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西安，710119
內容提要
近幾年來，中國舉辦了絲綢之路視野下的一系列有關亞洲文明的展覽，開闊了人們對尚未知曉的亞洲各國的瞭解，多角度的展示了公元前後幾千年亞洲文明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亞洲最古老的文物凸顯了人類最早文明的源流。本文對絲綢之路與亞洲文明之間的互動進行了考察，通過各國海陸轉輸的貿易商品和填補文化藝術缺失的空白，提煉了交流的主線與路網，重點分析了以往較少關注的精品文物，認為亞洲的文化不僅獨具特色、厚重燦爛，而且為世界人類文明交流做出了貢獻。中國連續推出有自己特點的各國合作聯展，標誌著我們開始有意識關注原先未知的亞洲周鄰各國，大大延伸了絲綢之路外部路網世界的文化空間，有助於理解共存、共容和共生的亞洲，從古老絲綢之路的“亞洲觀”走向全球文明的“世界觀”。
漫長的“絲綢之路”聯繫著廣袤的亞歐大陸，但是形成的路網大部分都在亞洲，亞洲作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洲，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世界之最”比比皆是，而且是人類最早的定居地之一，歷史悠久積澱出深厚的文明。
從絲綢之路地圖上看，幾十條廊道和穿行在綠洲平原、褐色高原、黃色沙漠之間路網，不僅將亞洲有機地串聯在一起，而且聯繫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河流域、中國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三個重要的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僅在亞洲土地上就有一千多個大小民族，約佔世界民族總數的二分之一。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不同膚色的不同民族，在你我交流中形成互鑑互學，分別創造了自己的輝煌文化。
亞洲的文物也最為厚重燦爛，早在公元前3000年，西亞兩河流域巴比倫人已經發明瞭燒製陶器和冶煉礦石，蘇美爾人首先發明瞭文字和系統的灌溉工程，中亞的遊牧民族發明了馬鞍、挽具和車輪，南亞留下了佛教和印度教發源地的石雕藝術，中國人發明了瓷器、馬鐙、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並最早種植稻穀。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發明了十進位計算技術。亞洲各種地方性的醫藥技術即使今天也非常有效，無不顯示古人智慧與工匠的卓越才能，都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1]。
為了展現亞洲各國文明的歷史特徵，多角度聚焦各文明之間對話與交流的軌跡，近年來中國連續多次舉辦了“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中哈吉3國）”[2]“殊方共享：絲綢之路文物精品展（12國）”“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23國）”等多個文物大展，通過亞洲幾十個國家近千件組的文物精品，讓觀眾感受亞洲文明的深邃與遼闊，與以前舉辦的《亞洲藝術遺珍展》《歐亞衢地：貴霜王朝的信仰與藝術》等亞洲主題展相比[3]，近年來從“文物”提升到“文明”，為人類文明交流互融提供了東方智慧的啟迪與滋養。
一 亞洲文明的特色新知
大約距今8000年—6000年開始，亞洲各地之間就有了長距離的接觸，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從史前時代就起步於無垠的東亞草原，海上絲綢之路則起航於世界季風最顯著的西亞港口。亞洲不僅歷史和文化非常悠久，而且經濟和文化水平曾經在世界上長期居於領先地位。
各國的文物給我們帶來了遠方的知識信息，打開了人們的眼界，突破了地域疆界的限制，開闊了傳統的視野，幫助我們重新認識亞洲的文明，但形成的不是“亞洲觀”而是“世界觀”，不是時間經線或空間緯線，而是綜合了亞洲之間與亞歐之間的交往成果，是人類共同的知識譜系。
圖一 阿富汗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雙牛銀器
難能可貴的是，作為早期文明起步卻屢遭戰禍破壞的兩個國家，將自己文物亮相中國國家博物館展覽大廳，一個是南亞的阿富汗，一個是西亞的敘利亞。
