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Y夏夏

2018年，一個春光明媚的下午，山南基金小鎮。

餘國良帶著他投資的3位CEO亮相杭州，向在杭的績優資本、科發、浙科等多家投資機構介紹他打造的“健康王國”——由近30個他或投資或從零開始創建的生物醫療項目所組成的大健康生態圈。這也是餘國良在2017年5月擔任美國浙江商會會長之後的首次回杭亮相。

這30個項目涵蓋了基因診斷、幹細胞、腫瘤新藥研發等生物醫療的各個細分領域。

一個月後，餘國良又再度帶著他的項目，與浙江省風險投資行業協會舉辦了一次深度項目交流座談會，雙方同時還簽訂了正式的戰略合作協議。這一次，餘國良還帶來了在30個項目之外的又一個更宏偉的項目——健新原力。

這是一個佔地100餘畝的生物醫藥生產基地項目—建設一個新一代抗體藥物產業化基地，該項目擬投資額超過20億元人民幣。這將是餘國良在自己事業有成之後決定帶給他土生土長的家鄉杭州的一份“豪禮”。

餘國良是誰？在他意欲打造的那個宏大的健康理想國裡，都有著怎樣的精彩故事？和我採訪的其他投資人相比，餘國良是80年代海歸回歸投資的一個典型代表。

一、出走：從學術到創業者

餘國良，出生在浙江紹興，中學時代在杭二中就讀，後大學本科考取了復旦大學生物化學專業。

36年前，為了能為中國培養國際一流的生物學家，著名華裔生物學家，康耐爾大學教授吳瑞發起創辦了CUSBEA項目。CUSBEA 為中國培育了422位傑出的生命科學人才，其中好多位美國中國科學院院士。

1983年，在復旦大學生物系的餘國良，幸運地拿到了第三屆CUSBEA項目的考試資格，在激烈的競爭中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從此開始踏上了新的征途。

剛剛來到美國不久的餘國良，對Elizabeth Blackburn教授的端粒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憑藉其努力，在年僅28歲的他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自然》雜誌論文。 這篇論文和Blackburn實驗室的其他發現成為了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主要內容。

在美國就讀博士和博士後研究期間，餘國良非常投入，也很享受一個個午後與導師漫步在通往Café Roma校園小路上一起探討學術的時光。Blackburn教授每次的開場白都是拋出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的理論是什麼？”。 有理論才能有試驗去驗證。這個最根本的問題，迄今讓餘國良還覺得受益匪淺，成為他做事重要的思考模式。到現在，無論做什麼事，他都會習慣先問問自己：理論基礎是什麼？

餘國良以優於常人的傑出成績完成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成功地克隆到了人類發現的第一個植物抗病基因。並且有了8篇第一作者的論文，其中2篇《細胞》和1篇《自然》。他本可以大踏步走在一條通往成為全球知名科學家的康莊大道上，一次意外的選擇卻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92年秋，哈佛大學的威廉姆·海澤爾汀 （William Haseltine）教授辭去了哈佛大學教授一職，和克瑞格.溫特 （Craig Venter）創建了曾經赫赫有名的人類基因科學公司（HGS）。海澤爾汀是基因界的傳奇人物，同時他還是一位非常有遠見的科學家，創業家和資本家。海澤爾汀當時說服了包括餘國良在內8位來自中國的哈佛博士後加入HGS。據餘國良回憶之所以選擇放棄教授機會是被一種“時不我待”的使命感所驅使，他記得當時海澤爾汀說：“我們將是發現第一個人類基因組的先行者，讓我們把握這個創造歷史的機會，它在人類史上也只會且只有這麼一次！” 一種時不我待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餘國良放棄了之前的一切，毅然加入，並開啟了新的人生征程。

“我人生裡很重要的一個轉折就是從學術界到了企業界。”今天去回憶，餘國良也好不質疑當年這個決定的大膽性和突破性。當無數人問起，他也總是堅定地回答：“一秒鐘都不曾後悔過。”

接受採訪的那天，坐在蕭山湘湖的遊船上，他的身邊既有他敬重的師長，也有敬仰著他的年輕CEO們，大家歡聚一堂，一邊遊湖感受杭州最美的春色，一邊暢想著未來。好像從一開始，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餘國良說，比起所有學術上的榮譽，他對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更感興趣。 “歸根結底，對社會有用必須是以產品的形式來表述出來。”他說。

