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龍祥
最大不同，就是一條：
唐朝人比宋朝人更負責。唐朝牛李黨爭雙方，雖說各有私怨利益，但國家大事面前，都是負責任的政治家，關鍵時刻常能顧大局。而宋朝的朋黨之爭，與之一比卻差得遠，到了最惡劣的時段，更是隻講私怨不顧國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節操盡碎。
這個差別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黨爭。
唐朝牛李黨爭，雙方代表人物為李德裕與牛僧孺，這二人一個名門大族出身，一個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隊伍，多年來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無數後人紛紛瞧熱鬧。但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強人，卻也有個同樣的身份：治國幹才！
雖說出身不同，政治主張也有差異，但放在大唐國務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稱擔當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潔的好品質。以為官表現論，絕對都是官員中的楷模人物，業績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劍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滿滿輝煌的好成績。比起歷史上那些滿嘴唱高調的清流人物來，這二位都是優秀的實幹家。
如此優秀人物，互相掐起來，自然也是高招迭出，二十七年間，大唐的朝堂就變成了擂臺，一會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不幾年後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繼浮浮沉沉，互相拆臺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鬧出一樁槽點，把李德裕從吐蕃手裡浴血收復的維州，竟然拱手還給了吐蕃，鬧的大唐顏面盡失。
雖說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隨後就用一種辦法，證明了他從不逃避的品質：慨然承擔了丟失維州的責任，主動引咎辭職。這不止是敢作敢當，更是肩起國務責任的勇氣。以一身的擔責，平息維州爭端後朝堂無謂的爭論，把國家政務拉回正規。雖說這件事上，牛僧孺的戰略預判犯了錯，可這負責任態度，著實無錯！
而在雙方爭鬥二十多年的活劇裡，貫穿始終的，同樣是這負責任態度，無論李德裕還是牛僧孺，一旦當政後，都會把對手狠踩痛貶，但是唯獨不會貶的，就是對手已經見效的國務政策。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互掐模式，所以那一段時間的唐王朝，也就出現了奇景象：在牛李黨爭的白熱化期間，唐王朝卻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武宗的會昌中興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這晚霞一般的輝煌，就有牛李黨爭良性競爭的結果。
而與之相比，宋朝的朋黨之爭，卻是坑多了。
宋朝的朋黨之爭，真正的白熱化時代，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當時的北宋王朝，雖說表面繁榮，其實卻已不堪重負。國家財政連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國防危機四伏，已經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馬光為首的一群老臣們，卻只知道給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調。這才叫年輕的宋神宗忍無可忍，慨然啟用王安石，轟轟烈烈的北宋變法上馬！
然而，隨著變法的開始，北宋的朋黨之爭，也迅速的高漲起來，早年唱高調的司馬光一夥，搖身變成了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與王安石麾下的變法派玩命死掐。雖然在後來的史書裡，各類史家對司馬光等人的作為極力美化，把他們的折騰看做為國為民的正義行動。
但無奈司馬光的鐵桿盟友文彥博，一句話暴露了這群人的最惡劣用心：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所謂的富國強兵，在這群人看來，統統就是浮雲，動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毀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組團跟變法玩命。北宋朋黨之爭的真實目的，就是這樣惡劣！
於是，在北宋頂著反對派壓力，朋黨之爭的口水聲裡，堅持了十五年變法後，眼看著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卻因為宋神宗的病故橫遭轉折，徹底掌握大權的司馬光頑固派，幾乎是電閃雷鳴的手段，把已經取得成效的新法統統廢除。尤其令人髮指的是，為了徹底踩倒變法派，
號稱忠君愛國的司馬光，竟連大宋國家尊嚴都不顧，在北宋已經掌握對西夏戰爭主動權的好形勢下，主動諂媚示好，將北宋將士浴血收復的西夏六寨割給西夏！也正是在這群舊黨的折騰下，北宋的政治空氣迅速惡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將，北宋變法的旗幟人物蔡確，更被他們羅織罪名害死。而這樁血仇，也導致宋哲宗親政後，繼承王安石蔡確變法遺志的變法派干將章惇，在這場朋黨之爭中，掀起了對舊黨們最慘烈的報復：大批舊黨官員被株連論罪，已經去世的司馬光被追奪一切賞賜冊封。就連支持司馬光的高太后，都險些在死後被廢掉尊位。北宋朋黨之爭，就這樣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當然必須稱道的是，雖然變法派對守舊派，在宋哲宗年間開始了慘烈的報復。可是對於守舊派的政治主動，章惇為首的變法派，卻是去粗取精，盡力吸納，絕不幹司馬光這樣的齷齪事。也正因這個胸懷，才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橫山地區的輝煌武功！
但隨著宋哲宗去世，舊黨推舉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上臺，北宋徹底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正是這樣一種你死我活的朋黨之爭，最終也毀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個官場變成了逆淘汰，到了宋徽宗年間，朝堂上更變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終上演靖康之恥。明朝好些學者，把司馬光看做北宋滅亡的罪人，正是因為這朋黨禍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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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朋黨之爭和唐代的牛李黨爭有本質不同，跟漢代、明代的黨爭也有本質不同。不同點體現在哪裡呢？
不管是漢代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還是明代的“東林黨”，他們都是私人集團，而不是政治派系。因為，不管是漢代的清流與宦官，還是唐代的牛黨與李黨，還是明代的東林士子與太監集團，都不是以明確的政見差異進行區分，而是基於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形成朋黨。
而宋神宗朝出現的新黨與舊黨，跟傳統的朋黨不一樣：他們的分化與私人恩怨毫無關係，許多分屬新舊黨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爭執不休的政敵，但私下裡卻是很好的朋友。臺灣學者蔣勳先生說：“王安石跟蘇軾、跟司馬光可以有那麼多不同的意見爭論，形成黨爭，可是政權本身不插手，不會用調查局或者什麼情報單位去搞，去讓他們中間產生鬥爭。他們上朝意見不和，下來還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蘇東坡常常在一起寫詩，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時候你是新黨，我是舊黨，清清楚楚。我想這在世界歷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開明的狀況。”
蔣先生的描述有點理想化，不過新黨的王安石與舊黨的司馬光、蘇軾，舊黨的蘇軾與新黨的章惇，確實曾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即使後來鬧翻，也不是因為感情不和而分成兩派，而是因為分成了兩派才導致感情不和。
讓北宋士大夫分化為兩個陣營的因素，是政見上的巨大差異。一方的政治主張保守一些，另一方則激進一些，因此形成了保守派與變法派。從這個角度來說，傳統朋黨是按私人關係劃分的，而宋代黨爭則是按政見差異劃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