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是中國進入封建帝制之後的第二個大分裂時期，而且相較於之前的三國時期，其分裂的時間更長，而且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局勢也與三國時期有著天壤之別。在南北朝時期士族政治逐漸走到了歷史的前臺，對於中央政治形成了極強的鉗制作用，而且在中國北方還面臨著外族的入侵，位於江東的東晉政權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威脅。
在前秦苻堅大帝在位期間，北方完成了統一，東晉面對著史無前例的強大對手。苻堅不顧王猛臨終遺言，貿然對東晉出兵。終於因為己方軍隊不夠團結而大敗於晉軍，中國北強南弱的局勢也因之逆轉。淝水之戰後，東晉收復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區，出現了恢復中原的可能。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東晉的政治形勢卻急轉直下，不僅沒有在勝利的基礎上擴大戰果，反而出現了內亂，剛剛收復的失地也迅速被北方遊牧民族政權重新奪回。而這一切與當時王權的逐漸衰弱，以及軍鎮的逐漸強大有著直接的關係。
淝水之戰形勢圖
荊州軍事集團與北府兵的強盛，謝安與王權的衝突日益加深
在淝水之戰前，東晉政府就已經敏銳地發現前秦的快速崛起，這已經成為了東晉最大的威脅。在桓溫北伐失利之後他便開始著手加強東晉的軍備。在桓溫擔任宰相的時候，東晉的鎮江，常州一帶聚集了大量由北方來到南方的僑民。這些人與原來世居江南的土著居民不同，"人多勁悍"。桓溫也有了將他們編成一支新軍的打算，當時正在進行的土斷也為新軍的編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在桓溫著手這件事之前，他就因病去世了，國家的大權落到了謝安的手中。謝安當時也明確知道國家最大的威脅是北方的前秦，因此他繼承了桓溫的方案，開始在南徐州一帶募集新軍。而謝安編制新軍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防止荊州地區的桓溫後人，當桓溫死後，他的弟弟桓衝讓出了揚州，自己出任荊州都督，負責長江上游的軍事，在當時勢力極大，謝安編制新軍也是為了讓自己擁有與桓氏抗衡的實力。
東晉名相謝安
當時編制新軍的具體事務是由謝安的侄子謝玄來具體負責的，他在南徐州，南兗州兩地募集士兵，當地百姓紛紛應招入伍，其中不乏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東平劉軌這樣的猛將。而且在成立之後，謝玄就立即對他們進行了系統的軍事訓練，七年之後，這支部隊終於成為了一支精悍善戰的軍隊，號為北府軍。
正是這支部隊在淝水之戰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東線的主戰場上擊潰了苻堅的百萬大軍，挽救了東晉，也改寫了當時的政治局面。按理說此事東晉應該依靠北府軍的強大實力揮軍北上收復失地，但是此時東晉王權與世家大族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東晉的鬥爭從對外轉向對內，浪費了這個絕佳的時機。
在淝水之戰後，謝安進位太保太傅，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並、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聲望極高，這也招致了皇室的猜忌。在淝水之戰結束後不久，謝安就主動請求北征，這其實並不是謝安自己的意願，而是他在孝武帝和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排擠下所做出的無奈選擇。在離開朝廷不久之後，謝安就病死了。司馬道子立即進位司徒，錄尚書事，兼領揚州此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成為了新的宰相。謝安的遭遇在《晉書》中有如下記載：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
司馬道子在驅逐謝安後掌控大權
在東晉時期王權與相權一直處於長期的鬥爭之中，兩者相互成就又相互制約。在淝水之戰後，謝安的相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也引起了皇室的高度重視。加上之前桓溫請求加九錫的事情還歷歷在目，皇室便立即開始針對謝安，導致了謝安的出走。這導致北府軍的首領變更，讓北府軍戰鬥力下降，而且皇權與相權的衝突也削弱了東晉政府的決策能力，這才讓東晉沒能把握住千載難逢的機會統一南北。
皇族內部的權力鬥爭與東晉內戰
在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一起驅逐了謝安之後，司馬道子逐漸掌握了朝中大權，其與孝武帝之間也逐漸出現了矛盾。孝武帝越發覺得司馬道子會篡奪自己的權力，於是有了通過培植地方邊鎮的力量來牽制司馬道子的打算。