求學期間，餘國良就在思考一些人類健康底層的問題，如細胞是怎麼凋亡的？端粒酶和長壽是什麼關係？怎麼能讓作物產量跟上人口增長？後來加入HGS之後，又在人類基因組，他一直緊緊圍繞著一個初衷：要讓科技轉化成為有用的產品。

因為有著明確的目標，也因為心懷偉大理想，肩負著改變世界的使命，那些年，一群年輕的科學家，夜以繼日地奮戰在實驗室裡，“很辛苦卻又很有趣”。那是一段最單純也最充實的歲月。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餘國良成功發現了一個藥靶。後來HGS在他的研究基礎上，開發出了首個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的抗體新藥。有趣的是，這個藥靶是腫瘤壞死因子家族中的一個成員叫Blys的蛋白質，而Blys的氨基酸的序列裡3個重要的氨基酸是GLY，恰好是他名字的三個首字母 （Guo-Liang Yu）。

人類和腫瘤的戰爭迄今已經四十多年了，基因測序，貌似是其中一個人類找到的最可能致勝的“法寶”。在HGS的五年多研究歲月裡，餘國良有幸比這個世界上任何其他科研人員都更早地“窺視”到了基因的奧妙。

而這些紮實的基礎和不斷的積累，包括專業知識和人脈，都成為他日後走上創業之路的最大資本和自信所在。

二、錘鍊：第一次成功的創業

在HGS的這些年裡，餘國良實際上並不簡單痴迷於技術。在圍繞著技術發現展開的專利發明和知識產權保護上，他也自學並積累了大量的法律和市場方面的知識。

這些法律知識也成為他之後創業中最強而有力的“殺手鐧”。利用這些專業的法律知識，加上他在基因研究的積累，他好像發現了聯通在科學和市場需求之間的奧秘。

上世紀末，人類基因科學公司一度是一個資本市場的神話。但是基因研究與疾病的治療之間卻總是隔閡重重，基因始終做不成產品。最終，高估值的神話破滅。

但經歷過行業潮起潮落的餘國良卻從中得到了啟示：從基因到疾病治療需要很長的路要走，這之間的橋樑抗體蛋白是解決從基因到疾病治療的途徑之一。他開始急切地四處尋找可產業化的抗體技術，一種廉價、高效又可高通量生產的抗體生產技術。

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餘國良聽到Robert Pytela博士談到有關兔子單克隆抗體技術的報告，敏銳如他，他一下就明白，就是它了！他會後便“攔截"Pytela開聊，兩人一拍即合。通過Pytela博士，他又是幾經週轉找到這個專利的持有人芝加哥大學，不惜重金買下專利，與Pytela、朱偉民、張東曉4人成立了宜佰康（Epitomics），開啟了創業之路。

2001年開始，宜佰康一做就是十年之久。2011年，當宜佰康的試劑部分以1.7億美元的高價賣給了Abcam公司，這一價格是當年公司銷售額的7倍多，也是宜佰康擬在臺灣上市掛牌價的兩倍之高。

此役之後，餘國良一戰成名，也實現了財務自由。但十年的創業生涯裡，各種各樣創業者遇到的坑和走過的坎，他是一個都沒有落下。

對創業企業而言，最難的是生存問題是融資。創業之初，恰逢“911”事件，融資之路變得困難重重。他連續找了30多家投資公司，均未能成行，最終只能找到身邊的朋友解燃眉之急。他求助的朋友之一正是後來Epitomics的天使投資人方瑞賢。

方瑞賢在1984年創辦的Clontech公司，曾是第一家亞裔創辦的基因庫且是最大的分子生物公司，在創立15年後，公司以2億美元賣給了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公司被收購後，方瑞賢創立了恆信創投 （Kenson Ventures），從事天使投資。方瑞賢給出的第一筆天使投資，讓餘國良的創業得以成行。

“他是我的創業導師。”餘國良說。在那之後，每每在創業上碰上什麼難題，餘國良都會去找他，尋求幫助。而作為回報，餘國良也是卯足了勁要給這些“導師兼恩人”財務上的超額回報。

“我一直告訴自己也告訴投資人，我首要的任務是給你們的投資帶來超額收益，然後在這過程中，把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給做了。而實際上，創業是一種歷練，當你把事情本身的意義完成了， 賺錢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天清晨，在濱江的江邊最美跑道上，餘國良一邊快走一邊敞開心扉，遙想過去的事件，一件一件，依然歷歷在目。生命很短暫，人生匆匆而過。他說，那時候的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來到海外，會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又與一群牛逼的科學家為伍。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會走上這條創業之路。