圖二 阿富汗巴格拉姆出土公元2世紀玻璃花瓶
阿富汗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精品文物有蒙迪加克遺址出土的繪有長角羊高腳陶杯，巴克特里亞遺址出土的青銅斧頭，法羅爾丘地遺址出土的兩件壯牛裝飾銀器（圖一），這麼早的文物確實罕見，都是南亞人類早期文明的代表物。而阿富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出土公元2世紀玻璃花瓶（圖二），5世紀貼金泥塑佛首（圖三），均是亞歷山大希臘化後的藝術新創造。尤其是希臘—巴克特里亞是希臘馬其頓人在今阿富汗地區建立的希臘化政權，留下的“希臘化”文物琳琅滿目[4]。
圖三 阿富汗公元5世紀貼近佛像
毗鄰地中海的敘利亞，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公元前9200-前8800年漩渦紋黑石殘件（圖四），公元前8200-前7500年石雕動物像，公元前7500-前5500年矩形平托盤印章和三角形灰色平托盤印章，都是使人無法想象的遠古文明迴響。敘利亞瑪麗出土的公元前3世紀中期組裝畫（圖五），烏加里特出土公元前2世紀後期彩繪馬車陶罐，泰德穆爾出土公元2世紀石雕牌、紡織品、石灰石墓碑雕像等（圖六），多拉奧布斯出土公元2世紀耳釉陶罐，公元1世紀罐狀陶器女頭像香爐、陶燈罩，尤其是公元前2世紀後期敘利亞烏加里特出土的黏土版和烤泥碑（圖七），上面的文字清晰地印證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文明傳承[5]。
圖四 公元前9200年至前8800年的黑石殘石，敘利亞大馬士革博物館藏
敘利亞出展的文物精品時代延續到了拜占庭時代和奧斯曼時期，透過器物的早晚對比，說明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反映了區域特徵，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都雙重維度詮釋了高度文明。
圖五 公元前2500年組裝畫
與敘利亞毗鄰的黎巴嫩也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心備受矚目的國家，黎巴嫩各地出土的文物琳琅滿目，青銅時代的紅陶杯、雪花石膏瓶，羅馬時代的各類玻璃瓶、玻璃碗，尤其是著名的比布魯斯出土青銅時代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灰石碑，黎巴嫩西頓厄舒蒙神殿出土公元前4世紀中期大理石雕孩童像（圖八），黎巴嫩貝卡出土羅馬時期（公元573年）祭祀神王朱庇特的高浮雕（圖九），令人驚異不已，它們都是第一次來到中國露出面容。
圖六 公元2世紀基碑雕像
圖7 公元前1600年泥板文書
西亞的文物對東亞的中國人來說，比較遙遠也比較陌生，可是展出的阿聯酋沙迦國家博物館藏公元1世紀阿聯酋米雷哈（Mleiha）出土的銀幣以及迪巴希森（Dibba al-Hisn）出土公元1世紀德拉克馬銀幣，表明當時貨物交換進入貴金屬貨幣時代，北瀕波斯灣的阿拉伯半島海上貿易非常頻繁，對我們理解海上絲綢之路和“季風航線”非常有益[6]。
圖八 黎巴嫩公元前4世紀大理石童像
阿聯酋烏姆蓋溫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阿聯酋泰爾·阿布拉克遺址出土約公元前3000-前2000年石圓筒印章、綠泥石容器，僅在公元1世紀就有艾杜爾遺址出土的青銅燈與寶石掛飾，迪巴（Dibba）出土的玻璃香水瓶、米雷哈（Mleiha）出土的公元前3世紀末刻有銘文的石膏板（圖十）以及1至3世紀石雕像、石罐、釉陶杯，都是阿拉伯區域的文明標誌，特別是迪巴希森（Dibba al Hisn）和豪爾費坎（Khor Fakkan）等地出土13世紀至16世紀青花瓷器和青瓷盤，而青花瓷常用的一種關鍵性材料（蘇麻離青）就主要來自伊朗等地區，再次印證了中國和阿拉伯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往來。文明的交往正是歷史進步的證據。
圖九 黎巴嫩祭祀神王朱庇特高浮雕
如果說作為一個亞洲人一定要看懂亞洲具有世界級的文明印記，恐怕不是易事，全面的觀察也不可能通過幾個展覽就讀懂看透，但是瞭解亞洲文明的特色，通過絲綢之路上文物所體現的文化符號和記憶印記，還是值得我們逐步反思的。
圖一 一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出土公元前1500年銅犀牛
二 亞洲文明的交融空間
