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0 青铜时代的大美沈北新区-东四家子遗址

这里是沈阳-- 青铜时代东四家子遗址

东四家子遗址,位于沈北新区望滨街道东四家子村北200米处,一直地址地势权威北高南低,土质为黑沙土,遗址南北长200米,地表有大量夹砂红陶器腹、器耳等。考古发现呈现了沈阳地区青铜时代民众居住区的原始风貌,为研究当时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生活习俗提供了依据。


青铜时代的大美沈北新区-东四家子遗址


首先介绍下沈北新区原名新城子区。帝俄入侵中国后,在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由新城子经过,1905年在这里建成火车站。建站当时,这里尚未形成村落,因车站北有新城堡村,西南有九里沟子村,所以就取“新城堡”前两字和“九里沟子”后一字,起名新城子站。形成村镇后,一直沿用“新城子”。

沈北新区历史沿革

沈北新区自古隶属沈阳市。谈到新区的历史沿革,要从沈阳的历史说起。

7200年前人类在沈阳的大地上农耕渔猎,繁衍生息,创造出新乐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重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隶属辽东郡。西汉时期沈阳已具有城市轮廓,称为“侯城”。唐代改称“沈洲”。公元921年辽太祖移民到此,修筑土城,生产随之发展。元代金太祖攻占沈洲,沿用“沈洲”之名。1296年元代重建土城,改沈洲为“沈阳路”,归辽阳管辖。从此,“沈阳”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史料上。1386年明朝改称“沈阳路”为“沈阳中卫”。1625年清太祖清太祖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城内着手修建皇宫(今沈阳故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陪都。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所以,沈阳又名“奉天”。

青铜时代的大美沈北新区-东四家子遗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统治的首府。1923年正式设立奉天市政公所,沈阳首次出现市的建制。1929年张学良改“奉天市”为“沈阳市”。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沈阳后,又将“沈阳市”改为“奉天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奉天市”恢复“沈阳市”名称。

1948年11月2日沈阳全境解放。1953年沈阳市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沈阳市改为辽宁省辖市。1993年原铁岭市的法库、康平县划归沈阳管辖,新民县撤县建市。

沈北新区自古为沈阳北部门户,有悠久的历史。据境内出土文物考证,大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

青铜时代的大美沈北新区-东四家子遗址


1948年沈阳解放后,成立沈阳特别市政府,11月20日,成立沈阳特别市市郊办事处,设新城子、财落堡和蒲河三个区;1951年12月,市郊办事处改划为4个中心区,成立新城子中心区;1954年3月,沈阳市人民政府撤销市郊办事处,成立东、西、南、北四个郊区人民政府,新城子中心区改为北郊区;1956年划归沈阳县管辖,变更为区公所;同年12月31日,撤销沈阳县建制,其所辖地区分别划入市内邻近各区,并设立新城子区。

2006年10月8日,民政部《关于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更名为沈北新区的批复》(民函[2006]300号)批准,同意将新城子区更名为沈北新区,成为全国又一行政新区。

首先,新城子区更名为沈北新区是全区人民的强烈要求。“新城子”三字,是1905年帝俄侵略时期,为掠夺东北地区煤炭等资源修建中东铁路火车站而强加给我们的,是火车站名称,无实际意义,而且承载着我区人民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历史,有一定殖民色彩。所以变更名称,抹去这段遭受掠夺欺凌屈辱的印迹,是我区人民心中许久的夙愿。

第二,是顺应历史的必然。早在192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现新城子区范围内成立中共沈北区委,是沈阳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反强暴、抗侵略、争生存、求解放,沈北大地养育了他们,他们也热爱着沈北大地。1960年建区之前,我区被称为沈北地区或沈北郊区(1954年曾改名北郊区)。可见,“沈北”的概念在我区人民心中早已扎根,沈北新区更是顺民心、合民意,是民心所向。

第三,是新区人民共同的心愿。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辉山街道办事处整建制与我区合并,扩大了我区的范围,给我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赋予了新的内涵。现在“新城子”的概念已经涵盖不了新区的范围。

第四,是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委、市政府赋予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使新区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是沈北的发展战略,沈北将树立起科技创新的大旗,将实行全新的体制和机制,呈现全新的面貌。

第五,是城市功能定位的需要。沈北大开发给新区的总体定位是:“以打造绿色沈北,建设生态新城为重点,做强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原来的“新城子区”仅仅局限于地理上沈阳市的郊区,乡土气息浓郁,“农村”概念突出,不能体现新城区功能齐全的所有内涵。目前,新区的功能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普遍意义上的农村,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发展。

沈阳地区出土的青铜文化,不但集中地反映了古代沈阳地区存在着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等多种经营的经济特点,而且反映这里也是诸多不同民族氏族部落群体活动的舞台。直至战国时期,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渔猎游牧文化的流动性以及各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日益突出,这不但破坏了社会稳定,甚至把发达的经济聚落中心与手工业集中的聚落点化为废墟。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直至公元前4世纪前后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管辖辽河流域的燕国经过改革,成为北方强大政权。《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燕将秦开奉燕昭王之命出任统帅,“出击东胡”,制止东胡游牧民族奴隶主贵族对农业区的骚扰。史称东胡被战败,“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同时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社会安定是地区经济开发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秦汉王朝的大一统与辽河流域的安定,为沈阳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城市繁盛带来了新的机遇。辽河流域西与华北平原紧密相连,南与山东隔海相望,大一统为辽河流域与内地的联系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中原先进的铁制农具与生产技术的大量引进,大大加速了辽沈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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