我們總以為，一個偉大的創舉，多少要伴隨著一個從小開始規劃的偉大的夢想和實現規劃路線圖。但實際卻並不盡然。

馬化騰說，在創業的那些年，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未來，都在為明天能活下去而苦惱不已。餘國良也是。他說，小時候是“放養”的，從來沒有立志創業或是成為科學家的大志。後來走上了創業之路，他每天思考著如何活下去，更無暇“風花雪月”。

為了持續融資，餘國良還不惜代價、“三顧茅廬”找來了比爾.拉特（Bill Rutter）教授。比爾是生物界裡教父式的人物：既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也是全球最早的生物技術公司——Chiron公司的發起者和CEO，他發現了丙肝病毒。餘國良清楚地知道，Bill Rutter的投資和他的加盟，可以帶來的資源，能夠某種程度上確立Epitomics的行業地位。為了說服比爾，他開出了讓人無法拒絕的條件：自願讓出第一大股東的位置。

同時，考慮到公司盈利能力，他又狠心作出了貌似“自斷其臂”的決定——解散了新藥研發部。因為新藥研發的投入週期長且成本過高，會導致公司現金流危機。雖然實際上他自己真正的興趣點在新藥研發，他也清楚，若干年後，新藥研發一旦有了成果，其爆發性超乎想象。但眼下，活下來才是真諦。

一直到數年後、待到Epitomics邁上正軌後，餘國良才又將新藥研發的事業啟動，設立了Apexigen公司，聘請了楊曉東博士出任CEO。同樣的“讓賢”思維，雖然這家公司他持股比例很高，卻堅持不進董事會，將公司的管理權全權出讓給創業者並給予完全的信任。

今天來看，Epitomics從產品立意到投資、管理，是餘國良積累十多年後的“厚積薄發”之作。他從專利購買開始，就極度用心地經營著這一“作品”。

Epitomics的成功進一步讓餘國良確認了自己人生道路選擇的正確性。與此同時，受到方瑞賢的影響，在經營Epitomics後期，餘國良已經抽出部分精力用於指導年輕創業者。

他會定期參加活動，聽年輕創業者的困惑，幫著解決問題。“歸根結底，每個企業成長中都要面臨很多問題，但林林總總其實都只有一個——定位問題。“到底我是誰？”想清楚了這個問題，所有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這是Epitomics十年實戰經驗中，錘鍊出來的創業真經。但餘國良沒有想到的是，用這一條“創業真經”，他還真的成功拯救了一家瀕臨倒閉的高科技公司，並用短短三年時間將其打造成為了一家上市公司。

三、昇華：起死回生的管理術

中美冠科，是餘國良創業生涯中的又一個堪稱經典的戰役。

這是一家全球性的新藥研發技術平臺公司，主要提供腫瘤和心血管代謝疾病體內及體外藥效測試服務、藥物篩選、藥物代謝分析及轉化醫學領域等研究服務。餘國良接手前，這家公司每年虧損達1000多萬美元，財務壓力巨大。

中美冠科的董事長朱偉人和餘國良住在同一個鎮上。他對餘國良的職業歷程非常清楚，便帶著兩位董事會成員四度到訪餘國良家中，懇請他“出山”擔任中美冠科董事長。

到了第四次到訪時，眼見餘國良遲遲沒有表態，朱偉人臉色一沉，甚是不滿地對餘國良說：“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也就三顧茅廬，你這架子不小啊！“

對餘國良來說，這確實是一個艱難的選擇。當時所有人都勸他：這條船要沉了，是很難救回來的。包括他的創業導師方瑞賢也說，失敗一次怕是“晚節不保”，何必要冒這個險？

但餘國良說，真正把這個茬接下來，不是被朱偉人“嚇到了”，而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好玩的事。“想讓我做的事，一定是好玩，好玩的定義裡包括了巨大的挑戰和刺激。”餘國良說。

如果能夠把這條“沉船“給救回來，確實很刺激。

2013年，餘國良正式出任中美冠科董事長。接手之初，他原計劃只會花上一半的精力，但事實上別說是一半精力，前期可以說是投入了120%的精力。

通過前期的接觸，他清楚地看到了中美冠科的癥結所在：業務的定位不夠清晰，各個部門沒有形成合力，更加談不上盈利模式了。“一批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卻都不好意思談怎麼賺錢的事。”在餘國良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但也是大多數科學家創業不得不正視的普遍問題所在。