亞洲有著許多令人無限神往的藝術珍品，以往我們視為撲朔迷離的神話傳說，如今擺在眼前，猶如打開一扇扇暗舊門扉，通過重點展品見證，我們不僅瞭解了文物精品的精彩，更明白了搭建文明互學互鑑、共同發展的重要性，歷史常常就在這些貌似無意義的小文物身上顯出意義。
印度是最古老的文明古國，新德里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達馬巴德出土公元前1500-前1050年銅犀牛，站立在四輪車上，栩栩如生（圖十一）。印度秣菟羅出土公元2世紀貴霜王朝斯基泰人頭像（圖十二）、沐浴女子像（圖十三）、龍王禮佛飾板等等石雕，都是栩栩如生的犍陀羅藝術風格，真實再現了當時的人物形象，填補我們以往認識的空白。印度中央邦出土公元前2世紀巽加王朝的石刻樂師隊伍，載歌載舞，細節生動。印度這種石雕藝術一直到公元10世紀都長盛不衰，菩薩像、天女像、坐姿象頭神伽內什像等均為藝術珍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7]。
圖一二 印度藏公元前2世紀斯基泰人頭像
如果我們以文明流動的眼光來看，巴基斯坦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是與印度一樣座標系上的殿堂。巴基斯坦美赫尕爾出土公元前3000年陶製女性雕像，摩亨佐達羅出土公元前2500-前1800年無頭男性石像，瑙哈羅（Nausharo）出土公元前2600-前1800年塗飾陶罐（圖十四），俾路支省寧道瑞(Nindowari)遺址出土公元前2600-前2300年庫利裝飾陶罐，巴基斯坦扎裡夫科魯納出土公元前1000年陶製甕棺，追根溯源，這些無疑都是文明交融的古典精品。
圖一三 印度公元2世紀貴霜王朝泉中沐浴女像
過去我們往往注重的是大國的文化特色，對小國經常忽視省略，可是一些小國在大國夾縫中有著悲痛的創傷史，對自己民族源頭的歷史文物格外珍視，除了血與火被征服的悲劇情懷外，也有對歷史變遷的理性回味，如今的危機與過去的災難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參展亞洲文明小國亮相是格外珍惜的機遇。
圖一四 巴基斯坦公元前2600年的陶罐
例如以製作彩陶聞名於世的亞美尼亞共和國（Republic of Armenia），位於亞歐交界高加索地區，公元前8世紀—前7世紀的鳥型陶來通（圖十五），彰顯了其文明的脈絡。因而其出土公元前10世紀-前9世紀的祭祀貯藏用陶罐，造型優美，題材精采。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的貯藏罐、盤子、香爐等都是彩陶的傑作，是這個國家精湛的工藝和成熟的美學。
又例如柬埔寨柴楨省羅密赫縣巴薩克出土前吳哥時期（公元550-600年）石雕溼婆神的公牛南迪像、石雕毗溼奴立像，茶膠省吳哥波雷縣寺院出土前吳哥時期（公元7世紀）石雕佛頭，磅湛省出土的7世紀石雕蛇王納迦護佛像，馬德望市出土吳哥時期10世紀中期石浮雕門、石雕金翅鳥殘片等（圖十六），使人聯想到當時國王委任與激勵能工巧匠，依據佛教的信仰創作出文明的藝術[8]。
歷史上的“亞細亞大道”正是從中亞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錫爾河流域，進入土庫曼到伊朗，伊朗馬什哈德歷來是與印度、阿富汗和中亞的貿易中心，是絲綢之路經濟重鎮。而向西伸張大不里士又是伊朗與高加索、土耳其的貿易中心，拜火教聖地。南北兩線分別匯合，可以穿越小亞細亞半島經過歷史名城伊斯坦布爾進入歐洲，也可穿越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從敘利亞綠洲直達地中海。
圖一五 亞美尼亞公元前8世紀鳥型陶來通
在絲綢之路這些幹道上的國家彙集了幾千年的文明成果，既改變了當年的歷史進程，也積累了無數當時的珍寶，而正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藝術精品。土庫曼斯坦有垂飾的女性飾品和首飾有著濃郁的民族風格，阿塞拜疆巴庫地區生產的織花地毯和“傑伊利（Jayirli）”品牌地毯以及羊毛鹽袋，都是古代盛產的奢華物品，它們成為當地古代詩人們讚美的對象。
圖一六 柬埔寨石浮雕門楣
哈薩克斯坦南部出土公元7世紀突騎施汗國銅幣，由碎葉城和塔拉茲城發行流通於從七河地區到粟特（今塔吉克斯坦）之間的廣袤區域，銅幣的一面是汗國的徽記，另一面刻有一圈逆時針排列的粟特字母突厥文銘文“神聖的突騎施汗國丹加”（圖十七）。這些銅錢圓形方孔仿照中國銅錢的樣式，不僅說明當時亞洲貿易經濟圈的貨幣流通，也是貿易規模的真實寫照[9]。
圖一七 哈薩克南部出土公元7世紀突騎施汗國銅錢
