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寬我們的視界，不單純地用歷史學，而是加上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哲學，綜合地來分析、判斷，會發現，儒家思想的興衰總伴隨著家庭秩序的興衰，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儒家思想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孔子在春秋末期編纂經典，十分眷戀周朝的社會秩序，但周因戰事不斷，已在分崩離析之中，而周的核心秩序是家庭秩序，家庭和親戚關係無疑又是家庭秩序的核心。
周滅商，開創了中國的封建時期，其時，政治權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級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周天子共設七十一處封地，其中五十三處由他的親戚治理，剩下的則分給其他文武官員，以及已被擊敗但願效忠的商貴族。許倬雲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指出：“（在春秋時期）國家像一個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統而不治；大夫們很重要，不是因為其職位，而是因為他們是君主的親戚，或是顯赫家庭地家長。”
周朝早期牌部落和酋邦之間，史書中稱為“國”的，都不是真正的國家，換言之，整個國家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親戚團體所擁有，土地和民眾，都是可傳給後裔的家庭財產，只受父系家庭親戚規則的約束，這個社會中沒有公私之分，每個佔統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徵兵徵稅，並作出自認妥善的司法裁決。
公元前770年-前256年是東周時期，真正的國家開始成形，它們設立常備軍，在界定領土內實行統一原則，配備官僚機構，徵稅執法，分佈統一的度量衡，營造道路、灌溉系統等公共基建。然而，
國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動力就是戰爭。許倬雲計算，春秋時期的294年，中國的“國家”之間共打了1211次戰役，和平歲月僅有38年，超過110個政治體倍滅絕。後續的254年戰國時期，打了468次戰役，僅有89年太平無事。連綿不絕的戰爭使周朝親戚家庭的社會秩序土崩瓦解，建立其上的儒家思想當然也就搖搖欲墜。
在某種程度上，戰爭衝突背後的癥結是舊貴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尋覓新機會，以攀登權力階梯。不過，東周的分裂始終被看作曠日彌久的異數，中國需要承擔天命的血統崛起，予以撥亂反正，統一才是最正統，最符合天命的古老理念，換言之，就是看哪個宗族獲得統治中國的榮譽，這也為儒家思想在西漢的捲土重來，獨尊天下，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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