當時東晉地區依然面臨著北方政權的軍事壓力，而最重要的戰場依然在北府軍所在的揚州地區以及荊州地區。而孝武帝也安排了自己的親信前去這兩個地方擔任要職。他先是任命太原王氏的後人王恭擔任南兗州刺史，統轄北府軍。之後又任命殷仲堪擔任荊州刺史，當時桓衝已經去世，其侄子桓石民在不久之後也去世。桓氏在荊州地區的勢力基本消失，荊州地區又再次被政府直接管轄。
東晉孝武帝司馬曜
通過這兩次人事安排，東晉最重要的兩個軍鎮都被孝武帝的親信所管轄，皇權得到了一定的加強。但是後來孝武帝去世，其子司馬德宗即位，是為晉安帝，而司馬道子以太傅的身份攝政。但是晉安帝是一個在智力上存在一定問題的人，因此司馬道子便逐漸將朝中的權力全部收到自己手裡。
之後司馬道子又啟用了主張削弱方鎮的王國寶等人，司馬道子想依靠這些人與方鎮的首領王恭，殷仲堪等人對抗，這自然引起了王恭等人的不滿，而東晉的內亂也自此發生。此事在《晉書》中有如下記載：
"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暱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
王恭後來在京口舉兵，以誅殺王國寶為藉口，開始向建康進軍。而荊州的殷仲堪也起兵與其相呼應。當時東晉最為倚重的部隊就是北府軍與荊州兵馬，司馬道子自然無法與叛軍對抗，只得殺死王國寶等人，王恭之後也退兵回到了揚州。
東晉重臣王恭
但是王恭的野心卻不止於此，他在第二年再次舉兵進攻建康，而殷仲堪、桓玄都起兵相應，派出楊佺期為前鋒，沿江東下。司馬道子派出自己的兒子司馬元顯來抵禦叛軍，當時王恭的前鋒為劉牢之，劉牢之在司馬元顯的勸說下倒戈，襲擊王恭並將其殺死。殷仲堪等人見王恭兵敗，便也紛紛撤退，東晉內亂得以平息。但是在桓玄退兵之後，他又火併了殷仲堪和楊佺期，佔據了荊州上游，擁有了強大的勢力，成為了東晉的心腹大患。
在東晉皇室驅逐了謝安之後，本來東晉的權力已經被司馬皇室所掌握。但是司馬道子與孝武帝之間的摩擦讓孝武帝做出了錯誤的決斷，那就是扶持軍鎮來威脅中央，這就導致東晉的權力再次被分散，而且從之前的世家和皇權之間的對立變成了皇權與軍權之間的對抗。這為之後東晉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司馬元顯組建新軍與浙東起義
在司馬元顯擊敗王恭之後，他利用手段將揚州刺史的職位奪了下來，同時他又總錄尚書事，與司馬道子一起把持朝政。後來司馬道子昏醉多病，便將所有的事務都交給司馬元顯處理，至此司馬元顯開始獨掌大權。
司馬元顯在之前的事件中見識到了荊州上游地區的威脅，加上他感覺憑藉自己很難真正控制北府軍，因此他希望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揮的新軍。當時江東地區兵源缺乏，這一方面是因為之前的戰亂，另一方面是因為土地兼併使得大多自由民成為了地主的佃戶，而真正可以被政府招募的壯丁已經十分稀少了。
東晉權臣司馬元顯
於是司馬元顯強制徵發東土諸郡的佃戶，集中到京都，擔任兵役，被稱為"樂屬"。這個政策不僅僅讓這些佃客十分不滿，也引起了地主們的強烈反對。在魏晉時期，兵士的身份一直十分低落，這些人從佃戶變為兵士之後，其子孫也要世代為兵，自然讓他們難以接受。司馬元顯的這個決定也成為了之後孫恩，盧循起義的導火索。此事在《晉書》中有如下記載：
"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在司馬元顯掌權的時候，他已經深感自己的實力無法與邊鎮對抗，於是他放棄了司馬道子的強硬路線，而是在於邊鎮合作的同時培養自己的軍隊。但是當時的東晉已經不能承擔這樣的負擔，司馬元顯雖然得到了一支軍隊，但是軍心渙散，而且東晉政府在浙東地區的統治也發生了鬆動，這也是東晉中央政治走向崩潰的開始。
浙東爆發的孫恩，盧循起義
結語
淝水之戰一直被視為東晉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並不是針對北方，而是針對戰勝國的東晉而言的。因為北方的前秦雖然戰敗，但是他們又迅速完成了統一，進入了北魏時期。而戰勝的東晉則在取勝之後不思進取，反而出現了嚴重的政治鬥爭，導致皇權的震動，最終終於被君權所挾制，逐漸走向滅亡。
在這個過程中，東晉政府最大的失誤就是對於謝安的驅逐以及後來對於邊鎮的扶持。驅逐謝安導致北府軍失去了原先的統領，更重要的是他們斷了與東晉政府的聯繫，讓他們成為了相對獨立的軍隊。而在此之後東晉政府非但沒有加強管控，孝武帝反而將北府軍當作制衡相權的武器，雖然他達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其皇權的權威卻受到了極大的削弱，而之後司馬道子對於邊鎮的針對也引發了東晉內部的混亂。後來司馬元顯想要組建自己的軍事力量更是給東晉的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最終引發了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將東晉推向了毀滅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晉書》
2《資治通鑑》
3《世說新語》
4《綱鑑易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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