塔吉克斯坦國家博物館藏公元前3—前2世紀石質宗教儀式容器，即叫做皮克希達（piksida）器皿，深碗式容器裡外均經過精心打磨，容器配蓋三面都有十字形裝飾紋，據說代表天地人（圖十八）。片治肯特出土的20釐米長公元7-8世紀鞋形石頭，有三行粟特語銘文，瑣羅亞斯德教戰神韋雷斯拉格納之子的名字出現了三次（圖十九），祆教作為波斯國教影響不止到中亞粟特地區而且傳播到中國，近年祆教石刻屢屢發現震動國際學術界。令人驚訝的是公元16-18世紀金屬角釘盾牌上（圖二十），有5個角狀釘的設計植根於祝福角歷史，它們在戰爭期間保佑戰士們獲得勝利[10]。這種盾牌在中國很少見到。
圖一八 塔吉克斯坦公元前3世紀至前2世紀宗教容器
蒙古國家博物館收藏展出的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即匈奴時期青銅鍑（圖二十一），是歐亞草原上常見的炊器，這種青銅鍑用於官方典禮，受草原文化影響，戰國邊境匈奴經常鑄造此類器物。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2世紀太陽形狀金箔裝飾，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青銅皮帶扣，杭愛省霍坦縣出土的公元745-840年回鶻汗國神獸紋建築泥塑，後杭愛省海爾汗縣出土的公元6-8世紀突厥汗國薩珊銀幣（見圖二十二），為胡爾索王一世（531-579）鑄造（現伊朗阿巴茲城），可能是由粟特商人從中亞帶到蒙古的，彷彿講述著絲綢之路草原道上多方的貿易往來，千年來的大變局處處是歷史的迴響，草原絲綢之路續接的文明就是一步步傳承前行[11]。
圖一九 塔吉克片治肯特出土公元7世紀粟特文石刻
圖二O 塔吉克斯坦16世紀角釘盾牌
號稱亞洲“心臟地帶”的中亞曾在漫長曆史文明推進中起過重大張力作用，但隨著頻繁戰爭、人口遷徙、疆界鉅變等，財富的磁石失去了吸引力，到海路興起時陸路失去了亞洲腹地與西方文明溝通機會，閉關鎖國造成歷史停滯不前，重心的偏離與轉移預示著亞洲走向的衰落，西方一些學者認為中亞只是絲綢之路過往的中轉站，不是亞洲文明交流的十字口。特別是10世紀以及近代以來亞洲遭受多次戰亂毀滅，外來者征服的殖民沉重打擊更使亞洲封閉落後於世界之林，古代的貿易模式很快失去了活力，陷入孤立被動的隔絕中，亞洲命運多舛，提示我們“文明不應孤立”對現實永遠有著關照的意義。
圖二十一 蒙古肯特縣公元前3世紀至前1世紀青銅鍑
圖二二 蒙古後杭愛省出土波斯銀幣（A）
圖二二 蒙古後杭愛省出土6世紀波斯銀幣（B）
三 亞洲文明的影響延伸
亞洲從遠古流傳下來的文物藝術精品保存著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明記憶，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烙印都應該被尊重，每一個特徵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獨特氣質的一部分。亞洲文明的藝術結晶，曾經被西方人視為神秘東方的收藏品，幾個世紀來大量掠劫或投資瘋買。但是亞洲文物也由此世界關注，包括著重於體現蘊含的學術價值，當我們把眼光由歷史投向未來時，亞洲如何回應世界的挑戰，如何以和平共享的方式重新締結亞洲與世界的關係，增強亞洲文化自信，這才是我們尋求的答案。
西亞南部約旦考古博物館藏約旦傑里科出土的約公元前16世紀婦女造型小水壺（圖二十三），公元前11-前10世紀猴子造型陶壺，公元1世紀納巴泰風格石灰石神靈頭像和納巴泰語碑銘（圖二十四），公元531年描繪亞歷山大里亞景觀的馬賽克裝飾；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亞洲同時期或較晚藝術作品的形制。同樣，沙特阿拉伯阿爾馬卡地區出土公元前7世紀石雕動物頭頸和石雕人像、頭像，也是對後來近東地區奠定了文化底色[12]。
圖二三 約旦公元前16世紀女性頭像小水壺
圖二四 約旦納巴泰風格祭壇
圖二五 日本群馬縣出土公元6世紀埴輪馬
南亞印度新德里國家博物館有藏摩亨佐••達羅遺址出土公元前2500年由秤臂、秤板、秤砣組成的銅秤，公元前3—前2世紀壓印銀幣（直徑3.3釐米、重5.8克）、公元5世紀笈多銀幣（1X1釐米，重1.6克），這些文物無論是度量衡還是流通貨幣，都是早期商業貿易必用的工具和方式，文明的延續和重構離不開商業貿易的經濟支撐[13]。
圖二六 韓國慶州九政洞方形墓出土統一新羅時期胡人隅柱石。
東南亞老撾國家博物館藏老撾沙灣拿吉省出土史前時代的銅鼓，琅勃拉邦省出土史前時代星形石塊，老撾琅勃拉邦省瀾滄王國時代木雕羅摩衍那原本。印度尼西亞國家博物館藏印尼南蘇門答臘省巨港市出土公元8-9世紀銅佛像。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藏有許多華人使用的高跟珠鞋、娘惹服、峇迪布，直接反映了華人文化圈的影響。還有印度裔豐收陶罐、西塔琴等以及本地原住民瑪赫瑪麗族面具等藏品，均反映了族群溝通和民族匯融的深刻影響。