到任中美冠科的第一天，他拋給了團隊兩句話評價：第一句話說，“你們是精兵強將弱帥”；第二句話說，“你們是替他人做嫁衣”。

語氣說得雖是重了，確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餘國良解釋，生物技術產業最值錢的是做藥，而60多個留美博士，一群生物界的技術大牛，卻偏偏選擇做了CRO。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即新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通俗地講，這是讓一個天才去做搬磚的農民工的活。”

中美冠科應該怎樣做好定位，發揮優勢？餘國良又特別組織了“杭州會議”，讓所有的管理層飛到杭州的西子湖畔頭腦風暴。幾天幾夜的激烈討論均圍繞著一個目標——中美冠科，如何在三年內成為一個行業老大？

當時，有人提出偉大的設想：我們要在三年內打敗競爭對手藥明康德——當時CRO領域的領頭企業。餘國良卻大潑冷水：“如果我告訴你，這輩子你永遠打敗不了藥敏康德，你怎麼辦？還要硬著頭皮去撞牆嗎？”

在幾天幾夜的激烈討論無果之後，餘國良的思路卻逐漸清晰起來，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藥明康德差異化競爭，聚焦腫瘤藥效研究。這與原來的業務大相徑庭，結果是250人的團隊，超過200多人不得不崗位流動或是走人。

最終，三年後的中美冠科如約成為了腫瘤藥效學NO.1。此時的中美冠科也早已不是最初的那個中美冠科： 從200多人到600多人的大團隊，但三年前的老員工僅剩50人了。從當年的年虧損1000多萬，到2018年預計淨利潤可實現1000多萬美元。

大刀闊斧地變革，真正比新創立一家公司從頭開始還難。餘國良感嘆： “到目前為止，所有管理的公司裡，最難的就屬中美冠科”。當然，今天去回顧職業生涯，最得意的也當屬中美冠科。

2017年，中美冠科與日本JSR Corporation 及 Gallo Merger Sub Corp. 簽署合併協議，根據協議，JSR以每股75元新臺幣收購中美冠科100%股份，總收購價格約120億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26.4億元）。收購價高出當時中美冠科在臺灣市值的2倍有餘。又是一起近乎完美的收官之戰。

年輕時候，跟隨海澤爾汀見識了一個基因組公司的故事，如何一夜之間被華爾街捧上天，高達100多億美元的市值，又如何坐過山車，一夜回到解放前。“心變大了，視野也更廣更遠了！”這段經歷成為了他之後的連續創業之路奠定了基礎。

但這也不算什麼，畢竟只是別人的故事。但他敢於在功成名就之後，挑戰自我，成功拯救了一艘在所有人看來已經要“沉默的船”，使其煥發新春。這一次之後，餘國良對自己的未來道路更加明晰且信心十足了。

羅素說，我們有力的道德就是通過奮鬥取得物質上的成功，這種道德既適用於國家，也適用於個人。在無數次窺視到生命生長的奧秘和一種在浩瀚宇宙中個人渺小的無力感之後，餘國良一次次的走在了這樣一種“道德”的奮鬥道路上，遵循著一條在他的價值觀裡是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的“第三條道路”。

四、迴歸投資：窺視生命的奧妙

艱辛的創業路上，寂寞、孤獨甚至自我懷疑，箇中滋味只有創業者自己能懂。但餘國良似乎比別人幸運得多，方瑞賢也好，Bill Rutter也好，他一路上遇到的這些對他伸出援手的“貴人”，都是在業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人為何總會在關鍵時候“施以援手”？

餘國良說，首先你要讓自己做個正能量的、有趣的人，讓別人和你在一起會非常開心舒服。

《菜根譚》裡說，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份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餘國良將其奉為處世哲學。他說，讓人舒服的能力，也是一種軟實力。

這些處世哲學，他是從自己的求學創業經歷中一點點悟到的。

與人談話時，餘國良謙謙有禮、笑臉迎人，他是個和藹且人緣極好的人。他自己也常常說，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朋友特別多。儘管迄今為止，他的人生都過得甚是得意，他總是做著一件又一件在常人看來可望又不可及的事，但他又總是說服自己用一顆平常心去對待，善待身邊的一花一草一木，不辜負了這大好韶光。

