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農曆五月初三。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早起來到學校，先到國學研究院教授室寫好遺囑，藏在衣袋裡，再認真地評定完畢業研究生成績，並與研究院同事就下學期招生事宜長談，然後步行到校門外，僱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
在昆明湖魚藻軒畔，王國維吸完最後一根菸，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時年五十歲。
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可見當日一切如常 而王國維死志已決，逐步實施得有條不紊。
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現代學術的開山祖，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遜帝溥儀的老師，全世界聞名的大學問家，突然自溺而亡。這個事件當時震驚了全國，也可以說震動了世界。九十年來，對於王國維的死因，說法很多，可以說至今仍是20世紀的一個學術之謎。
王國維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際遇充滿了矛盾。個人和家庭、精神和肉體、新學和舊學、理性和情感、學術和政治、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一系列個人生命的矛盾，使他成為一個戲劇性地矛盾交織、去留兩難的人物。
我覺得，對於王國維之死給予最正確解釋的，是他的同事、同是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在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寫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長詩，叫《王觀堂先生輓詞》，回顧了王國維一生的際遇和學術成就，在這個輓詞的前面，有一個不長但是也不算短的序。其中指出，當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這種文化所化之人，會感到非常痛苦。當這種痛苦達到無法解脫的時候，他只有以一死來解脫自己的苦痛。陳寅恪認為這就是王國維的死因，王國維的自沉，是殉我國固有文化，而非殉清。這篇長序，闡述了陳寅恪的文化觀點及王國維之死因，不僅對王國維之選擇赴死給以文化意義上的正解，同時也是解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謎團的一把鑰匙。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這是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的輓聯。上聯寫王國維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處境，剩水殘山，形容亡國後的或經過變亂後的土地景物，透過此山河殘破，魂飛魄散，似乎可以理解王國維最後之終局。下聯說到王國維遺囑中“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之事。以學術書籍交付陳吳二人，無異於王國維的文化託命，反映出三個人之間相交之深。陳寅恪痛承好友遺命，倍感傷神。
新文化運動後，科學主義日漸深入人心，加之國家內外交困的形勢，中國的大學遂走上了科學與實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流行的學術分科方式不同，清華國學院的專業分工並不細緻，保持了傳統“國學”的統包性，導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都是通人。國學院兼採中國古代書院和英國牛津、劍橋書院制，強調導師對學生學問及人格整體的照顧及引導，學生入學時必須行拜師禮，迥異於後來只重學術研究和職稱評比、不重導師功能的風氣。簡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一股清流。
當時就讀於清華國學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
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
可清華國學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國維和梁啟超的相繼去世而停辦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如此有理想的教育，在也沒有走出多遠。但清華國學院的4年，與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的4年一樣，對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影響深遠。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古今凡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其實今天重讀，如同詩讖般驚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西風”就是秋風，“凋碧樹”，風把綠色的樹葉全部吹走了，所以變成了枯樹。一個人走到向西的樓上，“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深知身在情長在，領悟到只要自己的肉體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遠存在，對於這種情感是沒有辦法完全捨得的。對於美，對於自己所耽溺的這些事物，永遠沒有辦法拋棄掉。最後，那個尋尋覓覓、驀然回首的姿態，其實是一個賈寶玉式“懸崖撒手”的姿態，中國文化的理想，明滅在燈火闌珊處，他返身投奔的姿態，如此的決絕。可見，王國維內心的壓抑與苦悶由來已久，在文化轉型期，徘徊新舊之間，中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文化沒有信心。「國故」不再，國將不國。生活在一個不待見自己傳統文化的社會中，王國維經此世變，深感奇辱，願做一個警醒中國人的殉道者，效屈原之自沉汨羅。
自古以來，目睹政事之“迴天無力”而“旋乞歸鄉”，幾乎已成為“為臣之道”的傳統。在清末民初蕪雜的政局之下，士人大多不是遁往“山林”，或“山林”的象徵——故鄉，而是或依舊滯留京都，或輾轉青島、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掙得“世外”轉圜的餘地。去留之際，隱匿著個人與家國政治的離合。王國維曾為友作輓聯，曰：“問君胡不歸？赤縣竟無干淨土。”巨大的革命風潮的席捲，則相當於寸寸“王土”的淪喪。這樣，原本足以容身的“家鄉”，此時也被目為“汙濁”之地而“有鄉不得歸”。王國維在《疆村校詞圖序》中嘆言：“夫有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此處的“歸鄉”，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精神文化意義上的。那種中國文化理想所呈現的，煙水迷離之致、低徊要眇之情，那種山川、風雨、花鳥外不得已的心情懷抱，那種芬芳悱惻的心靈，已經越來越冉冉遠去了——王國維早就說出了近世以來中國士人的宿命。無鄉可返的王國維，最後只有在殘山剩水之中，燈火闌珊之處，帶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百年孤獨，四海無人，奇哀遺恨，為中國文化招魂返魅，與那個不斷破毀之中的文化精神，共命而同盡。這就是王國維的文化選擇，不顧世俗實利，跳出俗諦桎梏，以一死而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時光如水，百年如煙，王國維先生逝世，於今已整整九十一年，重讀陳寅恪所撰的著名碑文，依然肝膽相照、風骨凜然，“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往事已遠，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回首劫灰，不堪重夢百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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