圖二十七 韓國慶州市味鄒王陵地區出土5世紀陶角杯和角杯臺
東亞日本與中國有著一衣帶水的密切關係，日本背靠太平洋唯一面向的大陸就是漢唐中國，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大阪八尾市恩智中町出土公元前2—前1世紀流水紋銅鐸，日本群馬縣伊勢崎市下觸出土公元6世紀陶扛鍬男俑竟然高達91.9釐米，群馬縣大泉町出土6世紀古墳時代的陶埴輪馬（圖二十五），說明騎馬風俗由大陸傳入日本後，不是作為運輸工具，而是一種權威的象徵。和歌山縣那智勝浦的公元7世紀銅鎏金菩薩半跏像，是連接中國佛教文化交流後的文明形式。12世紀平安時代的木胎著色天王立像，是根據空海大師從大唐請來的圖像製成的。13世紀鎌倉時代的木胎鎏金飾寶石阿彌陀如來立像，則是依據中國宋朝獨具特色的雕像藝術影響而做成的精品文物[14]。
圖二八 巴基斯坦刻有丘比特的綠片岩石
絲綢之路的路網覆蓋在朝鮮半島上也非常明顯，韓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新羅統一時期慶尚北道慶州市九政洞方形墓出土隅柱石，分別陽刻西域風格的獅子與守衛石墓的深目高鼻異國武士（圖二十六）。慶州市味鄒王陵地區出土5世紀陶角杯和角杯臺（圖二十七），源於遊牧民族切斷羊角、牛角製作使用的酒杯，即希臘語“來通”，在西亞祭祀禮儀中頻繁出現，而在新羅、伽倻時期的墳墓中也出土不斷。慶州市金鈴冢出土6世紀琉璃杯，據分析是西亞製作後經絲綢之路流傳的物品之一。五至六世紀在新羅王族、貴族階層當中流行地中海沿岸傳來的鑲嵌玻璃珠，亦是經絲綢之路傳入新羅的泊來品。
朝鮮國立中央歷史博物館收藏高麗早期朝鮮黃海南道白川郡江湖裡江西寺銅鎏金九面觀世音菩薩立像，公元11—12世紀上半葉仙鶴祥雲圖案青瓷梅瓶，均來源於中國傳統藝術，說明東亞雖然有著複雜政治關係，可是文化風格有著兼容幷包的深深影響。
絲綢之路沿線文化從南亞到東亞光照大千的莫過於佛教文化了，巴基斯坦作為“佛國莊嚴”藝術起源地之一，這次展出有巴基斯坦斯瓦特出土公元1-3世紀刻有運送佛陀遺骨圖樣的綠片岩石板、刻有丘比特的綠片岩建築面板（圖二十八），塔克西拉遺址出土公元3-4世紀粉飾灰泥菩薩頭像，犍陀羅國遺址中部出土公元2-3世紀刻有佛陀和侍者的灰片岩雕飾帶片, 灰片岩菩薩像、立佛像，這些文物見證了佛教東傳的勃興及演變歷程，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和東亞諸國的文化性格、精神面貌，使我們對佛教進一步有了從“畫皮”到“畫骨”的觀察。
可以說，一系列多國絲綢之路合作展覽的亞洲文明，最大的學術價值就是讓我們認知了自己的文化，東亞與西亞的兩端文明需要重構，正像現代考古研究所表明的，中國的粟和黍一萬年前就傳至西亞，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仰韶彩陶也傳至西域遠至西亞地區，而西亞的小麥、綿羊、黃牛和冶金術也傳入中國，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銅鈴、銅環等銅器，包括我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早期小件銅工具、兵器和裝飾品，與中亞和西亞的銅器從形制和種類都別無二致，其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4100年[15]。至於歐亞草原風格青銅器和動物紋飾在甘青新疆地區的流行，四千年前來自中亞南俄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亦影響著黃河中下游地區居民，《殊方共享》展示的圖爾賓諾文化倒鉤矛，證明發源於俄羅斯青銅時代的圖爾賓諾文化，隨著歐亞草原遊牧部落進入到甘肅、青海、河南、陝西等中原地區，這種夏商時期的倒鉤矛多有發現，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倒鉤矛，正是來自遙遠草原的證據（圖二十九）。儘管有許多謎底還未完全揭開，但是呈波浪式的連續遷徙民族在最初人類接觸後，開始發揮獨特的文明貢獻。
四 中國在亞洲的位置