他的興趣點好像有點多，而且都是階段性的。但是一旦他決心去接受一個挑戰，那段時期裡，他的目標就會非常明確而且十分聚焦。所以，每一個階段，他都會收穫到常人無法想象到的成績。

他說，從博士的研究生涯開始，他就會對自己的人生目標作出排序，明確第一目標是什麼，第二目標是什麼。在精力有限的情況下，他會先集中“火力”進攻第一目標，確保圓滿完成任務。

人生如此，做企業管理也是同理——找準定位，找到“小而美”的切入點，然後集中火力進攻。

今天的餘國良，已經是30多家創業企業的導師了。每每聽到創業者的困惑，幫助解決問題，他說，其實大部分的創業企業都在面臨著共同的自我定位問題。“我是誰？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我們都想做比較偉大的事業，但偉大的事業往往是最難的事業。”

餘國良說，擁有偉大理想的人一般無非兩大目標：為人類創造知識，或者是將知識轉化成為有用的產品。這兩大目標，能完成其中一項就是了不起。而他選擇了後者。

過去的數十年，包括未來的數十年時間裡，他意欲打造的最大產品是幫助人類戰勝腫瘤。到了今天，科技的進步已經讓這個目標僅一步之遙。

他預言：“20年前，腫瘤之於我們就像是今天的老年痴呆症一樣可怕，我們對其知之甚少；但我相信，在未來的十年裡，腫瘤對我們來說將不再是什麼可怕的病種。”

攻克腫瘤，不再僅僅只是一個夢想。餘國良的自信源自於今天腫瘤免疫學上一個個卓有成效的技術突破。

80年代初，現代生物化學的蓬勃發展，現代生命科學依據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直到今天，生命科學結合科技的進步，圍繞著免疫腫瘤精準治療的每一個重大研究突破，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2018年4月，一篇學術界重量級的項目毫無懸念地登上了《細胞》封面，這個重磅研究凝聚著全世界無數頂尖腫瘤學家數十年的心血。他們通過對33種最常見癌症超過11000個腫瘤樣本的分析，為世界描繪出了一份關於癌症的“世界地圖”。這將幫助科研人員更好地理解腫瘤在人體內是如何誕生、何處誕生以及為何誕生，為臨床試驗提供更好的指導，基本破譯了腫瘤的核心秘密。

2018年2月，《Science》雜誌發表了最新科研成果：腫瘤類器官，可以預測患者對藥物的反應。這能夠幫助研究人員在臨床試驗之前測試潛在靶向療法，又極大地推動了個性化醫療的進程。

每一項新的哪怕只是微小的突破，也都讓餘國良激動不已。而他在腫瘤免疫治療上，涉水也是極深的。

他投資的30多家企業裡，從新藥研發、基因組、基因編輯，幹細胞，再到腫瘤檢測等等，整個腫瘤治療的生態鏈已經完全覆蓋。他同時還擔任美國知名醫療投資機構奧博資本的風險合夥人，時刻關注著最前沿的醫學創業最新動態。

2018年初，美國生物醫學行業知名媒體網站BioSpace 評選出了2018年新興生命科學公司20強企業，其中有僅有的三家華人創立的公司中，有兩家是餘國良投資的，包括冠科美博製藥（CBT）和Immune-Onc。兩家都是新興的腫瘤新藥研發公司。CBT公司擁有四個臨床階段的新藥，以聯合療法為策略。CBT最大的創新之處在於，他們將腫瘤的治療通過雞尾酒式的療法，通過靶向和免疫治療的辦法，提高了腫瘤抗體藥物治療中受益的人群。

Immune-Onc選擇了更為挑戰的道路：開發新靶點的抗體藥。Immune-Onc的聯合創始人廖曉玲博士也是CUSBEA的留學生。他們通過調控免疫系統來治療癌症，公司成立當年即獲得700萬美元的A輪融資。

餘國良天使投資的第一個公司Applied Stemcell (ASC) 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公司了。在硅谷，這是一家在基因編輯和幹細胞創新方面有獨特之處的公司。公司CEO姜儒鴻是復旦大學的學弟。聯合創始人陳燕如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學轉基因動物模型中心主任，TARGATT 技術的發明人之一。

餘國良最近在杭州籌劃的項目，大型抗體生產企業健新原力公司，更是被他稱之為之前近30家企業佈局之後的又一次人才、資源和市場大匯聚。他正在打造的是健康王國生態圈的最後一個閉環：新藥的製造、生產和銷售。

