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是宣統皇帝的外國老師，即洋帝師，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中國老師，即土帝師，那麼在洋帝師眼中，土帝師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翁同龢祖籍江蘇，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1856年，他在殿試中得了第一名
並獲得了科舉時代最高的功名——最令人羨慕的狀元。
他的官職升遷很快。最終身兼戶部尚書和大學士兩職，同時還擔任了新成立的語言大學——同文館的館長。作為學者、詩人和書法家，翁同龢被中國文壇視為十八世紀文豪劉墉的精神後裔。作為一名學者，他最終被任命為帝師，即皇帝的家庭教師，並先後教導同治、光緒兩代皇帝讀書修學。
翁同龢雖然是儒學大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流學者，但他也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對康有為的著作有著濃厚的興趣。經過與前面提到的陳寶箴、許景澄等幾位志同道合者的磋商，翁同龢在決定命運的1898年的早春把康有為的名字告訴了皇帝，並和他的皇帝弟子討論了這位廣東改革家的政治信條的要點。作為皇帝的家庭教師，翁同龢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儘管光緒皇帝在1898年時已經快30歲了，不再需要修學，但帝師職位帶有某些終身的特權，其中包括和皇帝私下會面的權利。
此外，皇帝的家庭教師有權毫無保留地向皇帝陳述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拘泥於繁文縟節，其他官吏無論多麼尊貴，在與皇帝的關係中都會多少受到一些束縛。
一個像翁同龢這樣地位的人，竟能使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引起皇上的注意，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方面，它有趣地詮釋了翁同龢自己的性格，表現出他既有不妒賢嫉能（這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官僚中屢見不鮮）的超常之處，也不受他那個時代文人迂腐保守主義的束縛。
另一方面，這也表明，皇帝本人遠非某些作家所描寫的那種淺薄糊塗、無足輕重的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翁同龢比任何人都更瞭解光緒的性格和能力，慈禧太后也不例外，如果他認為光緒皇帝既沒有理解社會變革的才智，也沒有進行變法改革的意願，他不可能和一個年輕的君主討論康有為的改革方案。
康有為有時也被視為光緒皇帝的老師，那麼，莊士敦對他又有著怎樣的評價呢？
毫無疑問，1898年春天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面時，年輕的皇帝給康有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年後，我曾經幾次和康有為談起那一年光緒皇帝和他的會面，對於皇帝，他語氣中充滿近於崇拜的欽慕。如果這位激烈的改革者當初發現支持變法的皇帝缺乏智慧、愛國主義或熱情，他會加入日漸壯大的革命派，那些人相信滿清統治者已經失去了“天命"的眷顧，淪落為中國進步道路上必須清除的障礙。
即使這樣的想法曾經進入康有為早期的思想，在他和光緒皇帝第一次面談時也已經被他連根拔除了，因為他發現年輕的皇帝不僅同情支持變法運動，還熱切地準備著做變法的排頭兵領頭雁。
康有為雖然有時被描述為帝師，實際上他從未擔任過這個職位，與皇帝的會面也很少。但在一次會見的過程中，皇上授予他一種特權——他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遞奏章，而不必通過普通的官方渠道，康有為懷著熱切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個恩遇。
他的奏章促成了一系列著名改革法令的頒佈，這些法令在1898年的夏天，也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百日”期間，一個接一個地，緊鑼密鼓地頒佈下來， 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為之深感驚喜，而絕大多數保守主義者卻在震驚的同時表示強烈反對。
人們通常會批評康有為的改革計劃以及光緒皇帝的聖旨，認為這些構想有些輕率，與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狀況不相稱，與中華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這樣的批評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即使維新派的主張法令在以後的嘗試中得以切實有利的施行，也只能倉促間將沒有做好準備的中國推入西方議會民主的模式。
康有為自己也承認，在他的晚年，他的一些計劃是不明智的，比如建議放棄中國服裝，轉而支持西方服裝，因為這將意味著中國絲綢工業的毀滅。但他的大部分主張，或他支持這些主張的論據，並沒有什麼荒誕或不合理之處。
康有為和光緒皇帝建立他們夢想的新中國的努力失敗了，不是由於他們的夢想本質上是荒謬的或不可能實現的，而是由於和他們的性格、智力無關的原因。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 憶江南譯自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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