作為亞洲最重要的國家，中國從5800年至前3500年，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這次亞洲文明展中國拿出了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7世紀（二里頭文化）的嵌綠松石獸面紋青銅牌飾，陝西省西安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彩陶盆，浙江省杭州餘杭瑤山出土約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約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彩繪陶盆，還有1963年陝西省寶雞市東北郊賈村出土約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西周）銅何尊，器內底部出現最早的“中國”文字記載。回溯這些文明的歷史，不免深深感嘆我們祖先的偉大，更重要的是它們代表了人類文明在亞洲的起源。
圖二九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帶鉤矛
中國是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和合共生”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僅從文化遺產的標識物來說，湖北省荊州馬山一號楚墓出土戰國龍鳳虎紋繡羅單衣衣袖，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中出土的銅鎏金長信宮燈，甘肅省敦煌市馬圈灣烽燧出土的西漢紙，如此等等，留下的印記分別代表了中國的絲綢、造紙、漆器、瓷器、建築、服裝、書籍、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等對亞洲文明和全球進步都產生過巨大影響。
從絲綢之路視野觀察，中國自張騫通西域後就打破了封閉的疆域，不斷吸收了亞洲各國的物產、音樂、舞蹈、宗教、科技成果等等，展示的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中山王墓出土的戰國青銅錯銀雙翼神獸，1984年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東漢藍地人首馬身紋毛布和民豐縣尼雅1號墓出土希臘豐饒角女神印染花布，寧夏固原西郊深溝村北周李賢墓希臘神話鎏金銀壺，山西省大同市封和突墓出土正始元年（501年）波斯狩獵紋鎏金銀盤，固原北周田弘夫婦墓出土拜占庭金幣，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舞馬銜杯仿皮囊式銀壺，這些外來文明元素的文物，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也說明中古時代社會自身市場需求為驅動力，經濟上的利潤追逐也會帶來文化之間的角逐競賽，從而開展了互動的歷史進程[16]。
2000年以前我們學術界主流還是強調自己文明的獨立起源和發展，批評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但現在從早期新石器到明清時代的交流互動已成為最關注的的話題，文明的成長壯大離不開互動互融。過去我們在西方“乾燥的亞洲”“病夫的亞洲”誤導下，只是粗略的瀏覽亞洲往昔的姿容，對亞洲的歷史軸線並不瞭解。現在急需補課重新認識亞洲的文明，遺憾的是，中國現在有備案博物館5354家[17]，但是沒有一座專門收藏亞洲文物或世界文化精品的博物館，沒有借鑑就沒有交流，一系列有關亞洲文明的展覽標誌著我們開始有意識關注未知的亞洲周鄰各國，大大延伸了絲綢之路外部世界的文化空間，因而為了展現文化雙向交流的豐富多彩，有意識的突出了阿富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阿伊—哈努姆出土公元前3世紀滴水嘴獸，新加坡亞洲文明館公元5-6世紀印度教毗溼奴的坐騎金翅鳥迦樓羅浮雕，沙特阿拉伯法奧地區出土公元前4世紀帶有古也門字母題詞的石雕方型香爐，亞美尼亞曆史博物館公元9-10世紀彩陶托盤等等。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前收藏的上世紀黃文弼新疆考察團所得的獸足陶盆，第一次亮相展臺，也是以前人們不知的絲綢之路考古發現的文物精品（圖三十）。真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然規律。
圖三O 20世紀30年代新疆考察團發掘的獸足陶盆