“這是一個鮮明的反差，一方面中國製造業發達，但生物製品的生產能力卻特別小；而另一方面，從市場需求和容量來看，中國的抗體藥用量又特別大。”餘國良說。

從求學生涯的第一天開始，從他提問“細胞為什麼會死亡”開始，他就在不知不覺地一步步接近這個目標——為全人類的健康而戰。

說起為何選擇生物化學專業，餘國良迄今還感恩本科時復旦大學負責招生的那位從未謀面的楊姓老師的推薦。進入時是一個偶然的時機使然，但之後的人生道路，他漸漸地清晰起來。

而如果說30多家他投資或創立的公司中，大多數還圍繞疾病的診治而來，量康科技算是一個異類。生病之後的治療固然糾結人心，但更大的健康群體的健康管理該由誰來負責？

基於自身的健康管理經驗，餘國良又集結了一批技術、醫學領域的“夥伴們”，包括曾在英特爾、高通任職的姜中華等，在杭州設立了量康科技，一家致力於健康管理的科技公司。

過去的基因組研究成果告訴他，人類的疾病大多數與基因突變有關，而這種突變通過人為的早期干預是可以提早作預防的。當大多數普通人對自己的身體情況知之甚少，餘國良說，量康科技可以幫助大多數人突破這一盲區。

創業簡單嗎？肯定不。硅谷資深創業者本·霍洛維茨總結自己的創業史時說，在擔任CEO的8年多時間裡，只有3天是順境，剩下8年幾乎全是舉步維艱。餘國良說，每一個聽著輝煌的戰績背後，都是血跡斑斑、傷痕累累的付出。每一次的創業歷程中，他都經歷過“彈盡糧絕”的時候。

創業的艱辛，只有創業者知道。問題在於，每一個創業項目的成功都是唯一的，不可複製。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創業者前赴後繼？為什麼，已經數次成功的餘國良還是願意甘當起創業者的導師，一次次陪伴他們重新經歷創業維艱的洗禮？

餘國良說，當這些創業者從一開始就已經賦予了艱辛一個偉大的使命，一切都變得富有挑戰且“好玩”起來。包括他自己，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打造的健康王國也好，當創業導師也好，首先都是因為“好玩”。

“好玩”的寓意似乎複雜且豐富。它應該包括了事情本身的有趣性，所做事情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還具有極高的挑戰性。

十多年前，開始創業伊始，方瑞賢鼓勵年輕的創業者說，你們每個人都要成為“頭”(leader)。什麼是“頭”? 就是你做的事情, 被人家認可, 人家跟你一起走（follower）。

十多年後，餘國良已經成功成長為一個“頭”，他的身邊集聚著一批世界頂級科學家，同時還有一批具有潛力的CEO。下一個目標是什麼？他說，儘自己最大的能量將身邊的生物技術資源整合起來，讓偉大的科學技術找到資本和CEO，同時也讓人類成功攻克腫瘤，讓健康不再只是一個夢想。

我好奇地問餘國良：為什麼選擇腫瘤？他說，因為這是當下人類健康最大的“攔路虎”。而且曙光就在眼前。實際上，如果從更前沿的科學研究來看，他對神經生物學方面的阿茲海默症也很感興趣。但從創造產品的可行性來看，攻克阿茲海默症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餘國良看來，本質上來看，人類發展的瓶頸是生命科學而非技術。人類在技術上不斷地突破極限，但是對自身的瞭解卻少之又少。“如果說免疫治療是人類對自身認知從被動轉為主動的好的開始，未來我們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比如，阿茲海默症的研究和認知。”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比特·席勒說，神經科學會改變我們對於人類本性的認識。研究神經是跟大腦有關的領域，實際上才是未來整個社會科學的一個核心。以阿茲海默病為例。今天，醫學界對阿茲海默症認知還依然少之又少。而可以預期的是，在日趨老齡化的中國，阿茲海默病正在成為人類健康最為嚴重的健康隱患之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阿茲海默病的研究得到突破性的進展。能通過創造產品助推其進程。”

每個人都有一條自己的路要走，每一個看似漫不經心的選擇，都可能改變命運的軌跡。和普通人比起來，餘國良無疑是幸運的，他的每一次險勝都成為他下一次攻克難關的重要資本。但或許更為重點的還在於，每一次面臨著選擇時，他總會選那條比較難走的路，而且配之以一顆向善、樂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