盾”與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掛鉤，即將所有的生存危機，全部指向帝國的體制問題。
葉子奇談元末大亂：
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
現實是，元朝無論是對於文人的言論，還是對於漢人、南人大族的積蓄糧食、財富，收羅鐵器兵器，收納流民，形成巨大的地方勢力集團，
都有過高的容忍度，換句話說就是沒當回事。尤其是文字獄，因為清朝有，很多人就以為元朝也有，其實錢穆先生就專門考證過明初文人的詩集、文集，發現明初知識分子普遍懷念元代的文化氛圍，認為更加寬鬆，事實也是如此，元朝確實沒有文字獄……
另一方面，就是對於民間底層傳播的“民間宗教”勢力，元朝政府也是聽之任之，因為元朝本身就是一個信仰寬容，甚至可以說混亂的時代。
最終在短時間內給予元朝統治重擊的，恰恰是這些一時間能夠嘯聚十萬的民間組織形式。
對比一下明朝對於“妖言”的重視，對於明確具有反抗意向的民間宗教的鎮壓，就能看得出來，元朝何止是“寬”，簡直是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而明太祖上臺之後，一改元朝對於地方勢力的優撫、對知識分子的寬容，以及對民間的放縱，幾乎是毫不手軟地打擊，能殺則殺，能遷則遷，能拆則拆，徹底扭轉了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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