由歷史理解現實，由現實觸摸未來。可以說，亞洲的燦爛文明留下了熠熠印記，也留下了無數深層的文化密碼，需要我們打開文物這一扇扇門窗迎接大眾去觀察，去探討其紀念碑性的意義。如果說亞洲文明的藝術精品昇華了亞洲人的文明自豪感，有益於促進亞洲各國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的路徑繼續吸納歷史的營養，那麼唯有平等對待各類文明，不僅研究東亞、中亞、西亞，而是從全球史的角度觀察絲綢之路和亞洲文明，正如英國學者彼得·弗蘭科潘認為絲綢之路把亞洲屋脊上的交流網絡編織在一起，成為整個世界的中樞神經系統[18]。
我們相信，通過近年來搭建文明互學互鑑、共顯多彩高峰的展覽平臺，不僅促進亞洲協作互信，凝聚亞洲發展共識，激發亞洲創新活力，而且將為亞洲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和整個人類發展提供精神支撐，讓亞洲從古老的絲綢之路走向更加精彩的未來。
[1]（日）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年。
[2]國家文物局、香港康文署：《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香港歷史博物館編輯出版，2017年。
[3] 上海博物館編《亞洲藝術遺珍—亞洲協會洛克菲勒藏品精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歐亞衢地：貴霜王朝的信仰與藝術》，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4]故宮博物院編《浴火重光——來自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的寶藏》，故宮出版社，2017年。
[5]The Exhibition of Great Civilization of Syria，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Ltd.1988.
[6]（英）理查德霍爾著、陳喬一譯《季風帝國：印度洋及入侵者的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
[7]（德）施勒伯格著、範晶晶譯《印度諸神的世界——印度教圖像學手冊》，中西書局，2016年。
[8]廣東省博物館編 《高棉的微笑——柬埔寨吳哥文物與藝術展》圖錄，嶺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
[9]《中亞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會：公元250—750年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The history 0f Central Asia：the age of the Silk Roads，Christoph Baumer，Published in 2014 by London.
[11]（日）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遊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
[12]中國國家博物館編《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
[13]（印）D.P.辛加爾著、莊萬友譯《印度與世界文明》，商務印書館，2019年。
[14]（日）河添房江著、汪勃、山口早苗譯《唐物的文化史》，商務印書館，2018年。
[15]王巍《漢代以前的絲綢之路——考古所見歐亞大陸早期文化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月12日。
[16]葛承雍《絲綢之路的世界迴響》，《藝術設計研究》2019年第1期。
[17]2018年統計，中國現有博物館5354家，其中130座國家一級博物館，286座國家二級博物館和439座三級博物館，約佔全國博物館五分之一，其中行業博物館超過800家，非國有博物館超過1400家。但沒有一家以亞洲文明為主體的博物館。
[18]（英）彼得·弗蘭科潘著、邵旭東、孫芳譯《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2019年5月4日初稿
2019年6月12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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